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是亚洲的“稳定之锚”。如若失去中国，将是美国在21世纪所犯的最重大战略失误。

对信奉“人权高于主权”，并屡屡以武力侵犯别国的美国来说，这几年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规则等似乎已经成了口头禅。7月12日所谓“仲裁结果”出炉后，作为菲律宾的盟国和仲裁案最重要的幕后推手，美国政府迅速为裁决结果“背书”。白宫高官、国务院发言人、麦凯恩等重量级国会议员和一些前官员密集发声，敦促中国避免“挑衅性”言行，认为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都有法律约束力”。

7月13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推手、美国前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前太平洋司令、退休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赴参议院作证，提出几项试图迫使中国接受仲裁结果的建议。坎贝尔与丹尼斯的建议是否会最终形成国会议案以对华施压尚未可知，但这些“声音”却直接体现了美国部分势力与战略界的制华思维：自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一直从政治和战略角度策划、推动和利用南海问题，更意图使南海仲裁案成为中国的一个“重大挫折”和美国的一个“战略收获”。

但正如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美方有关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答记者问时所说的：美方有什么资格在南海问题上对别人说三道四?“我们奉劝美方好好反省自己的言行，停止为有关非法裁决造势，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言行。”

美强力干预南海问题实为战略误判

在一些美国精英眼里，美国不仅是“治安警察”，还是可强制执行判决的“国际法院”。若中国不就范，美国有权和有能力通过武力威慑和胁迫、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等方式对华施压，不断增加中国拒不执行裁决的成本。美国的意图是，如果中国继续强硬下去，中国将可能被孤立，美国与中国邻国的关系将更紧密;如果中国妥协并屈服，中国的邻国将认为这是美国的功劳，因此会希望美国不仅留在亚洲，而且要加大存在。一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中国需要解决国内巨大的挑战，需要搞好与邻国和与美国的关系，因此会选择妥协，息事宁人。其结果是不管怎样，美国都是战略上最大的获益者。

但事情会按照美国设想的剧本发展下去吗?从历史上看，战略和政策的设计者最常犯的错误是高估己方能力、低估对方能力，并对战略互动的复杂性缺乏应有的警觉。小布什政府设计的“大中东改造计划”、奥巴马政府支持的“阿拉伯之春”，均导致或加剧了中东一些国家的冲突和混乱，在造成当地生灵涂炭之余，还让世界其他地区长期承受恐怖主义之害。美国在东欧的战略扩张，触发了乌克兰危机，成为美俄关系急剧恶化并僵持至今的祸首，欧洲安全问题重新凸显。美国若在南海问题上强力对华施压，可能错估形势，让亚太地区陷入谁也不愿看到的后果。

一是可能导致东盟分裂。这些年美国不断炒作和介入南海问题，重创了东盟协商一致的原则和精神，加剧了东盟内部的分歧。东盟一些国家支持中国和南海的其他声索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而且东盟与中国就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调。美国以“警察”和“法官”的面目强推仲裁结果，将迫使所有东盟国家“选边站”，这违背了东盟国家的意愿，也将对东盟构建共同体的努力形成致命的打击。

二是可能触发危机。奉劝美方放弃可能对中国开展胁迫外交，靠武力威胁迫使中国就范的打算。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可能低估中国捍卫主权的意志，引发严重的军事对峙并酿成危机。

三是使中美关系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害。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美国通过威慑和胁迫等方式对待中国，正在侵蚀中国对中美关系的信心。过去几年，中国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朝核和伊核问题与美国开展了积极合作。但美国在主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和持续挑衅，可能逐渐将中国逼到墙角。在美国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升高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向美俄关系的方向滑动、中美“新冷战”的风险将会上升。鉴于中美的经济规模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中美战略关系的根基动摇，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

