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平衡大国竞争的有效的战略力量

张文木

【作者按：本文节选自张文木新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第一章第四节。看看100多年前夹在英国和俄国之间而无出路的阿古柏的结局，再联系曾对大国干预抱有幻想的分裂分子们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结局，就能看出那些卖国求荣的“台独”分子的前途更没有指望。】

如果说英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初发动鸦片战争的动因，是对俄国以占领阿穆尔河为目标的远东扩张的反制，那么50年代末，英国全面占领印度则是俄国冲刺中亚并觊觎中国新疆、蒙古和西藏的反制。80年代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动土，英国感到力不从心，便扶持日本崛起以牵制俄国持续东进。

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边疆危机是全方位的，而俄国对中国新疆、蒙古、西藏的干涉只是与英国争霸亚洲战略的互动部分。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入侵中国台湾，并于1879年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在中国西南，1843年8月，英国将北印度的信德并入英属印度。1849年3月英国又吞并旁遮普。1857年印度爆发民族反英大起义，1859年英国镇压了这次起义并对印度形成全面的统治，此后开始觊觎中国西藏。1875年英国趁中国政治危机在中国云南策动“马嘉理事件”[1]，并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签订了《烟台条约》。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先后将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克什米尔、不丹纳入其殖民势力范围，并在大吉岭设立军事基地，准备入侵中国西藏。西藏地方政府派兵200人在隆吐山(今锡金龙头山)设卡戍守，英国却无理要求限期撤卡，并于1888年3月20日出兵侵藏，英军2000余人攻占捻纳，继占则利拉(今则里拉，亚东西南入锡金通道)、亚东等地。西藏军民第一次抗英战争失败。1890年，中英签约，划则利拉一带山顶为藏哲边界，使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1893年，即日本在东海发动对中国战争的前一年，英又迫使中国签订《藏印续约》，规定亚东为商埠。通过这两个条约，英国打开了进入中国西藏的大门，为20世纪初军事占领西藏做好准备。1902年8月20日，英国驻印总督寇松声称：

【“我们不能容忍另一个欧洲大国插足（西藏），任何打算把那里的中国的利益转给俄国的企图，势必导致英印军队立即占领拉萨。”[2]】

1903年12月，英国经过认真准备后，再次大规模侵藏，经过血战于1904年8月占领拉萨，后因西藏天高地寒的气候以及俄国的外交压力，英国在签订《拉萨条约》后放弃占领。[3]

就在中国东南、西南出现危机的同时，沙俄从北方同步向中国出击。1858年和1860年，俄国趁英国在东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迫使中国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去包括黑龙江北岸在内的中国东北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失去进入日本海、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的绝大部分港口。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国对中国西南攻势的加强，俄国也加大对中国西北的干涉力度。此间新疆暴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混乱。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4]司迪克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派手下金相印等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立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摄政王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并在喀什组织兵变，将司迪克逐出新疆。1867年，阿古柏自称“洪福之王”，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等七城的“哲德沙尔国”。1870年，阿古柏占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扩展到北疆。在得到大批英国先进装备后，阿古柏势力迅速扩展到全疆。

就在阿古柏立足之际，英俄立即开始介入。英国将阿古柏伪政权当做“可以作为阻挡俄国人前进的一个障碍，好像是另一个喀布尔，可作为从印度斯坦山脉延伸到中国的天山山脉的另一个‘缓冲地带’”[5]。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阿古柏也基于“倚仗着他作为中亚最正统和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的日益提高的声望，并深信在俄国人打败他的国家以前英国会出来干预”[6]的判断，于次年派亲信米尔扎·沙迪赴印度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决定向其赠送大批军火，并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亲笔致信阿古柏，与其修好。1874年2月2日，《英阿条约》非法签订，除了和此前非法签订的《俄阿条约》类似的条款外，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英国期望能够通过支援阿古柏将俄国的扩张阻止在天山以北。1870年，俄国也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1872年，俄与阿古柏非法签订了“俄阿条约”，共5条，规定俄国承认所谓的“洪福汗国”，“洪福汗国”给予俄国控制区内贸易权，关税按2.5%收取。阿古柏随即派遣阿吉托拉回访圣彼得堡，并访问奥斯曼帝国。身兼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封阿古柏为埃米尔，并派遣军事教官去喀什，此举使“洪福汗国”在伊斯兰教法上获得了“合法”地位。

