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农民工黑帮，一个身居底层、充满神秘，又似乎带着暴力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如何形成的，背负着怎样的压迫又如何反抗?青年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博士，在象牙塔中读了许许多多关于资本发展的分析文本之后，走进这一个群体，用别样的视角审视他们，在他眼里，他们已不是一群可怕的怪物，而是农民工在政治威权和资本压迫之中的一种组织化抗争形态。资本分析的理论如何与工人抗争的具体行动发生碰撞?知识分子鼓起勇气放下架子走到底层工人中间，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天色已经很晚，汪建华走进饭店，他要在这里见一个警察。

　　人早已经来齐，只差他一个。见汪建华进门，警察站起身，开始向他介绍同席的人：黑帮头目，以及他的小弟们。这让汪建华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警察，黑帮，清华社会学博士，坐在了一张饭桌前。

　　2013年，汪建华在珠三角开始了对农民工与帮派的研究。半年的调查访问后，汪建华写成了一篇1万1千字的论文。2014年12月16号，清华大学社会学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发布《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报告。汪建华的调查，与其他青年学者关于工会、NGO研究一起，组成了这份颇具份量的调查报告。

　　自1978年后，这个庞大的国家像一台轰鸣的机器，在工业化的路上奔跑着，冒着滚滚黑烟，它的燃料来自于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人口。迄今为止，这个机器已经卷进了2亿7395万人，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2倍，英国总人口的4倍。其中33.7%是30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在东部沿海城市中相遇，成为工友。

　　上个世纪在长三角发生的故事，在2013年的珠三角重演了。从小乡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怯怯地进入大城市里，却被霓虹车流晃晕了眼。同乡会、行业商会、甚至犯罪团伙，或是网络游戏公会，只要是能给予庇护和归属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轻人。

　　在帮派世界里，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还是混迹多年的老江湖，都必须遵循这个世界的规矩。“这一行看似很乱，但是都有它的规矩。在他们大部分人的观念当中，不会因为我是一个黑社会我就’黑’，哪怕他做的是那种砍人的生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在半年调查结束后，汪建华如此总结。

　　明秩序与暗秩序

　　长久以来，国内对农民工组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工会、NGO、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汪建华和他的老师们觉得，若是无视工厂周围肆意蔓生的黑帮，整个研究拼图就缺了一块。作为资历比较老的博士生，汪建华自告奋勇地接过了这个题，但他一筹莫展，无从下手，虽然他知道，那些隐而不宣的地下组织如同蛛网一般密布整个城市。

　　他需要一个把他带进那个世界的引路人。有人建议他，可以找找警察。

　　汪建华调查的第一站是东莞，这是个1988年才升级为地级市的年轻城市，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831.66万人，77.28%是他乡而来的寻梦者，只有188.93万人拥有本地户籍，是这座城市的永久居民。按照本地人口数配置的警力少得可怜，在2014年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中，东莞出动了6525名警力，几乎已经是倾全市之力。15万名治安员成了警力不足的替代品，2000块一个月，只有一万多人拿到了编制。

　　一个人口几十万的社区里，警察只有6、7个，治安员成了老板们最常见到的“执法者”。若是有人新开一家店，多少会“给些好处”，再不济，也会请他们吃顿饭。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治安员，成了汪建华最好的引导者。他们骑着电动车，带着汪建华行走在珠三角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到处指点——这个老板是谁，那个老板是谁，他们背后又是谁。

　　坐在治安员的电动车后座，潮热的湿气扑面而来，密密麻麻的楼宇把道路和天空撕裂成一个一个逼仄的细条。在珠三角城中村做调查的半年里，这是汪建华最熟悉的风景。

　　治安员阿华(化名)曾在帮派里混过，虽然已经“金盆洗手”，却保持着原先的装束——戴墨镜，骑着摩托车。大多数时候，是他带着汪建华走街串巷，和帮派头目们聊聊天，喝喝茶。他深谙黑白两道之间的规矩：“你要开个酒店洗浴城，你必须先把(派出)所领导伺候好，去工商、消防什么的都办好了，把这些都搞好了，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稳做生意的，肯定有方方面面的人去到你那里，喝醉酒了，喜欢装逼，在那里打起来了。你要报警多麻烦啊，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来了，他妈老是有警察。那怎么办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还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在论文中，汪建华引用了阿华的这段话，并加上了自己的注解：“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会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会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复杂生态圈。但是黑白之间如何划界，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没好果子吃。”

