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教授参加“依法治理邪教”研讨会

　　【作者按语】2015年10月16日，“依法治理邪教”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召开。本文获得此次研讨会征文特等奖。我认为，在中国社会里，“膜拜团体类型”的组织，是比较普遍的生存方式，因而中国的“膜拜团体”，往往信众数量众多，而且生命力顽强。它们通常温和地生存在基层社会，但遇到社会危机时，有些“膜拜团体”爆发的冲击力，足以震撼主流社会的制度大厦。在当代中国开放改革深入发展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关注膜拜团体中的破坏性因素，特别警惕打着基督教旗帜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

警惕打着基督教旗帜的邪教组织

——兼论当代中国邪教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内容提要】从国际学术视野考察，打着基督旗帜的邪教组织，可以称为基督教类型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在国际国内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此类组织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基督教类型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的政治叛逆性和传播方式的草根化，值得深入研究。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在当代中国开放改革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应当高度警惕膜拜团体中的破坏性因素。

　　2014年“5.28”山东招远血案震惊海内外。“全能神”邪教组织的残暴性，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应当高度重视打着基督教旗帜的邪教组织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我认为，打着基督教旗帜的邪教组织，从国际学术视野考察也可以称为，基督教新教类型的“破坏性膜拜团体”(destructive cult)。对于此类组织的考察是当代中国邪教问题研究领域的盲区。分析目前国内外的局势，基督教新教类型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存在着相当的发展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趋势与特点分析，此类组织的破坏性因素，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值得深入考察。

一、基督教新教类型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的国际因素

　　从国际背景分析，基督教身为世界第一大宗教，自身具有强烈的传教愿望。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是基督教全球传教战略的基地。

(一)美国政府的“信仰外交”成为基督教全球传教战略的重要推动力。

　　自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确立以来，美国基督教新基要主义势力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进一步结合起来，利用国家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标准的“宗教信仰自由”价值观。这种所谓“信仰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的实质是，将“宗教信仰”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相结合。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说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所谓“信仰外交”的关注重点是基督教的“普世价值”。正如1997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题目：《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这种宗教信仰文化不断被抽象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工具。某些基督教新基要主义组织强调其宗教的“普世性”，传教热情高涨，动员大量的资源向世界各地传教。

　　在整个20世纪里，基督教的主要群体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基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基督教在其发源地——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衰落，另一方面某些热衷传教的基督教新保守势力，长期推行传教国际化的战略，大力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基督教。有学者统计，20世纪初全世界85%的基督徒(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居住在西方。到20世纪结束时，全世界基督徒已有60%居住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地区。

　　在当代世界宗教史研究领域有一本引起关注的著作。2002年，美国宾州大学教授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 )出版《下一个基督王国》。这位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根据丰富的资料，分析基督教教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历史趋势。大量事实表明，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基督教在西方发达国家日益衰微，而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基督教信徒日益增长。随着经济、人口、文化的变迁，南半球或者广义的“第三世界”，将是未来基督教的大舞台。未来数十年，基督教仍然是世界性的宗教。他观察分析第三世界新兴基督教会的特点是，强调传统价值，以福音神学为主，即：注重宣教和拯救灵魂。他分析这些新兴教会增长的原因是，末世论、本土化、参与政治。他认为，世界宗教的格局是十字架与新月的对峙。菲立浦·詹金斯教授将基督教的重心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向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称之为“上帝在南下”。

　　基督教福音派神学家公布的“上帝在南下”的数据超过学者。美国著名的福音派牧师华理克(Rick Warren)说，在1900年全世界71%的基督徒居住在欧洲，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降至28%。

　　以发达国家社会为依托的基督教文化，以强势文化态势，持续地向世界各地传播，信徒遍及全球，继续占据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宝座。在基督教基要派中福音主义迅速崛起。福音派具有强烈的传教使命感，渗透世界各地，深入社会草根阶层，成为全球增长最迅速、最大的宗教团体。大量基督教徒居住在中东、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与当地的传统宗教文化交织生存，摩擦不断。