尽管“建交”，但是俄国还是不信任这个紧邻反俄情绪日益高涨的浩罕国[7]的伊斯兰“阿古柏伯克”——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100多年后俄国人对塔利班政权所持的不信任态度。1874年，俄国考夫曼将军就同意对喀什噶尔进行一次远征。[8]1875年，浩罕国发生反俄起义，俄国很怕这些起义与阿古柏控制区连为一体。同年初，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的建议，派军进入新疆，于1876年收复天山北路，1877年进入南疆，“为中国军队办理伙食的主要经办人就是中亚的俄国商人”，同时，俄国政府“即使不是事实上批准，也继续默许他们的商人给中国人供应粮食”[9]。就在失败前几周，阿古柏曾分别打发使者请求英国和俄国人帮助，“但俄国人只给他的使者几句好话，并没有干涉卡曼斯基先生[10]和中国军队进行的商业交易”[11]，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英国驻华代办分别在伦敦和北京同时向中国政府“就阿古柏的前途进行‘调停’”[12]，遭中国拒绝；阿古柏希望利用英国制约俄国、利用俄国制约中国的希望彻底破灭后，于1877年5月底在库尔勒服毒自杀。12月18日，中国军队收复喀什噶尔。阿古柏用10年血汗建立的“汗国”在1876年3月左宗棠出关西征后一年便灰飞烟灭。至此，中国新疆地区除伊犁（1881年2月收回）仍被俄国侵占外，天山南、北两路基本收复。1871年，俄国进驻并占领伊犁，是因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13]。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也看出这一点，认为：

【“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14]】

研究19世纪下半叶英俄在中国藏疆地区的角逐以及中国击败英俄支持的阿古柏伪政权的结果，对于认识英俄在中国西部扩张的能力极限和中国在其间的张力空间，是具有文本意义的，它至少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这一时期英国和俄国对中国西藏、新疆的角逐，仍是英俄角逐印度洋战略在中国境内的扩展。但西藏特有的高寒气候条件，大大缩小了英俄两国在这一地区扩张的能力极限；也就是说，英国力量越不过青藏高原[15]；另一方面，鉴于通往印度洋的必经的中亚地区存在着强大的伊斯兰反俄力量，又鉴于中国新疆不在其进入印度洋的中途，只要中国力量不过多地卷入中亚，俄国人的战略重心就不会放在中国新疆。俄国人需要防止的是新疆伊斯兰与中亚伊斯兰国家形成反俄联盟。鉴于此，俄国不仅不会使用其全部力量在这一地区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正面战争，相反还会适度地对中国力量西进表示欢迎，这样可以用中国的力量遏制伊斯兰反俄力量，同时也利用中国从东面牵制英国向中国西北推进。英国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俄国的力有余而心不足的状况，使得此后几乎所有的“藏独”“疆独”等尝试，尽管都没有形成阿古柏伪政权那样的规模，但其失败的命运却都与阿古柏并无二致。对此，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1853~1928年）在阿古柏失败后所著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说得明白：

【阿古柏伯克对我们（英国——引者注）没有象阿富汗统治者始终保有的那种影响力。实际上，对于我们说来，他的国家比西藏更难进入；对于我们说来，俄国人在叶尔羌也比好战的怀敌意的中国人在拉萨的危险性小得多。总而言之，英国和喀什噶尔（阿古柏伪政权——引者注）做朋友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做仇敌；但他们是泛泛之交。为了彼此的不幸可能流些眼泪，当发生悲痛的事件的时候也可能说些安慰的话，但仅此而已，按真正意义来说并没有联盟，也没有坚实不变的友谊。在一个短时间内曾经有过同情和亲善，接着就是长时期不变的淡漠。……不管我们是慎重也罢，不慎重也罢，真诚也罢，虚伪也罢，仁慈也罢，不仁慈也罢，当阿古柏伯克由于指望我们的支持而向俄国挑战时，他所倚靠的只是一根折断了的芦苇罢了。[16]

