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疫情印证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大国崛起之本

百韬

跟公知不同，往日大家虽然也经常说这个国家的缺点，但实属爱之深而责之切。而此次疫情更让我们看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将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完全封闭，并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这不只是前所未有，而是中国之外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的。举全国之力向湖北，尤其是武汉倾斜医疗资源。而且在封闭武汉之后，进而封闭了整个湖北省。最后其他各省纷纷启动一级响应，各基层贯彻中央指示，监管人群全覆盖，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样的民族凝聚力，这样的行政执行力，是其他国家远远做不到的。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就是社会主义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话。

当然，公知也不全是扯谎，这次疫情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一开始的低效和官僚主义，笔者以为，这恰恰说明了中央之权威的积极性。我们需要总结的教训也在于此。中国现在的制度，在高层实行集体领导、定期任职制度和分工、分权制，已经充分体现出民主的原则。但近年来群众反响很大的许多滥权问题，大量地出现在地方和基层。根源是中央权力过于分散（分税制），地方权力却过于集中。地方上县乡两级级别虽低，其权力却很大，老百姓不理解这种情况，所以出了事情总是直接来北京告状。基层对中央的法规政策，不仅敢于阳奉阴违，而且有时甚至敢于公然抗命。因此，中国目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恰恰要增加中央权威，完善各级的集体领导制，分权制、监察制，弹劾制，削弱小官、地方高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强化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地（市）、县（市）、乡一级干部的民主监督，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老百姓欢迎的真正民主化政治改革。近日听闻最高检公安部已派联合督导组赴山东对鲍某某涉嫌性侵一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也印证也这一观点。对付这干鬼精的人，舍此之外只怕别无他法。

公知们常常说所谓的西方现代民主是为限制权力而诞生的，实乃是无知之言。恰恰相反，民主是西方国家在一盘散沙的封建主中间，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建设和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

实际上情况是，欧洲的所谓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主要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什么统一的政治实体。英国的统一实际上在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法国实际上是在拿破仑手上完成国家统一的，法国人至今给予拿破仑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因为拿破仑就是法国的秦始皇。而德国统一的最后完成，实际上是在俾斯麦手上通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来完成的，在此之前，德国实际上不过是像“一口袋马铃薯”那样互不相关的封建土围子，各自占据的一块互相接壤的地盘而已。西班牙的女王在内部政变中被推翻后逃到法国寻求支持，而西班牙的封建主为了对抗法国的入侵，就特意推举要德国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担任西班牙国王，以争取德国的支持，而这个事件就是俾斯麦发动普法战争的借口。

欧洲当时也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至高无上的国王和中央权力存在。西方的国王本来一个挂名的职位，本质上不过是众多封建主中比较有名望的一个，本来是没有权力对封建主进行摊派或者收税的。这两个国家的所谓民主，历史背景是当时因为在进行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英国和法国的王权得到加强，国王慢慢地想要把这个地位长期化，因此就想要通过建立常设的政治协商机构，来寻求压倒一切封建主的地位，这个过程实际上进展并不大，直到海盗行为兴起之后，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和爵位等方式，实现了与资本家阶级的勾结，慢慢地才强化了自身的力量，后来又和资本家合伙，利用强大的力量，通过取消封建土围子的税卡等，先是在经济上后在政治上逐步削弱了封建土围子的势力，逐步地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西方国家由一盘散沙的封建庄园，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府，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和程度也一直是在逐步加深之中，国家财政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从零开始直线上升，直到今天已经达到1/3左右。西方几百年的民主进程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强化政治权力的作用与地位的过程，根本不是什么用来限制权力的。

欧洲的许多国王在19世纪末期，仍然只是一个外交上的象征地位，没有真正的行政权力，所以王位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用来做交易。实际上欧洲“封建制”的尾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割得比较干净，虽然至今还留下许多遗迹。

