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当今世界正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帝国主义意欲称霸世界也势必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疯狂地推行其和平演变政策，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例如它们在通过和平演变方法取得了苏东剧变的巨大胜利之后，接着在东欧、中亚、中东、北非各国依法炮制，频频发动“颜色革命”，屡屡得手，以及我国当下面临境外敌对势力企图更进一步以香港为突破口发动全面“颜色革命”的威胁，就是一个明摆着的现实问题。因此，我国当前在认真对付国外敌对势力军事等硬实力威胁的同时，也不能不更加重视其软实力的和平演变政策，彻底揭露粉碎其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特别是其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的文化霸权威胁。

当今世界的经济思潮，尽管五花八门，纷繁复杂，但不外是两大经济思想理论体系：一是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代表和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以给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为宗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为特点的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因而它成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所信奉的指导思想。二是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和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为宗旨、以维持资本主义永恒统治为目标的。自1830年以后，它的科学研究便开始逐渐转变为替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进行庸俗辩护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便不仅成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官方经济学，而且成了它们在经济思想战线上称霸世界的工具，特别是成了对我国在经济思想战线上推行文化霸权的锐利思想武器。现简要阐述如下。

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威胁

所谓新自由主义，简单地说，它与古典自由主义以反对封建主义为特征不同，而是以反对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它开始于20世纪20～40年代的米塞斯、哈耶克，兴起发展于70～80年代的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到90年代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现为“华盛顿共识”的自由主义政策纲领。这一纲领共有10条，其核心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内全面市场化、国际完全自由化。

2012年2月下旬，在我国“两会”前夕于北京发布的《世行报告》，就是企图在我国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典型标本。它虽然因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而在表面上有所收敛，实际上却影响深远，甚至成了当局某些政策中挥之不去的因素。这乃是我国人民之所以感到被美国文化霸权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编造和传播“中等收入陷阱”论

“中等收入陷阱”论是2006年由任职于世界银行的西方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提出来的一个理论。他认为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人均年收入达3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就长期停滞在这个水平上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由低收入发展到高收入时期所积累的矛盾在“长期停滞”时期集中爆发；并认为逃出“陷阱”之法，“关键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这里姑且不谈吉尔如何曲解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停滞于“陷阱”的原因，也不论其如何违反了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仅就其逃出“陷阱”的对策来看，就足以说明，他炮制“中等收入陷阱”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借机更进一步贯彻落实他们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以便把中国的改革引上邪路。因为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或阶级、阶层），一般认为是包括拥有中等收入的“白领”职工、中小私营企业主和较富裕的个体户，以及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富裕市民和农民。其中除“白领”职工属于工人阶级范畴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余都属于或者明显是资本家阶级，或者是处于不断两极分化过程中的小资产阶级。

因此，若企图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办法来逃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不过是要误导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倾向私有化，决心继续扶持壮大资本家阶级，促进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欺人之谈而已。

三、借口经济全球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与国际“全面接轨”的政策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实际是在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德国两名记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至少在金融市场上，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美国化。”美国正是以“全球化”为幌子推广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称霸全球，而全然不顾当今世界已是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经济多极化也跨入进一步强化、深化发展的时期，更不顾各国有各国的具体特殊情况，绝不是按照美国一个模式所能规范得了的。

然而在美国的大肆鼓噪宣传下，我国某些“公知”、“精英”受其影响，也动辄以经济全球化说事，处处都要与国际接轨，处处都要以美国为榜样，处处都要向美国学习。诚然，我们是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不仅要与先进国家“接轨”，而且还要力争迅速赶超；但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因为一般都带有不同的阶级烙印，我们不能不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的选择，而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行“全面接轨”政策，以避免落入“全球化”陷阱，重走旧中国半殖民地或经济附庸的老路。

四、妄图以西方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首先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某些科学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因而我们现在也必须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对西方经济学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同时还必须记住，前面说过，这两个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别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因而在原则上不能不是对立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从整个理论体系而言，对我国毫无借鉴意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说的：“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纵然其中有某些合理可取的分析方法和个别观点，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认真分析，决定取舍，而不能囫囵吞枣，全盘照搬。