推动南海问题降温亦符合美国利益

更为危险的是，美国部分高官和议员似乎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信心十足，对东亚出现的军备竞赛和中美安全困境乐观其成。对念念不忘“行动自由”的美军来说，南海是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应对中国所谓“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前沿。除航母战斗群、驱逐舰、巡逻机等传统武器装备轮番登场外，无人潜航器、无人作战系统等新一代作战装备也将逐步在南海亮相。美国的所作所为，正将南海变成地缘政治陷阱。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所言，美方在南海集结大量军舰、军机、先进武器，将真正危及各国商用和民用船只的航行自由。如此大规模集中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将成为紧张的根源，恰恰是武力侵蚀着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利用地区紧张局势，美国还会继续强化同盟体系及美国防长卡特所称的“有原则的安全网络”，按照美国的意图塑造地区安全架构。各种预防性措施将使地区安全格局失去弹性和灰色地带，集团政治可能变成现实。

但是，上述灰暗的图景并非不可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并非总会重演。作为影响南海局势最大的外部力量，美国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避免最坏情况的出现。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脆弱，亚太作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不应该因主权纷争和地缘政治竞争“自废武功”，地区经济合作、互联互通的发展势头不应该逆转。美国的安全与繁荣离不开亚洲的安全与繁荣，离不开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对于这一点，中美和亚洲其他国家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强有力的共识。从共同利益出发，推动南海问题的降温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外部力量的过多介入、单方面的施压都无助于问题解决。另外，由于地区国家和域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和诉求不同，试图构建对华施压的“统一战线”不会成功，勉强拼凑的阵营也难以持久。

近年来，南海问题也暴露出亚太安全结构的严重缺陷。如何构建起一个包容、开放、有弹性的地区安全体系，已经摆上了亚太各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是像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样，试图搭建一个排除中国的亚太安全体系?抑或是尊重亚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照顾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关切?这些选项考验着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智慧。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是亚洲的“稳定之锚”。如若失去中国，将是美国在21世纪所犯的最重大战略失误。

为“修宪”造势，日在南海煽风点火

在日本仍存在较强和平主义力量的背景下，制造和渲染周边紧张局势，强调外部威胁，是推动国内民众支持修宪的重要手段。

“希望日方能真正从中日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反思在南海问题上煽风点火的做法，停止插手和炒作南海问题，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7月12日，在回应日方对有关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表态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如是说道。

近年来，日本强化介入南海之势愈加明显。对日本而言，在南海地区制造长期紧张局势，有利于“战略诱导”中国、美国和地区国家长期纠缠于这一地区热点，从而达到减轻日本自身对华博弈压力、分化中国与东盟关系等多重目标。

今后一段时间，日方可能继续以单独或联合海空行动、对声索国提供军援军售、外交及舆论搅局等手段，刺激及维持南海议题热度，以图形成长期对华掣肘之势。

日海空力量频繁进入南海

日本并非南海周边国家，但早在20世纪前叶，其就有过对南海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史。战后，日本一度对南海关注趋冷，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其开始再次介入南海问题。

1992年中国颁布《领海法》，正是在这一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在“国际军事形势”一章中编列“南沙群岛问题”一节。2001年以后，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进行，日本自卫队还启动了在印度洋对盟国加油等远洋军事行动。在此背景下，日本军事力量开始出现在南海，但其频率和规模有限，关于南海问题的“针对性”尚不明显。

2010年之后，特别是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执政以来，日方开始大幅加强对南海事务的干预。

首先是强化军事手段的运用。特别是2015年以来，日本各类舰艇、飞机频繁进入南海。例如，仅2016年1月-4月的约100天时间里，自卫队先后派遣了“伊势”号直升机航母、驱逐舰、常规潜艇、扫雷舰前往南海活动，其中“伊势”号直升机航母是首次进入南海执行任务，日本常规潜艇进入南海也是15年来的第一次。这种密集派遣兵力前往“周边”以外区域的作法，是自卫队建立以来前所未见的。

