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紧张关头，要格外警惕内部分化和内鬼作祟

张志坤

　　人们经常讲，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应该承认，这话确实很有道理，对于我们全面和深入地认识美国很有帮助。但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还很不够，在如此这般认识美国的同时，我们还应本着反躬自省的精神回头看看自己。如果我们在这样讲话的同时，回头看看，中国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呢？这才是更应该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其实，中国历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便在毛泽东时代都是这样，现如今的中国更是这样。我们经常讲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目标，所谓“共同”者，只是属于多数人之“共同”，而并非属于全部中国人，即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目标，也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只不过认同者是大多数，不认同者是很少数。所以，认真分析重大战略问题上中国内部都存在哪些不同的立场与态度，明白应该依靠谁、不依靠谁，应该警惕防备谁，哪些人是推动力量，哪些人可能成为阻力，这应该成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从这一基本逻辑出发，对于已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美“战略竞争”，我们就既要知道其发起者美国方面的设计与打算，同时也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在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引起的反响，直白地说，就是由此将带来怎样的分化与裂变，对此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才行。

　　窃以为，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与深入，将催化中国社会加剧和加速如下几个方面的分化与裂变：

其一，加剧资本经济体系的撕裂

　　人们经常看到，每逢中美关系出现波动，都相应地要带动资本出现一定程度的惊慌，什么资金外流人员外逃啦，生产转移啦，富豪跑路啦，等等。这里所谓资本，当然主要是指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资本，中国的国有或国家资本不可能这样。

　　资本上述的流动自然要带来生产经营关系的巨大变化，相应的就是以这种资本为核心一个巨大经济体系的裂变。改革开放以来，以上述这种类别的资本为核心，在中国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资本经济体系，成为现代中国十分重要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存在。这一资本经济体系既是中国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其全球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也正因其如此，所以中国现代资本经济体系必然要饱受国际政治关系的冲击，其雨雪阴晴同国际政治气候紧密呼应，同中美关系的现状严格对应。当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总体上相向而行的时候，中国的资本经济体系就会很平稳、很安顺，当中美关系矛盾迭起、冲突不断和日渐走向对峙对立的时候，这一经济体系就将被搅动得寝食难安，就要变得慌不择路。中美两国都在对其施加强大力量，在两方面巨大拉力的作用之下，必然要出现相应分化与撕裂。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下，中国资本经济体系还只是出现了分化分裂的一些迹象，许多人以为这是暂时的现象，或者希望如此。但遗憾的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向纵深推进，裂痕必将日渐加大加深，最后的结果就是要发生撕裂，这个资本经济体系一部分可能要留在中国，另外一部分就要要跑到外面去了，具体体现在中美关系上就是所谓的“脱钩”。其它方面具体的分裂分化情况，要视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和表现方式。

　　不管怎样，由中美“战略竞争”所催化促成之中国资本经济体系的分裂，将成为中国内部因中美关系变化而分化分裂的重要一个方面。

其二，加大社会群体分化的力度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越到重大关头越是这样。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展开并向纵深推进，不但要求世界各国必须站队表态，也将迫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类人群也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中美之间博弈斗争越激烈，这样的情形就越严重，届时，中国社会内部不同阵线的边界与分野就将十分清楚。如果中美两国战略摊牌的话，则中国将照旧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要分裂成如下几个派别：

一是主战派

　　坚持反霸斗争，主张针锋相对、通过斗争和反击来解决问题，绝不绥靖妥协。这是大多数人中国的主张，因而也是大众的呼声、人民的呼声，也是中华民族的呼声。坚持这样主张的人在中国历来被称为主战派，今后也不例外。这一派人多力量大，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主流，都代表历史的正确方向，未来还将是这样，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二是主和派

　　这个派别以妥协绥靖为基本主张，认定媾和比冲突好，坚持通过谈判与妥协退让解决问题，认为只要能通过外交斡旋来签署一纸协议，那就一定要比诉诸战争强，哪怕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至于主权与核心利益，他们从不为这类说辞所动，因为在这些人心中，还有比这些东西更直接、更重要的利益诉求。持这一主张的中国人不多，其中起骨干与支撑最作用的是大资本家、社会精英及顶尖人士，简单地说，就是有钱人居多。所以，虽然人数较少，但力量与能量却相当大；

三是投降派

　　在西方的战略攻势面前，一些人中国人要放弃抵抗，主张中国应该听从霸权集团的处置与安排，完全按照西方的旨意行事。这样的主张事实上等于是缴枪投降，所以不管他们本身是否认可，他们都属于货真价值、童叟无欺的投降派。