然而我国目前高校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虽然已出版了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教材，培养出不少正确熟练地掌握西方经济学的高素质人才。但从整体上看，在相当程度上是与上述“一分为二”科学态度相悖的。例如，在课堂上对西方经济学多是述而不评或误评；再如，更严重的是，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上，并没有把前者放在主导和指导地位，而是二者并重，甚至使前者边缘化或被后者所取代。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早在2005年曾撰文高调警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担忧。”迄今近20年快过去了，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在许多场合更加恶化，以至有不少高校直接使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原版教材（教师将其作为研究与教学的依据和参考书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直接向学生灌输西方价值观已成常态。这些都表明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文化霸权对我国的渗透和影响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甚至都影响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建立，严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例如《辽宁日报》编辑部通过对五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进行半个月的调查后，于2014年11月13日致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公开信中披露的材料认为，部分高校教师对社会主义中国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说他们在课堂上随意抹黑现实，“呲必中国”。还说：“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凡此种种，足见高校目前在政治思想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俄罗斯国防部面对日益严重的“颜色革命”威胁，建议不仅在军事院校，而且应在俄罗斯所有高校开设对抗“颜色革命”的课程。受此启发，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采取类似相应措施来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威胁，粉碎其文化霸权的进攻。

五、滥用西方经济学庸俗的理论范畴来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或弱点是，它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这是它之所以是庸俗的、不完全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硬要把现象当真理，强加于人，并利用一部分人在中国进一步美化它，扩大和巩固它在经济思想领域的话语权。我国有些学者受其影响也言必赞西学，滥用西方经济学庸俗的理论范畴来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例如：

（1）滥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认为土地和资本与劳动一样都创造价值，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进而也势必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

（2）硬搬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把劳动者的智力称为人力资本。尽管这个概念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来讲，有其积极的创新意义，但混淆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界限。因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的本质乃是剥削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智力劳动者自己就是被雇佣的劳动者，根本就不存在自己剥削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问题。所以智力劳动者的智力不能称为资本。如果硬要把它称为资本，就无异于把智力劳动者也视为与资本家一样是剥削剩余价值的剥削者了。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来拥有智力的劳动者会愈来愈占优势，以至人人都可能成为“资本家”。这样，“人力资本”论就不言而喻地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用来掩盖剥削、抹杀阶级界限的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千万不要助纣为虐，去宣扬庸俗的“人力资本”论。

（3）鼓吹美化“经济人”或“经济人假设”。所谓经济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为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的具有理性的经济当事人。这是由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义，并由此出发而建立起他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理论。无疑的，这个“经济人”思想，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并在实践中也起到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它是从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出发得出的结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性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由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决定的。因此，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意识形态；“经济人”范畴也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而且是其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但绝不是永恒的、普遍的真理。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中人的本性则是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的大公无私奉献精神。作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建设者和共产党员，就应当时刻以大公无私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为不断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做贡献。而敌对势力则恰恰就在这致命的节骨眼上大肆鼓吹美化“经济人”和利己主义，以达其和平演变中国之目的。

自称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 Coase）弟子的Z教授说：“生物学已开始找到证据，证明和皮肤色素一样，人性自私是遗传而不可以改变的”。Z教授在这里把属于社会人的本性与作为生物人的自然属性或本能完全混为一谈了。

不可思议的是另一位W教授也公开美化宣扬利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说什么“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何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还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话，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积极性原理”。这位W教授不仅不懂得人的本性是什么和由什么决定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也不懂得作为以远大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人所应有的思想意识与当前党和国家现行政策是两码事，而绝不能因现行政策须照顾到尚有大量利己心理存在的事实就可以把利己主义当作永恒的真理来吹捧、传播。

何况现实中还有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成千上万不怕牺牲的英雄烈士，有雷锋、焦裕禄等大量的大公无私的先进人物和不断涌现的一批又一批舍己为人的道德模范，为何一字不提呢？！因此，可以料定，那位W教授之所以会那样吹捧美化利己主义，如果不是无知，就是糊里糊涂地充当了帝国主义推行思想文化霸权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俘虏或马前卒。

（本文节选自《领导权与话语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