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影我的团

——红色影像的开拓者“延安电影团”

孙文晔

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吴印咸/摄

1939年拍摄电影时的合影

吴印咸正在为毛泽东拍照

南泥湾屯垦吴印咸/摄

《马路天使》的导演为何在当红时突然消失？白求恩大夫手术场景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南泥湾事迹是怎么传扬开的？说起红色延安的记录者，我们总想起埃德加·斯诺，想起那些冲破封锁的外国记者，却往往忽视了延安自己的摄影摄像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习称延安电影团)。

抗战初期，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最早的延安电影人。

他们在最艰苦的岁月，用最简陋的设备，质朴地记录延安抗战岁月。这些影像资料，尽管画面已不甚清晰，声音也偶有中断，但对领袖风采的准确捕捉，对战斗瞬间的真实记录，更衬托出其珍贵。

当胶片成了历史，延安电影团成员也大多离世了。为了填补这段电影史上的空白，他们的后人，两位退休老人，重新拾起记录的力量，努力还原了这段传奇。

《风云儿女》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延安影像，如白求恩在手术台上的镜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镜头,以及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诸多生活照片,用光讲究，构图精当，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外国记者的手笔,其实,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国产”。

抗日战争初期，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几位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红色延安记录者。

从1938年抗战到1946年挺进东北，电影团在延安拍摄了整整8年，留下了厚重的影像资料，但记录他们自己的照片却屈指可数。

著名摄影师吴印咸的女儿、延安娃吴筑清，搬出厚厚一本延安影像集，但影集里鲜有父亲在延安的单人照。“可惜啊，他们拍了延安八年，但却不舍得把镜头对准自己。”

当时胶片有限，电影团有“不准给自己人拍照”的纪律，幸亏几个年轻人练手时偷偷拍过，给电影团留下了几张照片。更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历史只零星散落在回忆录中，因为没有完整的述说，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空白。

“电影团的这段历史本该由父辈来书写，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了，眼看着这段历史越来越简单模糊，甚至常常被忽略，我们只好拿起笔。”延安电影团成立70周年前夕，作为第二代的吴筑清和张岱，又重拾了老一辈的信念——记录是一种力量。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仅仅三个月的密集采访中，这个几十人的小单位就有三人陆续离去。如今，健在的电影团成员只剩下张岱的母亲、百岁老人张建珍了。

不过，也许正因为跨越了几十年，很多历史文献已经公开，回忆录也相继出版，延安电影团的故事反而越来越清晰。在吴筑清家，当两位老人对记者讲起这段故事时，一个个人物、事件又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我俩的父亲，一个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摄影师，一个是剪辑师，当时在上海，月薪150大洋，他们到延安去，是有袁牧之、许幸之这样的引路人。”吴筑清和张岱对历史的追寻，是从左翼电影运动开始的。

1931年，战争的阴影投向中国东北，即使是在纸醉金迷的大都市上海，神怪武侠、风花雪月也不再受观众欢迎。中国当年最有影响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穷则思变，向几位新文艺工作者伸出了橄榄枝。

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先找到安徽芜湖的同乡钱杏邨（阿英），邀请钱杏邨和夏衍、郑伯奇三人加入明星公司。

要不要帮资本家拍电影呢？夏衍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当时在上海领导共产党文化工作的瞿秋白拍了板。他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何不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

为了把这件事办好，中共中央“文委”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电影委员会。别看这个小组才5个人，但不同凡响的新内容和形式，却给当时奄奄一息的电影业，带来了生机。1933年，上海的“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公司共摄制50余部影片，其中左翼影片或受左翼影响的影片就有43部。

左翼电影在民众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国民党打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没底线。1935年，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夏衍、阿英、郑伯奇被迫撤出明星影片公司。

不过，电影小组没有气馁，他们又另起炉灶，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商业电影公司。为了办好“电通”，“左联”把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袁牧之输送到了电影界。