　　我认为，从基督教神学考察，第三世界的新兴教会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三个：“末世论”、“参与政治”、“本土化”。“末世论”和“参与政治”都蕴含着强烈的社会张力。各种本土化的“末世论”，容易吸引苦难中的民众加入教会，也容易形成宗教异端，甚至演变滋生邪教组织。宗教组织积极“参与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教相分离的趋势，背道而驰。作为新兴的基督教会迅速扩张势力，又高调积极参与政治，常常引发教会组织与世俗社会政权的冲突。

(二)国际霸权大力支持基督教新教类型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

　　自1999年以来，美国政府发布的历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均以数十页的篇幅，历数种种所谓“案例”，指责中国政府“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如：美国国务院在《200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声称：“(中国)政府取缔了法仑功、观音法门、中功。政府认为某些基督教新教团体是邪教(cults)，包括呼喊派(Shouters)、东方闪电(Eastern Lighting)、门徒会(Society of Disciples)、全范围教会(Full Scope Church)、灵灵教(Spirit Sect)、新约教会(New Testament Church)、三班仆人派(Three Grades of Servants)、门徒联合会(Association of Disciples)、主神教(Lord God Sect)、被立王(Established King Church)、统一教(Unfication Church)、家庭之爱(the Family of Love)、华南教会(South China Church)。”除了被界定为“精神运动”的“法仑功”外，美国政府持续关注这些“基督教新教的团体”的生存——即中国政府治理的邪教组织。

　　美国国务院一方面严厉指责中国政府“严重侵犯宗教自由”，一方面又难以提出确实的证据。据我所知，除“法仑功”外，中国政府没有再以“邪教”的名义，查处任何气功类的组织。可以推测，执政者认为，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查处此类组织，这样的治理成本太高。《报告》中所列举的这类基督教新教团体共13种。至今为止，我没有发现“门徒联合会”(Association of Disciples)的资料，可能是《报告》有误差，其他12种都是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查处的邪教组织。其中家庭之爱(the Family of Love)在中国官方译为“天父的儿女”。据我所知，实际上，这类基督教新教团体，包括变异的组织，至少有19种。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此类基督教新教团体开始从境外传入中国大陆，并以推翻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为自任，引起执政者的警惕。始作俑者为1962年在美国加州创立的“呼喊派”。应当指出的是，“呼喊派”被中国政府查处，绝不是因为其另类的宗教信仰方式，而是其推翻政府的政治行动。此类组织将宗教信仰与某种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是宗教利用政治呢?还是政治利用宗教呢?此类组织的差异有多少?如何区别对待?能够将中国政府查处此类宗教组织，归结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吗?国际上许多右翼基督教团体不分青红皂白，积极谋求向此类组织提供资助，这怎能不加剧他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呢?

　　据我所知，多数美国学者主张积极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以利于西方文化“和平演变”中国。众所周知，美国纽约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艾克敏(David Aikman)曾写过一本著作，书名就是《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他在书中提出，如果将来中国基督教徒接近7千万，中国基督教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如果中国未来三十年内基督教徒人数达到中国总人口的20-30%，基督教的理念就会在中国政治及文化中成为起着统领作用的世界观。而“中国龙”一旦被“基督教羔羊”所“驯服”，中国将不再构成对美国和其他世界的威胁。

二、基督教新教类型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发展的国内因素

　　从国内背景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现象不断升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现象不断升温。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基督教人数及教堂、聚会点的数量都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关于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规模，中国政府、宗教界和学术界发表的统计数字不一。官方发布的数字比较低调谨慎。如2008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撰文说，全国的基督教信徒为1600万人，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70万人相比，增长十分迅速。因这一统计数据不包括未经政府登记教堂的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实际数量比这个统计数字要大”。

　　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指导下，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于2008-2009年，对我国基督教新教现状进行全国性抽样调查。抽样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采用复杂概率抽样设计(即于总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英文缩写为PPS)。调查问卷涉及19个问题，共发放63680份。“据本次调查估算，我国现有基督教徒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体估值2305万人”。