在这个真实的社会场景上，再回头去看待卢梭、洛克和霍布斯鼓吹的“社会契约论”，这就显然不是针对具有无上权力的国王，而发出的有利于底层百姓的呼声；而是针对“一口袋马铃薯”那样的欧洲封建主，希望在他们之间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寻求建设中央集权制的道路。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在当时西方的商业和国家海盗政策（最典型的如英国的航海法）兴起之后，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一个有力量的对外竞争实体。民主和社会契约理论在西方的历史背景里，是为了建设强有力的国家集权，主张在内部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实现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这样才能够团结足够的力量一致对外。

西方国家强大源于中央集权而非分权。以鸦片战争为例，表面上是集权主义的老大中国败给了民主自由的英国，实际上英国的力量来自它的超强武力，而英国的超强武力来自于超强的融资能力和向全世界征税的能力。

英国的崛起，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于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而不在于斯密所说的商品交换、劳动价值论等。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清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却被英国打败。

反观中国，百代皆秦制也。自秦以来，历史王朝基本实行的是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倾向政策。因为扁平的管理结构，造成国家财政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困难；官僚集团实行消极的财政政策，对民生与产业奉行自由主义的原则，特别是对于基层，基本委之于豪民小吏。如此则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名义上普天之下，皆为王土。实则各自为王，国家总是面临力量分散即无钱的境地。

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军事失败的症结所在：在战争之前中国的行商贸易就被组织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英国人在广东就可以凭借英格兰银行的汇票兑到白银，以此为补给来侵略中国。甚至可以说英国是用中国的钱来打中国，而清政府虽然在本土作战，却越打钱越少，最终投降了事。

【“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先进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于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唯一值得参考的中国著作，可能也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名著中追问了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军队人数不过七千，而且还是不识地理、不谙地形、劳师袭远的疲惫之师——充其量不过是一批规模较大的海盗而已，为什么清朝所调集的大部队，其以绝对的优势兵力，竟然不能应付这七千海盗？而今想来，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实则却是最不容易回答的。”】

韩毓海在书里写道：

【“通过大量的战报和奏章分析，胡绳发现了一个久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问题：被从内地调来的大批清兵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军饷”严重缺乏的部队，故而非但行动集结极其迟缓，等其赶到，高度机动的英军早已杀向他地，更由于清军因“穷”而成“匪”，不但纪律性极差，所到之处，敲诈勒索地方、乃至抢掠百姓成为家常便饭，且清军之间的互相攻击、彼此屠杀，更是经常激起民变，从而导致沿海百姓反过来为英军提供情报，甚至成为英人侦探。如此里应外合，这才造成英军得以以小击大，变被动为主动。”】

韩毓海认为，胡绳在考辨中发现两个问题：一方面，清军已经成为一群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另一方面，清军并不擅长英军所采用的海洋战争。这两方面的重要原因结合起来，直接导致了清军军事上的战败。同时，一旦英军兵临南京并封锁长江，就会断绝清朝的“漕运”，最终将“对清王朝的经济和国家税收产生致命的威胁与打击”。

英美式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也是富国强兵之道。英美之富强，并非庸人所以为的实行了议会民主，而恰恰是通过实施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力量，从而实施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王即国家从以往的虚君，如今掌握了以国债为基础发行的银行券，在某种意义上称王称霸了。五四之后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群体，把欧洲所谓的启蒙学说解说为纯粹的为老百姓作想的“民权”理论，是属于典型的“郢书燕说”。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停止了科举，知识精英群体失去了曾经非常通达的进入政权体系的坦途，出现了普遍的怨妇心态，要借此来破口大骂政府独裁、说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来出一口鸟气。所以他们在道义上和事实上都过分美化了西方的所谓启蒙历史，高估了番邦蛮夷那些意识形态学术的价值。

今天的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呼吁民主，并不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要在中国实现更高程度的精英阶层整体化。对于知识精英来说，东周、春秋时代——天子之政不出洛阳。而诸侯小国林立，各行其政；以及中央权弱，法章失序，军阀割据的民国，才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国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