其次，注重强化间接介入手段的运用。日方加强通过对菲律宾、越南的军事援助、武器销售及人员培训等方式，推动南海地区声索国的“能力建设”。由于“武器出口三原则”放宽为“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以及新安保法实施后日本对别国军事力量支援的法律空间扩大，日方在间接介入手段上的选项也比过去有明显增加。如在对菲方面，日方已决定向菲方提供TC-90小型巡逻机，并在向菲方推销其相对旧式的“亲潮”级潜艇，还于4月派遣潜艇前往菲律宾展示。

再次，注重强化外交手段的运用。具体表现有：加强在东亚地区机制、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的议题设置及“合纵连横”，试图形成批评指责中国的国际“包围圈”;在与美国等大国、东南亚国家的双边交往中，加强关于南海议题的协商和发声，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及一致;在与南海问题并不直接相关的全球其他国家交往时，或在并不直接相关的其他多边机制(如G7)中，日方也在努力设置南海相关议题。

强化介入南海有多重目标

日本此轮强化介入南海问题，意图达到多重目标。

第一，刺激南海局势成为长期地区热点，转移中国战略方向重心，牵制和消耗中国战略资源，减轻其对华博弈压力。

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之后，中日关系陷入全面低谷，双方在外交等领域一度出现全面对抗势头，在军事领域则出现了长时期、高强度的海空对峙。进入本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呈现“此长彼消”趋势。在当前双方国力对比之下，日方如果以“一己之力”长期对华博弈，显然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日方寄希望于挑动南海局势，刺激南海局势形成长期热点，以此牵扯中方精力和资源，减轻其对华博弈压力。为此，日方近期行动明显带有对中国和地区国家的“战略诱导”性质，无论是频繁借助国际场合发声，或是在南海展示军事力量存在，日方都是在主动设置议题，刺激并维持南海议题热度，引导各方在此投入战略资源。

第二，分化中国与东盟关系，助力日本在东南亚地缘争夺。

东盟拥有6亿以上人口，目前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未来亦可望保持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对于地区大国而言，对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日本一直视东盟为其长期发展的重要海外依托。由于中日两国企业、资本在东南亚存在一定的竞争，日本国内部分人将中日在东盟的经济博弈视为“零和游戏”，试图通过政治渗透、经济绑定、社会文化拉拢等方式，将东盟拉向日本一方。在此过程中，日方部分人寄希望于通过南海问题在中国与东盟之间打入“楔子”，分化中国与东盟关系，进而助力其在东南亚的地缘争夺。

第三，阻遏中美两国接近或“和平共处”趋势，寻找加强美日同盟的新“粘合剂”，避免美日同盟出现新的“漂流”。

长期以来，日方一直十分担心中美两国的接近。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中美两国虽仍存在诸多分歧，但总体上实现了“不冲突、不对抗”的基本目标，并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实现了一些积极进展。日方刺激南海局势、设置热点议题的动作，不仅是对中国的战略诱导，也是对于美国的战略诱导;不仅是在分化中国与东盟关系，也是在分化中国与美国关系。

第四，为国内政治“修宪”等议题制造外部环境，并“试水”海外介入行动。

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修改宪法。修宪是安倍政权的公开目标，但其需要相应的国内外环境。在日本仍存在较强和平主义力量的背景下，制造和渲染周边紧张局势，强调外部威胁，是推动国内民众支持修宪的重要手段。

同时，近年来日本国内安保政策的转向，南海形势从客观条件上适于作为海外介入行动的“试验区”。日方对于军事力量的运用，对于军援军贸手段的尝试，以及对于与美方联合行动的探讨，无不显示出一定的“试验”特色。

警惕日在南海“刷存在感”

在日本国内法层面，新安保法的解释范围是日本介入南海的行动“上限”所至。

分析人士指出，需要警惕日以新安保法为所谓依据在南海实施诸多行动：如判断南海局势为所谓“重要影响事态”，在冲突时向美国或菲律宾等第三国提供后方支援;或以保护和撤离侨民为借口，在形势紧张时派遣自卫队“预置”于南海周边国家;或在南海地区发生冲突时，判断南海局势为所谓“危机存亡事态”，与美国或菲律宾等第三国实施联合作战。