　　大多数学者对当代中国基督徒的调查数据，明显高于官方的统计。2003年至2006年，在童世骏和刘仲宇教授带领下，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在中国30个省市，对4569个样本进行抽样调查，估计当代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约有3亿，其中基督徒约有4000万。

　　另一个由外国学者组织的调查数据与华东师大课题组的结论接近。博克林(Dr.Werner Burklin)博士为创始人的“中国伙伴”组织(China Partner),于2007年，在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对5430个样本进行抽样调查，结论是“中国现在的新教徒人数为3900万，这中间包含3%的误差。”博克林博士认为，“在教会历史上，中国教会的发展速度要高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

　　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立项调查当代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现状。从2007年到2008年，该课题组先后赴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浙江、江苏、云南、湖南、重庆、海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四川、湖北、陕西、安徽、辽宁、吉林等十几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该课题组负责人于建嵘教授综合各种调查数据，认为“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

　　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对当代中国基督徒的数字评估普遍比较高。2008年3月12日，英国国家电视台BBC报道称，中国基督教人数近7000万。2008年7月4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文认同中国基督教信徒已近7000万。2011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全球基督徒数据，其中有5%的中国人是基督宗教信徒，其中包括5800万基督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国际基督教传教组织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的迅猛发展兴高采烈。其数据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主观传教色彩。比如：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认为中国基督教信徒已经达到一亿。韩国是向当代中国派遣基督教传教人士最多的国家。韩国基督教会的统计竟称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一亿二千万。

　　随着当代中国基督教徒的迅速增长，其宣教教义表现出的保守性神学倾向，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大多数学者眼中，当代中国的大多数基督教会具有福音派和灵恩派特征，坚守《圣经》字句，热衷强烈的个人神秘体验，强调神迹治病等等。这种强烈的灵恩倾向，关注末世的来临，很容易发展为异端，衍生邪教组织。有学者的社会调查指出 ，在基层社会的宗教实践活动中，各种基督教的派别虽有差异，但在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指导下，是很难分别的，绝大多数处于相容共生的状态。

(二)基督教与“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生存的状态

　　当代学者对中国基督教现状的调查报告表明，基督教与“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的关系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处于矛盾交织生存的状态;另一种类型是，处于“和而不同”的共生状态。

　　关于第一种类型有许多田野调查报告。2008年11月，我和郑永华博士到湖南省张家界调研基督教现状。在慈利县福音堂调研时，那里的教职人员告诉我们说，慈利地区有许多“异端教派”(邪教)在进行活动，经常到福音堂里拉拢信徒的就有“三班仆人”、“门徒会”、“东方闪电”、“主神教”等等。这些“邪教组织”“打着基督教的旗帜，讲《圣经》断章取义，为了谋取个人私利。”它们经常到“教会里拉羊，防不胜防，很隐秘。”

　　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湖南常德地区，基督教真光堂的教牧人员说：教会周边的异端邪说，天罗地网的。“东方闪电、门徒会什么都有。”此地的门徒会以“三赎”名义活动。所谓“三赎”顾名思义，指三次救赎。第一次救赎是挪亚方舟;第二次救赎是耶稣降生;第三次救赎是末日来临时拯救人类的“三赎基督”，即该组织的创始人陕西省耀县农民的季三保。季三保原为基督教教徒，1982年曾参加“呼喊派”。1989年农历正月十五，他在家中召开会议，自称“耶和华与我直接对话，已定我为先知，是神的替身。”他拣选“十二门徒”自创“门徒会”。“三赎”规定，信徒每天吃饭至多不得超过二两粮，因此该派也被称为“二两粮”。吃得越少说明他的灵性越高，超过二两就表明尚未真心悔改。该派不许信徒去教堂，反对用水施洗，主张信徒“从火里过”。调查者发现，真光堂里有相当数量的信徒都曾参与过“三赎”的活动。

