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过度防疫”论谈中西方两种防疫思想

鹿野

一

昨天，一则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就是前天上午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作出了进一步加强防疫工作的5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所有小区全面实行严格封闭式管理”：

这次消息也引发了不少朋友的恐慌：北京怎么了？是不是又严重了？为啥不像刚开始那样实行“精准防控”，只对爆发疫情的街区进行封闭管理，而实行全市封闭管理了？炸酱面还能稳得住吗？还有一些人表示：这是不是过度防疫了？会不会带来没有必要的经济损失？继续实行以街道为基础的“精准防控”不是更好吗？

二

的确，在本轮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少人大力赞赏北京采取的“精准防控”，认为“北京在防控措施方面做到了快速处置与精准管控，防疫强度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确保了整个北京的有序运行，除了暴发疫情的优先街区外，其他地方仍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行。这种防控模式，为将来中国各地防控散发病例而又不影响社会运转提供了很好的样板”。

但实际上，这种所谓“精准防控”本身就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城市和农村不一样，农村的人口流动较少，哪个村子爆发了疫情，把哪个村子封闭，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疫情的蔓延。而城市特别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流动速度是非常快的，还有着大量商业娱乐场所等等全市市民密集交流与接触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仅封闭“暴发疫情的优先街区”，那是很难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因为没有爆发疫情的那些街区的居民和这些爆发疫情的街区之间也有接触啊！

因此，在日前的疫情反弹当中，不管是黑龙江的哈尔滨还是吉林的舒兰，都实行了全市范围的封闭式管理。这绝不是什么“懒政”或者“过度防疫”，而恰恰是做到有效防止疫情蔓延的必备举措。

三

这当然并不是说防疫工作就没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如果要是疫情只限于个别散发的外地输入性病例，那的确是不应该实行全市范围封闭式管理的。比如像现在的沈阳，只有个别从北京输入的病例，那要是把整个城市都实行封闭式管理，那确实是有些反应过度了。

但是，如果在一个城市里爆发了较大规模聚集性的本地疫情的话，那么以城市为单位的全面封闭管理就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城市人口的高流动性就决定了不采取这种措施几乎不可能真正控制住疫情。

当然，这样做也的确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只是如果不这么做，疫情控制不住，甚至蔓延到其他地区，那么不仅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经济上的损失也很可能会更严重。

事实上，以街区为基础的“精准防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本次疫情当中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基本实行的都是这种政策，只对于已经爆发疫情的街区进行管控，结果总是慢半拍，最后下场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本次北京疫情爆发之初，某些公知就吵吵嚷嚷的“不要过度防疫”，如果不是无知的话，那恐怕就只能是别有用心了。因为这次诡异的聚集性疫情的特点就决定了最后实行全市所有小区封闭式管理是大概率事件。

四

不过，有些专家也主张“反对过度防疫”，不赞成全市范围的小区封闭，可能并不是无知或别有用心，而是受到了西方理论的误导。

其实，西方国家的整个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都是建立在资本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这次疫情当中，几乎所有的失误都是因为受到了西方学术理论的误导，而几乎所有的成功则都是破除了对西方迷信的结果。

比如说，很多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次疫情初期很多专家都猜测有人传人的现象，仅仅是因为证据不充分就表示“未发现人传人”，也没有采取有力的举措。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传染病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染病学是不同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染病防控理论主张的是适当超前防疫，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1位，因此在凭借经验判断大概率有人传人的时候，就应该采取一些有力的举措了。而西方国家的传染病防控理论则是反对所谓“过度防疫”，把经济特别是资本的利润放在第1位，因此只有在发现有医护人员感染等确凿的人传人证据之后，才能采取有力的举措。

因此，初期一些受到批评的做法，恰恰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西化思潮很大，不少专家受到了西方这种错误理论的误导。

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次疫情当中比西方国家表现的好很多，除了有重要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赤脚医生出身，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很小的李兰娟院士果断提出了“封城”这个西方理论当中根本不存在的选择，后来张伯礼院士等一批中医专家又大力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如果不是这些人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那今天的局面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五

因此，这次北京以前开始的时候，“精准防控”和“反对过度防疫”声浪很高的时候，我其实反而是有点担心的。看到北京“对所有小区全面实行严格封闭式管理”的消息，我才长出了一口气，彻底把心放到肚子里了：

这是真正落实了社会主义国家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1位的做法。只要有了这种决心和力度，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也只有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把资本利润放在第1位的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炸酱面，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