此外，新安保法的实施还可能对南海地区个别声索国带来不可忽视的心理作用。在《周边事态法》等旧安保法框架下，日本缺乏干预南海事务的法律空间，其即使怂恿菲律宾等国搅局，也缺乏提供保障的“信用”。但在新安保法通过后，日方干预南海已无法律障碍。必须看到，这很可能会对个别声索国带来一定的刺激和鼓动作用。

在“上限”之下，从近期看，日方强化介入南海事务的政策选项还有如下类型：

一是军舰单独巡航或联合巡航，展示“存在”，强调同盟及伙伴关系，同时兼具抵近侦察作用。二是军机在南海巡航“常态化”。三是对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提供军援、军贸和军训等支持，加强代理人“能力建设”。四是继续利用外交场合和国际舆论对华施压。

自身能力制约其意图

不过，日方在南海的介入行动必将消耗其自身资源。

在“直接介入”方面，日方自身能力存在局限性。分析指出，海上自卫队现有41艘驱逐舰。其中，目前在亚丁湾海域常驻2艘驱逐舰执行反海盗任务，每次出航约5个月，加上出航前后的准备和恢复时间，可以认为海上自卫队常时有3-4艘驱逐舰需用于亚丁湾护航任务。同理，假设海上自卫队在南海常态化部署由2艘驱逐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即需要3-4艘驱逐舰用于这一任务。这意味着海上自卫队约20%的主力舰需要专用于海外任务。对于海上自卫队而言，这一负担恐将明显削弱其本土周围的兵力配属。

与之类似，除反潜巡逻机数量较为充裕之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及支援飞机，以及海上保安厅的海上巡逻力量，恐怕都难有常态化、长时间“分兵”海外的余力。

在“间接介入”方面，从历史上看，通过“代理人”介入地区矛盾，虽可以收到避免直接冲突、形成同盟效应等好处，但也会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例如“代理人”的能力以及态度问题。

最后，日方外交和舆论战不仅亦消耗其资源，且效果并不确定。近期以来，日方在对华外交上出现“小冷战”迹象。其特点是调动其可用外交资源，利用各种场合甚至是本无关系的场合设置涉华议题，其宣传和争取对象不仅包括涉事国，还包括很多无关国家。这种不惜“体力”争取涉华议题国际化的作法，反映出日方某种焦虑心理和非理性心态。

澳大利亚“盲目从美”令自身尴尬

在拉起所谓裁决“大旗”做“虎皮”，在国际上鼓噪对华施压的国家中，除了美国与日本，就属澳大利亚表现“抢眼”。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所谓仲裁结果12日公布后，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在当天近午夜时分发表声明，认为这一仲裁结果“具有约束力”，敦促中国和菲律宾“共同遵守”，并表示澳将继续行使国际法赋予的所谓“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权利。次日，毕晓普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又对中方进行指责。

毕晓普的话很快即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的驳斥。陆慷13日表示，澳大利亚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希望澳方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自己的立场，恪守关于在有关主权声索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

在拉起所谓裁决“大旗”做“虎皮”，在国际上鼓噪对华施压的国家中，除了美国与日本，就属澳大利亚表现“抢眼”。虽然澳大利亚远在西南太平洋，但它的身影在南海也一直时隐时现，并时常作为美国在亚太的“忠实”盟友对华发难。

安全倚靠美国，对华存有疑虑

澳大利亚认为，虽然是域外国家，但澳大利亚80%的贸易都要通过南海的水域，所以澳大利亚有义务关注南海问题。但是，澳大利亚一些学者已经指出，途经南海的国际贸易水路多年来运行顺畅，以此为由批评中方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压根站不住脚。也有一些学者从技术角度挑战澳官方说法，认为澳大利亚的贸易很大一部分是经菲律宾以东的水路进行，途经南海水域的比例并无“80%”之多。