　　另一种类型是，基督教与“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处于“和而不同”的共生状态。

　　关于这种类型也有许多调查报告。2005年至2006年，北京大学宗教社会学专业的李顺华博士，在家乡河南卫辉市进行基督教田野调查。作者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

　　“基于宗教信仰基础的大致相同——‘东方闪电’在他们看来是异端——卫辉市乡村基督教会并不认为上述几个教派会对他们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在卫辉市基督教会看来，无神论、进化论以及民间信仰才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障碍与威胁。因此，在乡村基督教会以及圣诗班的圣化活动中，其矛头很自然地会首先直指无神论、进化论与民间信仰。这是乡村基督教会在建构群体自我认同以及其他圣化活动中所必然采用的策略，也是在它面对外来威胁时所采取的必要的生存之道。”

　　这份田野报告指出，在卫辉市乡村基督教会看来，“东方闪电”之类“基督教异端教派”，与他们宗教信仰的基础大致相同，因此，不认为这些教派“对他们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而“无神论、进化论以及民间信仰才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障碍与威胁。”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评估写道：

　　“当前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西方宗教都是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中又占据独大的角色，在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占在农村占95%以上，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发展的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左右。”“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在该地区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众业已占其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

　　该课题组负责人董磊明教授和杨华研究员强调指出：

　　“基督教“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基督邪教三者关系微妙，不容忽视”“三者都以圣经作为自己的教义来源，基督教‘三自’教会是政府认可的唯一合法的基督教组织，家庭教会则是处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政府采取的是不出事不管理的默许态度，本土基督邪教则是基督教的异端组织，对教义的理解和组织形式都有别于前二者。‘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就目前在农村的发展而言，几无区别，两者的联系特别广泛和深入。”

　　“家庭教会大量吸纳“三自”教会各教会领导层中的失意者或斗争的失败者，扩充自己的阵容、提高对教义理解的层次，同时也高薪聘用“三自”教会神学院培养的学生作为自己的神职人员，为“三自”教会神学院减轻了就业压力。在其他方面，“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交流也十分频繁，特别是新一代的神职人员和教会管理者几乎没有二者的身份区隔，在对中国近代史、海外教会、基金会等的认识上几乎是一致的，“三自”教会甚至通过家庭教会从海外募取大量资金。本土基督邪教组织则直接产生于家庭教会。”

　　综上所述，我认为，不管是处于矛盾交织生存的状态，还是处于“和而不同”的共生状态，总之，在中国大陆基督教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广大乡村地区，为各种基督教类型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三、基督教新教类型“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的特征与危害

　　2001年，我曾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邪教释义》一文，将当代中国邪教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三点。我认为，至今为止，这些分析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教主膜拜与精神控制。邪教教主自命为至高无上的“神”，是绝对的权利中心，意志凌驾于众人之上。其内部结构是背离现代社会的独裁专制。教主自我神化，制造“神迹”，演示“超自然的特异功能”，制造轰动效应，引诱群众的迷信，进而煽动信徒狂热，逐渐削弱其心理防线，扭曲其正常人格，剥夺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心甘情愿地盲从教主。教主的政治野心和权利欲望，随着其势力的扩张不断膨胀，策划或鼓动信徒的精神和行为达到痴迷。

　　第二，宣扬末日与暴力行为。邪教教主大肆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制造恐慌气氛，使信徒狂热盲从。当邪教劣迹昭著后，一旦受到社会的谴责、政府的查处，教主感到其“神”的地位受到威胁，便铤而走险，以世界末日来临为号召，煽动信徒暴力相抗，激烈反抗社会，以自杀、枪战、放毒等疯狂手段，造成惨烈的社会危害。

　　第三，秘密结社与非法敛财。邪教教主通常采用秘密结社的方式，建立封闭或半封闭的组织。教主要求信徒断绝或疏远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对教主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思想、财产乃至肉体、生命。教主攫取信徒的“捐献”，成为非法敛财的爆发户，骄奢淫逸，肆意挥霍。

