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风险是一种“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当前，应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全新境遇和重要变量，善于在国际视野和历史纵深中、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互动中把握意识形态风险的新特点，重视追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风险源头。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意识形态风险的全新境遇

长期以来，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与竞争的必然结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使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风险面临新的背景、呈现新的特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意识形态风险的全新境遇。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风险面临新背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大变局既是世界正在经历的大变革，也是中国面临的大态势，两方面彼此影响，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和更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外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

从历史大视野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深度调整和世界力量对比演化的过程，伴随这场大变局而来的：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尤其是中国超预期快速崛起使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二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格局的变革，引发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重新调整，老牌强国的不适应性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规律性现象；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权将从根本上决定未来国际关系和科技产业发展格局，新科技革命使大国竞争趋于激烈化。在这一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采取了遏制性策略，企图阻滞后来者的追赶进程，延缓新型大国的崛起速度，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加紧围堵与遏制，加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和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力度。

基于上述时代变革及其引起的外部风险效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面临新背景。首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作为关键变量的变局，同时也是从外部影响中国发展的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推动力量和关键变量，必须充分估计大变局的外部风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叉投射与集中反映。其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守成大国与新型崛起大国之间的遏制和反遏制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之争，将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来源，而这些竞争、斗争和较量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调和性。最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防范意识形态风险进入新阶段：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复杂多变，西方国家将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长期形成高压态势，客观上使得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成为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主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式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进入关键发展期。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风险呈现新特点

第一，意识形态的综合性风险和关联性风险越来越强。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因此意识形态风险面非常广泛，经济利益、社会分化、生态诉求、政治思潮、宗教文化各领域的风险都可能构成意识形态风险重要来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遏制和打压也是全方位的、错综复杂的，这导致意识形态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是多方面的，而“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多因素多诱因的相互叠加和相互转化，可能产生意识形态的关联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和政治风险都有可能交叉演变，局部风险可能演变成系统风险、当下风险可能演变成长期风险、国际风险可能演变成国内风险。

第二，意识形态的竞争性风险和遏制性风险增强。尽管中国人均GDP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但由于人口规模巨大，我国的快速发展折射出了整体实力的大幅上升，使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于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具革命性”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辩证关系，大变局的推动力越强，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基于此，竞争性风险和遏制性风险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风险新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基于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诉求，以大国竞争来定义大国关系。随着“美国优先”战略的实施，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正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二是制度竞争、道路竞争日益成为国家竞争的前沿地带。随着中国制度和治理的比较优势不断显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和挑战，这使得西方国家对华焦虑感越来越强烈。三是全面遏制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提出了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核心目标的“杜鲁门主义”。当前，西方的一些保守势力把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看作“新冷战”，全力推动以极限施压、打压防范和局部对抗为主要手段的“遏制”，其目的是通过遏制最大程度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

第三，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误判性风险增强。风险本身是对不确定性的认知研判，不确定性是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来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不确定性风险主要是：“东升西降”历史趋势导致东西方关系趋于紧张；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种族仇视、社会内乱、外交冲突、领土争端和军备竞争等传统安全风险愈加凸显；世界经济正在遭遇冷战以来最严重的逆全球化浪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面临越来越高的“断链”风险。有研究提出，当前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经或者将导致十大风险，包括金融风险、粮食风险、能源风险、安全风险、战争风险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冲突、经济贸易摩擦加剧都可能导致发生误判性风险。历史上大国纷争引发全面对抗，意识形态绑架外交、通过意识形态手段转嫁国内矛盾和经济危机等带来很多教训，我们应避免任何意识形态对立导致大国冲突升级的悲剧发生。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主要意识形态风险

作为当前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变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充分体现了大变局的时代特点和内在逻辑，不可避免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日趋激烈的竞争现状，主要包括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风险、西方意识形态联盟对抗风险、意识形态妖魔化污名化风险、颜色革命风险和错误社会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等。