除了“国际贸易”，澳大利亚介入南海问题也在拿“航行自由”说事。这些说辞其实与美国的表态如出一辙。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南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几乎参与了美国发动的历次主要战争，从越战到伊战概莫能外。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保持相近立场，紧密跟随美国在南海区域的有关行动，也有其对中国还存有一定防范心理，担忧南海为中国所“控制”的原因。

近年来，作为美国“南锚”的澳大利亚与“北锚”日本也在不断深化军事合作。日本修改武器出口相关法律后，把澳大利亚当作其武器出口的突破口，希望将其“苍龙”级潜艇出售给潜艇亟须更新换代的澳大利亚。《华尔街日报》曾指出，从太平洋到印度洋，日本把澳大利亚定位在构筑集体自卫关系的一环。日本也希望通过出售潜艇给澳大利亚，将日澳关系提升到准同盟关系。虽然潜艇合同最后未能达成，但两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仍相当密切，包括举行联合军演，或参加美日澳三方军演，甚至澳大利亚向日本开放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相关的空间监控情报等。

目前，澳日之间有定期的外长防长“2+2”会晤，2015年澳日将双边的战略对话和军事合作范围扩展到印度，分别于2015年6月和2016年2月召开了副外长级的三边会谈。澳大利亚还自2012年起加入了美日之间自1978年起就举行的“北方部队”军演，该演习目前已扩大至包括韩国、新西兰、菲律宾等国，科目包括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等。

视东南亚国家为其北部重要“门户”

由于地缘原因，澳大利亚对东南亚事务十分“上心”。澳大利亚曾在2009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写道，“在战略上，我们(澳大利亚)在东南亚的邻居地跨我们北部的门户”，澳大利亚在除本土和近海以外的“北部亚洲到东印度洋之间的亚太更广阔区域”亦有着“持久的战略利益”。20世纪6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曾介入当时的东南亚国家内部冲突，并派兵援助英国在当地活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并不关注东帝汶事务时，澳大利亚则高调出头。

近两年，澳大利亚加强了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特别是防务合作，推动东南亚国家的“能力建设”，特别是军事装备方面。比如，澳大利亚2015年2月将其海关和边境保护船转赠给马来西亚海关，当年11月捐赠了两艘退役的重型登陆艇给菲律宾，今年3月又以优惠价格出售给菲律宾三艘此类舰艇。澳大利亚还升级了与越南的防务和安全合作，更新了与印尼的防务协定，扩大两国防务交流。2015年澳大利亚将其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都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此外，澳大利亚很早开始就在印度洋北部和南海地区进行“门户”行动。所谓“门户”行动是指澳大利亚与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联合实施以打击海上人口走私、维护印度洋北部和南海安全稳定为目的的联合军事行动，澳大利亚负责提供海空军力量进行巡逻与侦察。此前，英国广播公司(BBC)和澳大利亚媒体曝光，澳军机在执行所谓“航海自由”行动时与中国海军在南海上空对峙，但澳政府解释说，涉事的澳军机实际是在执行“门户”行动，且澳军机并未进入中国声索岛礁的12海里领空，双方的无线电通话也属正常。

澳国内要求反思“盲目从美”

南海仲裁案所谓结果出台后，反对党工党的“影子国防部长”史蒂芬·康罗伊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授权海军和空军更加靠近南海争议岛礁航行，以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但他的言论立即遭到外长毕晓普和总理特恩布尔的批评，被斥之“非常不负责任”。特恩布尔说，本地区所有其他人都在呼吁冷静，而康罗伊却背道而驰，只有他在呼吁紧张升级。

7月19日，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澳大利亚。在联合记者会上，拜登再次对华施压，但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的表态耐人寻味——他在讲话中没有像12日毕晓普的声明那样提及仲裁案，而是笼统强调了在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争议的意义。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处于“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局面。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目的地、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一大旅游收入来源国以及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之后，有关对澳“在安全上盲目从美”的批评在其国内越来越多。

澳大利亚也许希望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保持平衡。但身处两个大国之间，如何站在公理一方，作出正确的战略评估，恐怕是澳方摆脱自身在南海问题上尴尬角色的关键。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政治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