袁牧之本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但他从小痴迷戏剧，甚至不惜跟家里断绝关系，也要闯荡上海。有一次，一家照相馆要拍橱窗，袁牧之只用一套西装，一条领带，一顶礼帽，就创造出卓别林等西方十位电影大师的形象，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因为善于化装造型，袁牧之在戏剧界有了“千面人”绰号。

电通公司成立之初，陷入无戏可拍的境地。这时，刚从戏剧转入电影行业的袁牧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仅用几天时间，就创作出了《桃李劫》。

许多青年唱着其中的《毕业歌》，“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主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也因此一炮而红。

1935年，《风云儿女》上映。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作者田汉在拍摄期间被捕，他在狱中写出了该片主题曲歌词，由探监的女儿偷偷带出，又由聂耳谱曲，这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26岁的男主角袁牧之，明知很危险，仍用意气风发的声音在电影中首唱了这首歌。

同样临危受命的还有吴印咸，因为对光影特别敏感，又是美术科班出身，没有任何电影经验的他，被导演许幸之推到了摄影师的位置上。

演而优则导，在电通公司，袁牧之还编导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别看电通公司虽然只存在了两年，正式出品的也仅有四部影片，但这四部影片中，袁牧之担任主创的就有三部，还把摄影师吴印咸等新人培养成了业内高手。

1937年，山雨欲来，上海电影业也遭遇了空前危机。不仅电通公司办不下去了，就连明星公司也难以为继，重组，欠薪，陷入破产边缘。就在此时，《马路天使》横空出世，成了上世纪30年代的巅峰之作。

虽然“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但《马路天使》首映后仍席卷上海滩，创下了连放21天，10万人次观看的票房奇迹，片中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更是唱遍了大江南北。

这部电影不仅是当年最卖座的影片，在艺术上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诞生至今的80多年里，它奇迹般地经历了各个时期，始终为人喜爱。

著名演员周璇曾经说过，她一生没有什么满意的电影，除了《马路天使》；赵丹也曾经说过，他真正的演员生涯是从《马路天使》开始的。

这部电影如此经典，其实不仅是周璇和赵丹主演，更是因为有袁牧之编剧、导演，有吴印咸掌机，有贺绿汀编曲，有田汉配乐，有钱筱璋剪辑，如此鼎盛阵容，怎能不好看？

世界著名影评家乔治·萨杜尔曾在《世界电影史》中不无惊讶地写道：“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年仅28岁的袁牧之，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仅是演艺明星，更是集编剧、导演、文艺评论于一身的天才电影人。

不过，《马路天使》是袁牧之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也是最后一部。抗战爆发后没多久，这位鼎盛一时的大明星就“失踪”了。等到他再次回到大众视线中，身份已经变成了创立延安电影团、担任新中国电影局第一任局长的袁牧之。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有五尊“中国电影开拓者”的塑像，其中一位就是他。

《四万万人民》

《马路天使》公映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一个月后，战火烧到了上海。曾经繁华喧闹的温柔乡瞬间被碾碎，生死之间，不仅演绎着一城一地的悲伤，更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上海沦陷后，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业。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13个救亡队，将大部分文艺工作者撤出孤岛。袁牧之被编入一队，却没有随队出发，虽然摄影棚没了，但他仍然要做电影，而且要做新闻电影纪录片。

电视出现以前，新闻最直观、真实的表现方式是纪录片。而最早表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生活的新闻电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录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当时的陕甘宁地区，作为红军大本营所在地，却被“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特别是“如同坚石炮垒一样有效的新闻封锁”。此时，斯诺经宋庆龄介绍，走进了陕北。

作为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随身携带了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在广泛采访的同时，他利用摄影机将苏区的生活第一次记录在胶片上。其中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形象，也有红军步兵和骑兵操练、检阅及野战演习的场景。

1937年2月，斯诺在燕京大学的临轩湖，举办了一个陕北采访的照片展览，放映了这些新闻素材影片，并亲自解说。参观展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女士格外兴奋，她就是袁牧之的银屏情侣、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