　　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和治安员，若超出了“界限”，会遭到报复。东莞的一名治安员曾在街上被人拍了一砖头，之后只要背后有点动静都会立刻回头看看。“他们(治安)队员也有权力，但也要低调，他也怕哪个砖头乱飞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饭喝酒就请你。”

　　相应的，帮派也得摸清政府的底线，什么生意可以在台面上做，不同地区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一个深圳黑帮头目曾告诉汪建华：“东莞那边和我们不一样，法律不一样，底线不一样。有些东西那边能做这边不能做，像在那边，可以卖毒品，但这边就不行。(惠州)淡水，那里卖淫，国家都不管，卖淫已经公开化了。深圳这边只能偷偷摸摸搞。东莞那边，凤岗，就可以明码标价。”

　　2014年2月，汪建华还在北京奋笔疾书写论文时，东莞大规模扫黄，这套运行多年的灰色规则被彻底打断了。汪建华提笔在论文中加了一句：“更高级别的权力介入，也有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比如最近的东莞扫黄，当地黑帮和政府相关部门共生的利益链条就遭到严重摧毁。”

　　“什么是白社会，什么是黑社会?”坐在自家赌档门前，从山东老家来深圳打拼的小头目阿光(化名)反问汪建华，他透过墨镜打量着这个满脸学生气的博士，开始自问自答起来：“戴上墨镜就是黑社会，摘下墨镜就是白社会，关键取决于你怎么看。”

　　“这个是你能做的吗?”

　　阿田(化名)是汪建华见到的第一个帮派头目。他对这个陌生的博士生保持着警惕，沉默无语，只是一个劲地喝茶，直到汪建华开始聊起麻将。

　　阿田隶属于一家四川商会，这是混出头的四川老板牵头成立的，有专门聘请的法律顾问和拿固定工资的专职人员。同乡的人来打工，缴纳一定会费，就能享受到商会的庇护——维权、找工、办证、讨债、伤病救治等。

　　“出门靠老乡”，至少对于汪建华的父辈们而言，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常识。在他的老家江西，当地人事局曾经为这些打工者们举办过招聘会，他们几乎用尽了所有宣传手段——发短信，打横幅，但是前来应聘者寥寥可数。汪建华很能理解：“他们不太接受这种现代的利用市场信息找工作的方式，所以他们信任的还是老乡。”

　　年轻的80、90后让情况有了转变，比之保守的父辈，他们对于网络的依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黑帮吸收帮众的方式。在东莞，汪建华曾听当地警察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曾经抓了一个四川的小混混，和“广西仔”一起犯了事，但等到审讯时，才发现他们互相连真名都不知晓，只是以化名相称。“联系可能是在QQ或者游戏里。”警察告诉汪建华：“这种人(指小混混)有一个通病，就是都喜欢上网。”

　　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逐年攀升，到2013年，26894万农民工中46.6%是未过35岁的年轻人。未走下岗位的父辈们，仍占据着劳动力市场的半壁江山，对他们而言，同乡会依旧是寻求归属感的重要组织。

　　阿田曾经帮同乡的老板们讨过债，方式简单粗暴，却也只是吓唬，没动过手：“收钱这个事，别人找到你，第一次都没人敢说能收到钱啦。你是老板，你差别人的钱，找你聊天，你肯定最先口气很硬的。大家互相口气都硬的。那我说你没有，你说给不给就行。你说不给啊，那绝对这件事情就搞大。我来我就是给你表明身份，我来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没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说，老板，我拿十万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万喝茶。”

　　若是生意上发生摩擦，双方就会纠结手下弟兄“摆场子”，市场价一人一次200多块。双方集结对峙，却默契地避免暴力事件，以免招来警察，或是斗殴丢命。“摆场子”不过是壮壮声势，双方都心知肚明：“打不起来，大家都明白，老板叫你来，也是为着赚钱。老板把我叫过来要债，也是为了钱。你也有老板。我也有老板，协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为了钱嘛。”

　　黑帮规模大了，层级增多，头目们甚至认不全组里的成员。汪建华曾在深圳遇上个小头头，他把自己所在地帮派比成丐帮，最高等的是“九袋长老”，他自己能算个“四五袋”级别。“我有事啊，带百把号人出去，有些人我都不认识。我一说上，打，他冲上去，其实不认识。”