1.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风险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竞争，当前主要西方国家普遍存在有意将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所谓大国竞争的泛意识形态化，是指大国竞争由非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大国竞争中的意识形态差异被扩大化、绝对化。例如，目前主要西方国家夸大和泛化大国竞争，将教育、人文、贸易、体育、知识产权，甚至将疫情防控和疫苗都泛意识形态化；美国对中国在美的文化教育合作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又如，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意识形态竞争，或将意识形态竞争定义为中美主要竞争领域。拜登总统在上台之前就强调与中国的竞争是意识形态竞争。白宫网站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的文件，将“价值观挑战”与“经济挑战”“安全挑战”并列为中国对美国的三大威胁。再如，“非此即彼、非胜即败”的形而上学思维主导意识形态竞争。2021年4月，美参议院审议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政策。法案主要起草者梅嫩德斯在声明中指出，这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在“非此即彼、非胜即败”的形而上学思维主导下，打“中国意识形态牌”成为凝聚美国政治共识和体现“政治正确”的主要工具之一。

2.西方意识形态联盟对抗风险

在政治上，以民主与非民主为话语的意识形态联盟对抗，将中西方的差异看作“赞成专制体制者与赞成自由社会者”之间的对立，鼓动“自由世界”建立一个理念相近的国家的新联盟联手对抗“共产党中国”。2020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中提出，要提升美国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应变能力，以期在面临中国挑战时占据优势。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在2018年6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干涉行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应对》中提出，要构建“印太民主十国联盟”；2021年12月美国纠集一些西方国家和亲西方地区举行所谓“民主峰会”，以“民主对威权”划线挑动意识形态对抗。在经济上，以自由经济与非自由经济体为话语的意识形态联盟对抗，主张“资本主义主要经济体联合起来对抗社会主义经济”。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挑战西方“自由经济秩序”的战略，并号召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抵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对一些西方大国来说，意识形态联盟对抗对内可以动员和争取更多政治支持，对外可以分散任何一国单独与中国竞争的风险与成本。可以预见，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联盟对抗，将会成为未来惯用策略，亦将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外部政治压力。

3.意识形态妖魔化污名化风险

西方国家痴迷于把自己的政治主张高度道德化，而把非西方意识形态“污名化”，试图以此占领道德制高点和舆论高地。首先，围绕“自由”“民主”“人权”设置话语陷阱，如美、欧、加、澳等联合炮制“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世纪谎言，歪曲中国的防疫措施系统性侵犯“自由”和“人权”。其次，污名化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战略和内外政策。再次，把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视为现存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不负责论”，炒作中国“技术威胁论”和“渗透安全论”，宣扬“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剥削他国论”，指责中国使用“锐实力”破坏国际秩序；有意将国际热点问题同中国挂钩，炒作中国“阴谋论”。最后，利用国际舆论有利地位，有组织抹黑中国形象。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提出，每年花3亿美元资助“自由媒体”和“公民记者”来“打击中国影响力”。美国国务院下属机构以每篇文章1000美元的诱惑收买私营媒体记者，指使其发表有关中资企业投资的负面报道。受此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调查数据显示，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达到了近年来的较高点。

4.策动颜色革命的风险

策动“颜色革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颠覆“敌对政权”的重要手段。当今世界被西方策划实施过颜色革命的国家，遍布东南亚、东欧、独联体、中东和西亚北非。习近平指出：“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西方国家加大了对我国的颜色革命策动。其一，刻意区分和对立“中共／中国政府”与“中国／中国人民”，强调“美中冲突只是美国与中共的冲突”，试图制造执政危机。其二，抓住突发公共事件，攻击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其三，通过网络渗透、宗教传播、输出文化和举办各种隐形政治活动，拉拢俘获亲西方知识精英，挑动网络论争。

5.错误社会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时代背景变化和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加剧，势必带动国内错误社会思潮活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无内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即各种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与政治议题随时有可能成为国际问题，国际上大国竞争加剧，意识形态斗争也随时会向国内传导。当前，错误社会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主要表现在：首先，一些错误社会思潮变换花样发起意识形态新诘难、公开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等逐渐减少，但近年来“软性消解”比较明显，如诋毁、恶搞和亵渎民族英雄和革命英烈，搞各种形式的“高级黑”。其次，利用“普世价值”标尺裁剪中国道路和中国改革开放，把新一届党中央的治国方略误读为“新权威主义”“政左经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最后，不断炮制各种新命题解构党执政合法性，辩称“爱国不一定爱党”，宣扬“改朝换代还是中国”，纠缠“党大还是法大”等。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意识形态风险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是力量结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其中既蕴含着历史性机遇，也隐含着历史性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构成意识形态风险新境遇、产生意识形态新风险的同时，也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带来了全新机遇与挑战。对其机遇与挑战的分析研究，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风险规律性认识的重要内容，可以更好地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提供思路和方法启示。