　　这一派在中国属于极少数，其骨干是那些亲美亲西方精英人士，这些人本来就已经高度西方，且自身同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益链条早已深深地嵌入到西方体系当中，他们一直主张与推动中国同西方“融合融入”，实现“一体化”，历来对西方不设防。所以，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投降派，而要把所作所为在理论与价值上阐述得十分高尚，将其说成是奔向光明、走向文明和实现发展进步的捷径。

四是带路党

　　这是一个汉奸和第五纵队团伙，这个团伙可能并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也很难构成一个派别，但在当今中国确实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其规模数量不可低估，他们为西方所驱使，为霸权当战略向导，打头阵、当先锋，干着为虎作伥的罪恶勾当。

　　当然，上述几个派别只是中美“战略竞争”这一巨大外力拉动的下中国社会分化的大致框架，实际情形将更加复杂，而且派别之间也并非界限清晰、壁垒分明，而是存在严重的交叉混杂。

其三，加深政治立场与思想价值的对峙与斗争

　　社会内部分化裂变必然引发多重动荡与纷争，其中突出的是政治立场和思想价值领域的斗争将风起云涌，展示其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必由逻辑，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是政治派别之争

　　政治派别之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将围绕不同的战略主题而展开。围绕中美“战略竞争”，各种不同立场、不同主张的人分划成不同的阵营，彼此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其目的指向中国政治走向的主导权，其实质则是阶级和级斗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我们认为，是否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所谓的派别斗争，说到底，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现在，一些中国人用所谓“多元”社会的概念来描摹今天的中国社会，似乎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超越阶级社会一般，其实可怜。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只不过具体表现形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而已。在此基础上，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问题上表现为强烈的派别斗争，这是新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新表达。

二是思想价值对立

　　任何政治集团都需要寻找对自己有用和有利的思想工具和理论逻辑，以此攻击和打压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任何所谓“不争论”或者将其“平息”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劳而无功。围绕中美“战略竞争”而进行的政治派别之争也是这样，不同意见主张之间必然要产生严重的思想价值对立，互相进行激烈的攻讦。比如主和派将主战派同“愤青”划等号，说什么“自古以来就是愤青误国”，并系统地论述“中国‘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参见笔者2016年文章《为历史与现实的“主战”正名》），在学术上将主战派污名化，将其打翻在地。他们还将爱国主义同什么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归为一类，引申为封闭保守的代名词，说什么“外交不能为民意所绑架”（见《外交不能为民意所绑架》一文），危言耸听地说“民意绑架外交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将外交和民意对立起来，以此否决主战派占中国人口大多数这一天然优势，而主战派则将主和派与投降派混为一谈，并且很多时候还一概斥之为汉奸第五纵队，经常犯打击面过宽、过“左”的毛病。

　　这里面让人饶有兴趣的是所谓“公知”，这个群体往往成为焦点热点，但认真说来，“公知”并不能构成一个政治派别，因为可以称为“公知”的人其实什么派别都有，其中有主和派，有投降派，有汉奸带路党，甚至也有主战派，也就是说，不同政治面貌的“公知”都客观存在，对此不可一概而论。由此可知，有人标榜自己是什么“建制派”，未免就纯属扯淡了。

三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面临挑战

　　战略斗争考验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行动能力，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或者一盘散沙的民族难免要成为泥足巨人，这是基本的战略常识，所以当年的毛泽东主席才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现在，围绕中美“战略竞争”，很多人瞩意于中国的GDP，瞩意于中国现代化武器装备，甚至瞩意于加大核武器数量。笔者并非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但认为仅仅这样却很不够、很偏颇。事实上，当今中国的战略实力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上述分化裂变以及由此而来的纷争对峙显然构成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破坏性因素，这些东西给中国增强行之有效和行之有用的战略实力带来破坏性的挑战，但这又是难以杜绝和避免的事情。所以，核心与关键，在于各派别在中国社会中的占比大小，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分量轻重，如果主战成分最大化，相应地，主和与投降、带路就矮化、弱化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走强壮大，反之，如果低调绥靖论调沸反盈天，就有可能出现某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混乱场面。古今中外这样的经验与教训比比皆是。

　　总之，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国内部的分化裂变，这是必然的现象。但人们对此也不必胆战心惊，这个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既不能因此惊慌，也不能不以为然，而是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积极应对，拿出具体的应对办法，做出必要的社会设计与政治安排，甚至还应制订应急处理预案 ，做到有备无患，对内对外都一概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