不管我们对他本人（阿古柏——引者注）多么钦佩，也不能使我们永远保证喀什噶尔不受俄国的侵犯；因为，只要一想到两地中间的地区的情况，就使我们的同情心立刻冷却下来。[17]】

读史至此，使我们联想到目前正在跃跃欲试的“台独”分子们的命运。看看100多年前夹在英国和俄国之间而无出路的阿古柏的结局，再联系曾对大国干预抱有幻想的分裂分子们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结局，就能看出那些卖国求荣的“台独”分子的前途更没有指望。

第二，英国在中国南方扩张的主要目的在于遏制俄国进入印度洋，而不在于占领多少领土；而俄国的目的则在于从北方进入印度洋，如再考虑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力量的牵制，英俄最终作出了在中国西藏既不做大的投入——中国西藏高原不可逾越的地理条件，使双方为实现其目标必须做出巨量投入——又能遏制对方的选择。对此，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得明白：

【至于西藏，根据协定，英国和俄国都保证不往那里派任何使团，根本不派任何部队。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作任何限制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平心而论我们在西藏不可能有任何影响。要想染指西藏，非得大动干戈不可。[18]】

这样，引入并接纳中国力量向西伸展，在相当的意义上成为俄英双方的共识。中国力量西进既阻止俄国南下，也阻止英国北上。但条件是中国的力量西进不能过于接近俄国南下印度洋的中亚通道，在西南不能影响英国在印度洋的霸主地位。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1907年《英俄协约》中的《西藏协定》[19]中第一条就表示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这一原则也部分地扩展到阿富汗。[20]有意思的是，1905年英俄在谈判中有意把瓦罕走廊划给阿富汗以使英俄缓冲地带与中国西陲连接起来。[21]这实际是默认中国是平衡中亚地区大国竞争的有效的战略力量——这种平衡作用在1950年苏联向中国提出抗美援朝的出兵请求、2009年美国向中国提出的在瓦罕走廊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开放补给线”的请求[22]中为世界大国反复默认。这种默认正是中国近代版图呈东西扁平状伸缩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包括台湾——如果再联系17世纪下半叶康熙时期南方“三蕃之乱”[23]、台湾郑氏[24]及北方准噶尔噶尔丹叛乱[25]的失败结局——在内的处于这一扁平区域的所有分离主义势力必然失败的原因，毋庸置疑，这也是1881年中国得以在俄国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收回伊犁的原因。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规律性的现象。1964年在回答斯诺用肯定句提出的“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发生大战”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26]

注释：

[1] “马嘉理事件”：中国云南各族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入侵的自卫斗争。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国军官柏郎率武装“探路队”200余人，准备由缅甸入侵滇西。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派译员马嘉理前往迎接，马沿途多方刺探情报，公然测绘山川地形险要图，激起当地人民公愤，迫使地方官员将其护送出境。马嘉理到达缅甸与柏郎部会合后，于翌年1、2月份率武装部队侵入中国领土，不顾当地景颇、傣、汉等族人民警告，首先开枪击杀中国边民。中国边疆各族人民奋起回击，将马嘉理及其武装人员消灭，并迫使柏郎率残部逃回缅甸。英国公使威妥玛借此事件进行无理讹诈，要挟清廷屠杀景颇族爱国同胞数人，并迫使腐败的清政府于1876年（光绪二年）签订了卖国的《烟台条约》。

[2] 转引自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3] 1903年11月6日，英国印度事务部曾就“关于批准‘西藏使团’向江孜推进事”密电印度政府，要求“使团”：“此一步骤不许可导致占领西藏或以任何方式长久干涉西藏。作此推进的唯一目的在获得赔偿，一经得到赔偿，即行撤兵。”转引自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4] 伯克，在当时伊斯兰国度中相当于“王公”，低于可世袭的君主“汗”。参阅［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8~179页。

[5] ［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2页。

[6] ［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66页。

[7] 1865年至1869年俄国占领与中国新疆近邻的塔什干、布哈拉和浩罕。1876年浩罕地区正式并入俄国版图。

[8] ［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68页。

[9] ［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15页。

[10] 卡曼斯基，俄国商人。

[11] ［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01页。

[12]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871~191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13]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3页。