1.大变局重塑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时”和“势”

首先是西方国家逐渐走向衰落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总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西方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的实力对比呈现的新变化，正在改变上一个百年形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格局，尤其是中国作为关键变量的崛起，使西方主导规则开始松动。这一大势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呈现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冷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被动局面得到扭转，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时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这一重要表述蕴含着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走向新态势的崭新判断。最后是全球多边治理趋势得到拓展和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中国作为发展最快、影响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权、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国通过G20机制、金砖国家机制、中非论坛机制等维护多边主义，不仅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支持。

2.大变局为形成更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更好强化制度自信提供了历史机遇

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有效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对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激荡交汇，产生的强大精神能量让民族凝聚力达到历史新高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受尽屈辱，每个中国人想起那段历史都会感到心痛。经过长期奋斗特别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百年不懈奋斗，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极大激发了全体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从激发民族凝聚力和增强社会聚合力中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其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为能够“平视世界”的一代。改革开放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不少文化精英视西方价值观为“普世价值”，深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渴望中国能够全面融入西方文明体系。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年轻一代在对中国发展的纵向对比和中国与世界的横向比较中，产生了对本土文明与本国社会制度的肯定和认同；在“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和“中兴西衰”的历史图景中，他们感受到了时代巨变，产生了高度的自信与从容，不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应声筒”。

3.大变局为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创造了重要契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的各种时代变奏既加速了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相对衰落，也为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契机。如现代化话语权。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但却极其成功的现代化之路，尤其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无疑极大地挑战了一直以来作为西方霸权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现代化话语权。再如自由主义话语权。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西方国家自由主义话语权的道德优势不再，这次疫情让很多中国人对西方产生了诸多“没想到”，如没想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资本主导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优胜劣汰这么“露骨”；疫情也使自由主义陷入解释困境：自由主义与呼吸自由和生命自由是什么关系？为了保障个人绝对自由而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本来可以避免的死亡，自由主义是否存在价值悖论？还如国际规则话语权。西方国家一再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自身却常常抛开各国公认的有历史依据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单边行事；相反，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防疫帮助，这些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规则话语权。

以上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带来的历史机遇，需要我们好好把握；但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也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提出了巨大挑战。

4.大变局刺激西方加大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势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更趋激烈，这刺激和强化了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尤其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范式受到挑战，整个西方世界普遍担心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发展，将挑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图谱中的制度优越地位和世界秩序中的话语优势地位。美国学者麦克奈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促使西方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性和逻辑。西方意识形态越陷入困境，西方国家越会加大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势。时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认为，中美力量差距正在缩小，意识形态差距正在拉大；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已经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一方的“防御型”意识形态努力被另一方视为“攻击型”意识形态行动。

5.大变局下西方意识形态优势地位依然明显

一是依然具有惯性优势。经过数百年的建构，西方意识形态观念和制度已牢牢内嵌于一整套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中，其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深深影响了全世界，转化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感染力和价值观渗透力。因此，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依然保持惯性优势。二是依然具有支撑优势。虽然西方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不断下降和衰弱，但美国等仍在当前世界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占有优势地位，依然在世界软实力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得西方意识形态的支撑优势依然明显。三是依然具有传播优势。“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11%左右，但是传播于世界人口80%以上的新闻舆论，都由西方通讯社垄断，这使得西方意识形态依然保持传播优势。

6.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需要积极适应大变局带来的大变革

我国创造了“两大奇迹”，但却未能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基础上的中国话语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中国奇迹”“中国经验”还没有真正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力也不足，“自信”无法有效转化为“他信”和“共信”。但与之相反，西方国家利用话语权优势，推销西方的“普世价值”，将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归功于“民主自由”；同时又否认民主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将民主简单化定义为“自由主义民主”（多党竞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只有符合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西方国家善于构造各种“指数陷阱”，如创设各类“人权指数”“透明指数”等模拟算法，对我国政治制度、人权状况等进行国际比较及排名，强行贬低“中国治理”。总之，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构建自己的民主话语、中国奇迹话语和中国故事话语方面，整体上需要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大变革，积极有效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攻势，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失语挨骂”的问题。

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路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就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提高意识形态领导力，这是根本保障；充分利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机遇，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是根本准备；充分利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与“势”，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这是根本要求；充分认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坚决开展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这是重要手段。