　　当前，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基督教新教类型“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的特征与危害。其中，我认为，此类组织政治叛逆性和传播方式的草根化，特别值得深入研究。

(一)基督教新教类型“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叛逆性和草根化。

　　基督教属于一神教，唯我独尊，排斥其他信仰形式，其不宽容性潜在着与世俗社会更强的张力。中国基督教本土派的生存环境，有重仪式轻教义的倾向。基督教异端衍生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组织)往往具有更狂热的极端性。“全能神教”就是此类组织的典型代表之一。

1、强烈的政治叛逆性。

　　“全能神教”是美国基督教异端“呼喊派”的衍生组织，“全能神教”组织又名“东方闪电”、“实际神”。该组织是上世纪70年代末由美国传入我国的基督教异端“呼喊派”分化衍生而来。其创始人赵维山原是“呼喊派”骨干，因与同党不和而另起炉灶。“全能神”引用和曲解基督教教义，散布从《圣经》改编的所谓《东方发出的闪电》、《全能神你真好》等歪理邪说，非法传教。

　　该组织宣扬耶和华统治的“律法时代”、耶稣统治的“恩典时代”已过去，“全能神”统治的“国度时代”已来临，神以一个东方女性的形象第二次道成肉身，降临中国，将对人类进行审判。并声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只有信“全能神”才能得救，凡不信和抵制的都将被“闪电”击杀。它声称“当今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帝王大家庭，受大红龙(指共产党)支配”，煽动信徒要在神的率领下与“大红龙”展开决战，“将大红龙灭绝，建立全能神统治的国度”。

2、传播方式的草根化

　　这些“异端教派”(破坏性膜拜团体)传播方式本土色彩浓重，具有草根性的渗透力。它强调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见异象、赶鬼医病等活动方式，不仅容易与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相混杂，更迎合了中国民众带有功利性色彩的信仰动机。他们注重以神迹、灵异排除苦难，医治疾病。谁家有人生病、住院，谁家出了事故，他们就会闻讯而至，不厌其烦，问寒问暖，列举大量祷告治病、消灾免难的案例，目的则是劝人入会。而一些缺乏分辨能力的普通信徒看来，只要他们能解决实际问题，就不妨参与。

　　“全能神教”组织体系严密，联系方式秘密。该组织最高者为女神，下设祭司，教会分大区、小区、分号教会，负责人叫“带领”。其传教如同传销一样，采用“人际关系网络滚动法”，单线联系。只管入教，不准问姓名，在交流中只称假名。被政府部门发现叫“出环境”。传教者一般不准带任何通讯工具，联系时，有人接送。该组织常常蛊惑信徒离家出走，把全部身心和财产交给教主，致使许多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许多原本贫穷困苦的家庭雪上加霜。

(二)“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2007年12月6日-8日， “膜拜团体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深圳举办。12月7日，我曾应邀参加录制凤凰卫视专栏节目《震海听风录》。在访谈结束时，邱震海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习教授，您怎样评估今后膜拜团体发展的趋势?”我回答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会进一步加深;随着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社会文化的日益多样化，‘膜拜团体’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当时，我特别强调指出：“‘破坏性膜拜团体’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建立，还有许多盲区和薄弱环节，整个社会的风险系数较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我们更加关注‘膜拜团体’的破坏因素。”这一观点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2009年1月9日—11日。同样背景的学术论坛再次在深圳举办。这次国际论坛的主题定为：“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危害和社会治理”。这表明这个命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为什么“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呢?我们比较中国和西方宗教文化的社会历史基础，分析其中巨大的差异，可以解惑释疑。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文化是多元兼容共生，而西方社会强大的制度性宗教独霸天下。作为边缘性宗教文化的“膜拜团体”，它们的生存环境大不相同，发展的形态也大不相同。