　　手下马仔负责上场打架，帮派大哥负责做生意，给手下弟兄们提供生计。若是生意失败，穷困潦倒，自然兄弟也就跟着没了。

　　“以德服人。”在访谈的过程中，一个老大对汪建华唠叨着，翻来覆去地说。这是他混迹江湖多年的心德——有口碑，讲信誉，底下人服你，自然生意也就越做越大;若是只做一锤子买卖，底下人不服，生意注定做不大。

　　在弱肉强食的珠三角，即使是经营一家小赌档，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汪建华曾听一位“洗白”的头目讲起过，除了要打点好官府衙门，还得找人撑腰平事——来惹事的，捣蛋出老千的，欠钱不还的，各色人等都要摆平。而搅黄一门生意，手段也很简单，时常找人去店里喝酒，找茬，引来警察，警察来多了，客人就不敢来了。“罩得住，你就开，罩不住，你就别在这里开。”老板的人脉与资源往往决定了他能在哪个地段，哪个行业，做多大的生意。

　　赌档前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身后是赌客嘈杂的吵闹。汪建华接过阿光递来的茶，听他侃着自己的未来规划。阿光长相有些凶，在深圳混了些年，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只拥有这家小赌馆。在这座潮湿拥挤的城里，阿光觉得自己看到了大商机。他曾跟人说起过，却被泼了一缸冷水：“这个是你能做的吗?”

　　“勤劳致富”

　　不止一个帮派头目都曾“纠正”过汪建华：“我不是黑社会。”

　　理由很简单：我不偷，不抢，未曾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自己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

　　据汪建华观察，早些年来珠三角闯荡的外乡人，或是为生计所迫，或是被老乡带着，卷进了帮派世界。无论起初是自愿或被迫，他们都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给别人当马仔，收保护费或是讨债，攒点钱，而后开家店，多半是KTV、酒楼之类的服务业的店面，从此淡出江湖，再不过问帮派事务。

　　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警察，还是老江湖，都承认时代已变——上一代人大部分迫于生计加入帮派，但对年轻一代而言，混黑帮不过是枯燥重复的工厂工作的替代品。改革开放后，中国沿海城市的服务业迅猛发展，娱乐场所塞满了每一条街。年轻人寻欢作乐时——尤其当他们沾染了毒品——很容易就被卷入帮派之中。然而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上一代那般明晰的“职业规划”。

　　同战场厮杀一样，最终能加官晋爵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只好回家务农;或是锒铛入狱，在监牢里耗费青春。留下来的少数人，会努力“洗白”自己，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事。

　　在完成论文后，汪建华来到中国的大西北。与千里之外的珠三角相比，这里气候干燥，经济落后，但黑帮行事的规则，倒是极为相似。尽力“洗白”自己的黑帮头目们对法律界线很敏感，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的事情就用法律手段;不能用法律解决的事情，即使是犯罪，手段也得尽量看起来“符合法律”。

　　汪建华在这里认识了一个黑帮老大，外乡来的，个头矮小，身体壮实，还有一双大得与身体不协调的拳头。他的地盘就是靠这双拳头打出来的。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弟兄干讨债的生意，利润率是20%-30%，来钱快，风险高。“我不是黑社会，就是一个讨债的。”他对汪建华强调着。

　　风险不仅来自于欠债人背后的势力，还来自于法律法规。这个头目曾带着小弟帮人追几十万的债，提前一天用挖掘机挖好了大坑，第二天把人绑了过来。欠债的人一看，脚软了，立刻把自己藏钱的地方供了出来。他不知道，其实追债的人手里也捏了一把汗：“要是到时候真给他埋了，埋出问题了该怎么办?”

　　他们会仔细研究“绑架罪”在法律上地量刑时间标准，以确保可以在不触及定罪的时间之内逼问出钱的下落。碰上欠债的人在另一派势力的地盘，或是距离较远，他们不得不把路上的时间也给算上。

　　即使小心翼翼地避开法律边界，必要时还能与警察把酒言欢，但在他们的心中，白道依旧是站在对立面的。

　　在开始调查时，汪建华遇到个热情的小头目。他觉得眼前的学生仔“很嫩”，便传授起自己“江湖经验”：“你去监狱里，跟那些人说你是打了警察进来的，他们特别推崇这种人，一定会愿意跟你聊的。”说完，他哈哈一笑，坐着小弟的车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