1.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提高意识形态领导力

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提高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体现，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本保障。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断提高意识形态领导力，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其次，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绝不能在旗帜、方向和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动摇，有效防范西化倾向。再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化以马克思主义统摄各种社会思潮的能力。健全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更好解决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克服马克思主义被标签化和空泛化倾向，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阐释研究，增强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引导错误社会思潮的能力。又次，要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健全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适应信息技术和舆论生态变化，促进全媒体融合发展，提高主流媒体影响力与公信力。最后，要加强对意识形态风险的研判与应对能力。意识形态工作从来就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性工作，而是战略性、政策性很强的政治工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既要善于传承和运用好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加强意识形态领导的宝贵经验，也要适应形势变化提高应对意识形态风险能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前瞻研判，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发展演变规律，做好各种意识形态风险应对预案。

2.充分利用大变局的历史机遇，“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最后都取决于国力的竞争。邓小平对此提出重要论断：“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在变局中开新局”的根本选择，也是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本准备。

首先，要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创造性维护好发展战略机遇期。要深刻洞察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加强战略研判和科学谋划，提高在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情形下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善于实施富有前瞻性、全局性和针对性的重大举措，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落实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其次，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升级；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好运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和改进民生，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科技创新放在更突出位置，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引领作用。最后，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体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要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更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势，更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3.充分利用大变局的“时”与“势”，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本质上是以政治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权，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着直接关联性。第一，充分利用新自由主义式微之“势”，解构西方话语霸权。近代以来，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把各种比较成功的发展与繁荣，归结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当前西方自由主义面临危机和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裁、裁剪和改造其他国家，但大多数国家不仅没有分享到自由主义的繁荣，却承受着自由主义带来的混乱和衰弱；同时，西方国家在推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坚持“本国优先”，附加各种“政治条款”。我们要充分揭露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缺陷和矛盾，通过“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的鲜明对比，加速解构和终结西方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第二，充分利用中国式现代化兴起之“势”，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现代化”似乎等同于“西方化”，但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地区差距较大、发展程度不一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且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无疑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展现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元性。第三，充分利用当代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和独创实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伟大变革、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也是不同道路、制度相互较量的关键期，要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准备，要加强对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大力构建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守好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充分借鉴5000多年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丰富资源，夯实中国方案的文明基础和文化根基。第四，充分利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高度关注，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构建话语传播优势。要通过主动设置国际议题，理直气壮发出“中国声音”，扭转国际舆论格局中的“西强我弱”；要构建“大外宣格局”，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报道水平，坚持以我为主，分众化、差异化设置议题，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国际话语权。第五，充分利用全球治理格局变化，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与之相对应，西方国家常常推行唯我独尊、零和博弈、本国优先。要更好推动“一带一路”等发展倡议，让更多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支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发展能力，实现互利共赢，充分展现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4.充分认清大变局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开展国际意识形态斗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格局新旧转换和深层调整的历史性过程，这一大变局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既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遏制和反遏制之争，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和制度之争。认清了这样的实质，面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颠覆渗透与意识形态污名化攻击时，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国际斗争的能力和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必须“坚定斗争意志”，“敢于出击，敢战能胜”，才能“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

一是加强反颠覆反渗透斗争。意识形态风险在根本上是颠覆性风险，正如尼克松为其调整对华政策进行辩护时曾多次表示的，“我们与东方的接触越多，我们使东方受到西方榜样的影响就越多。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引起变化的内部力量”。所谓“内部变化”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而搞多党制，就是要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此，要加强反颠覆反渗透斗争，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网；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外国资助的国内非政府组织从事政治活动的管理监督。二是反污名化斗争。对“种族灭绝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中国破坏国际秩序论”等错误言论，必须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通过发布白皮书、专门谈话、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及时揭穿西方打着“人权牌”“民主牌”进行意识形态污名化背后的“动机硬伤”“史实硬伤”“数据硬伤”和“理论硬伤”。三是反客为主，针锋相对揭露西方霸权主义的本质和自由民主的虚伪。要更好占据人类文明制高点，从历史维度揭露霸权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戳穿英国、加拿大等传统殖民地国家历史上真正的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问题，及时揭露西方标榜的自由民主的虚伪和在各种国际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2］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作者简介：魏志奇（1985-），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