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内涵丰富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职责使命、目标任务和原则要求，发出了创新新闻舆论工作的号召。新闻舆论工作关系党的工作全局，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也是国家安全的必争之地。

新闻的全球实时可见，使部分微事件可能产生战略性全局性影响。有些突发事件，地理上远在千里万里之外，但在信息和信息的影响层面，它跟公众实际是零距离。一个从事件本身看微小、局部、偶发的事情，往往因为大众媒体的报道而成为全球热点，因而对国家安全态势产生战略性、全局性影响。意料之外的国家安全变数被大量生成。受全球化发展和趋利性报道的叠加影响，不少媒体惯于炒作国家安全威胁，甚至渲染“威胁”、制造“敌人”。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也使得一些媒体对于复杂、敏感的国家安全议题采取一种好为大言、刻意炒作的态度，以所谓的“新闻自由”为招牌，不管后果，不论导向，不分是非，把关涉重大的国家安全事务报道变成吸引眼球的媒体名利场。

上述情形，在国家安全领域掀动“蝴蝶的翅膀”，对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决策执行，构成复杂影响：一是国家安全领域难免出现的坏消息，包括误解、错报、误传的消息，将在有关方面没有来得及干预之前，就影响到家庭、社区以及军人。一些原本可以从容处置的国家安全事态，则在新闻媒体的集中曝光、炒作之下，形成非理性舆论声浪，给外力介入提供机会窗口，增加妥善处置的难度；二是新闻舆论对国家安全议题的超常规聚焦，增强了公众不安全感和舆论不稳定性。由此，国家安全战略容易受制于导向有误、剧烈变动的舆论潮流，甚至被片面、冲动的民众情绪所绑架；三是媒体对国家安全风险和灾难的长期热衷报道和引申评论，使得人们夸大了对国家安全风险的认知，由此造成一种从“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到“魔由心生，危从中来”的恶性因果关系链；四是碎片化的国家安全问题报道，使公众对战略层面、长远的国家安全漠不关心，对涉及自身利益、短期利益的安全问题则又过度敏感。这种由于过度聚焦、过度渲染而导致的麻木，从长远来看更为危险。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名著《第三次浪潮》中说：“明天的一些最主要的战斗将发生在舆论宣传的战场上。”在当前的国家安全现实中，我们每天面对着他者通过新闻舆论施加的压力、构设的挑战。在海洋权益争端等国家安全热点议题上，有些新闻媒体成为部分国家运用来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利器。比如，2015年美国国防部批准CNN报道小组随P-8A“海神”反潜侦察机一起飞越我南海岛礁空域并大肆报道。我国当前维护国家安全时所遭遇的困境，相当一部分就是由某些国家借助新闻媒体来制造的，而“解扣”的关键也在于在新闻舆论主导权上实现反制。

由此，在今天的国家安全工作中，我们能够发现这样一系列的相关性：良好国家安全环境与良好新闻舆论环境有关，国家安全能力与新闻舆论引导能力有关，国家安全水平与新闻舆论治理水平有关。制新闻舆论权，成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阻止他国侵害国家利益图谋的战略支点。

媒体弱于人或受制于人，则国家安全漏洞常现。包括意识形态安全在内的国家总体安全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底线维度”的国家长治久安，二是“进取维度”的发展性国家安全利益实现，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都极有赖于国家新闻媒体的强大，也同时有赖于国家机构运筹使用新闻媒体的能力。

当前，我国文化传媒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而在美国，这一数据是20%。我国媒体的实力差距，我国国家安全机构运用媒体的能力差距，都是明显的——既与我国大国地位和大国安全需求不相匹配，也与各类政治势力通过媒体对我制造安全压力与风险的严峻程度不相匹配。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在国家“将强未强”阶段开启创新发展之路的中国媒体而言，其发展创新目标的设定，应该有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生力军的大胸襟，有站在国家安全高度的大格局，确立将自身创新发展融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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