[14] ［日］板垣征四郎：《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1931年3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页。

[15] 1950年3月8日，美国驻印使馆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第301号电文披露，印度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的为时半年的作战所需，“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6月20日美国驻英国大使道格拉斯在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第3480号电文中报告了英国外交部对美国希望英国援助“藏独”分子的回应，英国认为：“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西藏长期被认为不能进行除了名义上的任何抵抗。”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335页。

[16] ［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91页。

[17] ［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90页。

[18] ［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页。

[19] 全文参阅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9~241页。

[20] 在1907年《英俄协约》关于阿富汗部分中，英国表示“无意改变阿富汗政治现状”，承担“不吞并、不占领阿富汗任何地区，不干涉其内政的义务”；俄国承认阿富汗不属于“俄国势力范围”，答应通过英国政府同阿富汗建立一切政治联系。参阅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871~191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21] 参阅《1846~1907年英俄在中亚细亚的冲突和扩张》，［英］马丁·吉尔勃特编，任京译：《俄国历史地图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60页。

[22] 2009年3月2日美国一高级官员表示，北约可能会要求中国在中阿边境开放补给线，以支持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12月3日美国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说，与伊拉克战争不同，阿富汗战争由于补给困难而受阻，武装分子经常袭击美军的补给线 “我们仍非常关注这一问题。我们正在寻求其他的补给线。我们将与中国及阿富汗的其他邻国讨论此问题。我们与中国已就阿富汗问题迸行过磋商，希望中国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消息来源：《北约欲求中国开放瓦罕走廊补给北约驻阿军队》，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3/390720.html。

《美阿对华磋商 中国或对美开放瓦罕走廊补给通道》，

http://news.ifeng.com/mil/1/200912/1206_339_1463625.shtml。

[23] “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是清朝康熙年间平西、靖南、平南三藩王发动的叛乱。其中以吴三桂之势力最大。清朝初年，由于清朝统治者力量尚不足以直接控制南方各省，因此将汉人降将有功者分封管理在一些南方省份：吴三桂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兼辖贵州；尚可喜封平南王，镇守广东；耿仲明封靖南王，死后，其子耿继茂袭封，镇守福建。上述三方势力合称三藩。三藩在所镇守的省份权力甚大，远超过当地地方官员，并可掌控当地军队、税赋等。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蕃。吴三桂率先举兵叛乱，分兵攻陷湖南、四川。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先后响应于福建和广东，广西、陕西等地也先后发生叛乱。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亦反，吴三桂急派其得力大将左都督王屏藩出汉中支援；西战场形势趋于严峻。康熙帝集中主力南征吴三桂，同时停撤平南、靖南二藩。自康熙十五年（1676年）起，战场形势开始有利于清军，陕西的王辅臣与满清朝廷对峙三年之后，终于接受康熙的招抚，耿精忠势穷乞降，尚之信也继而降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大封百官诸将。当年秋，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继承帝位。清军乘机分路并进，湖南、贵州、广西、四川等沦陷各省次第光复。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会攻云南省城昆明，吴世璠绝望自杀。至此，这场历时8年，蔓延10省的三藩之乱才平定下来。

[24] 1662年6月，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不久。继承延平王位的儿子郑经（1643~1681）、孙子郑克塽（1670~？）等人，凭恃武力在台湾割据。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奉旨专征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促使郑氏集团放弃抵抗而就抚。台岛不战而下。

[25] 噶尔丹（1644～1697），清代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早年赴西藏当喇嘛。康熙九年（1670年），其兄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杀。次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击败政敌，夺得准噶尔部统治权。十五年（1676年），噶尔丹俘获其叔父楚琥布乌巴什，次年击败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实力大增。随后又占据南疆，势力扩至天山南北。十八年（1679年），达赖喇嘛赠以博硕克图汗称号。二十七年（1688年），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朱穆沁地区，威逼北京。为确保边疆安定，康熙帝曾3次亲征。二十九年（1690年）年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南）之战，噶尔丹败退至科布多。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之战，噶尔丹主力被清军击溃，部众叛离。次年3月卒于科布多。

[26] 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1965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