　　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的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张力。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社会模式中，宗教成为维系社会整合的共同价值，被其社会历史赋予神圣的含义。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公民的权利。现代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使公民的信仰成为个人选择的权力，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脱离某种政权强制推行的精神加锁。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虽然传统宗教的社会作用，出现日渐衰弱的趋势，宗教作为源远流长的文化价值，仍沉积在民众意识中。新兴宗教——膜拜团体大量涌现，它们仍被视为边缘文化，多数团体规模较小，多数自生自灭。到目前为至，绝大多数膜拜团体还难以与传统制度性宗教抗衡，也有少数新兴宗教组织，不断调正自己，逐步发展成熟，开始融入主流社会。

　　而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尤其与西方文化相比，这种独特性更加鲜明。

　　第一，丰富的人文主义理念和多元兼容传统。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一直呈现出多元兼容风格。儒释道虽有摩擦，但终能相互吸收、相互交融，从未发生像中世纪西欧那样残酷的宗教战争。儒释道的鼎立和互补，以及多种亚文化的和平共存。人文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也有广阔的活动空间。

　　第二，政权始终支配教权。从古至今，中央政府的世俗权力始终是唯一合法的社会政治权力。宗教从来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宗教只能服从世俗政权的统治，绝不容许神权与政权分庭抗礼。

　　第三、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中国的宗教信仰一直具有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中国宗教信仰的核心理念是“敬天法祖”。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传统绵延数千年，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人们祈求天神和祖先护佑，降恩赐福，驱魔避邪，表现出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

　　第四、巫术文化的根基深厚。从人文主义视角考察，中国宗教信仰的世俗性与功利性，其积极因素是弱化神学信仰，避免宗教狂热，但其消极因素则是使得巫术文化十分兴旺。民众与神鬼沟通的中介是巫师。巫师自称具有通神的能力，借助神鬼的法力，为民众祈福禳灾。巫师通神的能力渗透到宗教中，可能发展成为教主崇拜。各种繁杂的巫术文化影响至今，成为各种新宗教—膜拜团体生存的社会基础。

　　在东西方文化中，作为一种宗教类型的“膜拜团体”，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我认为，他们在宗教模式上的共同点有：由卡里斯玛(Charisma)型教主领导，表现出神秘主义救赎倾向，注重个人精神和神秘体验，制度化程度较低。从宗教学角度考察，它们的宗教实践方式有共同性，可以用“膜拜团体”的概念来分析。

　　但是，它们在不同的社会生存环境中，在发展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社会，有强大的制度化宗教占据着民众宗教信仰的空间。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强力统制，以血腥的暴力消灭“巫术文化”的生存。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西方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出现了众多的“膜拜团体”，但也只是边缘性的文化现象。绝大多数规模较小，自生自灭。

　　在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化宗教，在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指导下，担负着教化社会的部分功能。而民间宗教在社会基层的表现出更深厚的草根性。在中国文化“多元兼容共生”的传统中，各种繁杂的巫术文化生存在各种民间信仰中，至今在社会生活中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巫师通神的能力渗透到宗教中，可能发展成为教主崇拜。如果说，“膜拜团体”的宗教特征是，由卡里斯玛(Charisma)型教主领导，注重神秘主义的精神体验，那么，中国大多数民间宗教均具有这种特征。我们可以说，“膜拜团体类型”的宗教团体，在中国社会不能简单地视为“边缘性宗教文化”。一方面，它们与主流文化相比，处于社会下层，是草根文化，另一方面，它孕育和繁衍，有绵延不绝的社会基础，即民众中广泛存在的信仰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民众基础。

　　我认为，在中国社会里，“膜拜团体类型”的宗教团体，是比较普遍的宗教生存方式，因而中国的“膜拜团体”，往往信众数量众多，而且生命力顽强。它们通常温和地生存在基层社会，但遇到社会危机时，有些“膜拜团体”爆发的冲击力，足以震撼主流社会的制度大厦。在当代中国开放改革深入发展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关注膜拜团体中的破坏性因素，特别警惕打着基督教旗帜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

　(注释略;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来源：原载《公安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