陈波儿此次到北平，原想在燕园演出左翼戏剧，却遭到当局阻挠。恰巧这时，她意外地看到了斯诺的展览，看到了红军领袖的形象和苏区的真实生活。陈波儿非常激动，回到上海就将所见所闻偷偷告诉了好友袁牧之。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有力，斯诺这样的片子，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拍！”袁牧之和陈波儿一拍即合，又拉上剪辑师钱筱璋，相约去延安拍摄纪录片，去记录真正的抗日力量。

可他们当时赤手空拳, 拍片所需的经费和器材一无所有，怎样获得战地使用的轻便摄影器材？怎样深入到华北敌后游击区去？怎样组成一支甘愿冒风险的拍摄班子？这些都不是马上能解决的问题。在陈波儿的劝说下，袁牧之决定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

在武汉，袁牧之、陈波儿主演了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这部影片是根据上海抗战中的真实事迹拍摄的：1937年11月下旬，中国军队八百名士兵（实际不足八百）在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一名女童子军冒着炮火游过苏州河，将一面国旗送到军队手里。

在这部影片中，袁牧之把谢晋元强烈的爱国热情、大敌当前时的坚定，以及军人的责任感，都表现得非常到位。但讽刺的是，片子还在拍摄中，现实中的谢晋元却被关进了监狱。

袁牧之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就参加演出阳翰笙写的《八百壮士》……但问题在于该片还没有拍完，那个营就在上海租界，英帝国主义的所谓‘调解’下，被关进了英租界的监狱中。这使我感觉到故事片很虚假，没有意思，认为纪录片对于宣传抗日作用更大。”

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建议，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新闻纪录片。没想到的是，周恩来为此亲自接见了他，更想不到的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更加庞大的设想——“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

当时，共产党虽然制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左翼电影，但是电影的审查权在国民党手里，连“抗战”二字都不能在电影里出现，更何况是无产阶级思想了。

即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新闻纪录片也只能宣传国民党和蒋介石，这就使中国普通民众和外国人了解不到，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在敌后浴血奋战。

更让周恩来深感遗憾的是，在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人员和设备，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都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因此，周恩来想要的不仅是一部纪录片, 更是要着手建立党的电影事业。可是，电影远非话剧和文学那样，可以因陋就简地从大都市移植到山沟里，电影需要技术器材方面的准备，更要有一批专业人才。

拍摄共产党八路军的电影，没有共同信念的人是拍不出来的；在条件艰苦的地方拍摄，没有相当的艺术与技术水准是拍不出来的。而眼前的袁牧之，让周恩来下定决心，即使延安四面被围，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共产党也可以有自己的电影机构。

1938年初夏，袁牧之在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购买了一架二手的16毫米电影摄影机和近万尺胶片。这些器材现在看来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非常昂贵，在经济条件异常困难之时,党拿出这笔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回到武汉，周恩来又安排袁牧之与荷兰摄影师伊文思会面。

伊文思是世界纪录电影大师，哪里在燃烧他就拍哪里。1938年1月，刚刚拍完西班牙内战的伊文思同两名助理，带着一架大摄影机、两台手提摄影机和2万米的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来到汉口。

他原本准备立即奔赴前线，但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监视，不让他与共产党人接触。后来，他争取到拍摄“台儿庄战役”的机会，并筹划秘密前往延安。但到西安后，国民党对他的限制更加严厉了，还要求他每晚7点以后不能离开旅馆。无奈之下，伊文思不得不返回汉口。

伊文思在中国9个月，拍出了心血之作《四万万人民》，其中有一段讲到拍摄受挫，经过秘密渠道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拍摄了一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会的镜头。

即将离开中国时，伊文思表示想见一见中国的电影人，于是就有了与袁牧之的一面之缘。这两位电影人一见如故，听说袁牧之能够赴延安拍摄，但手头却只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时，伊文思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手提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留给他。

这突如其来的雪中送炭，让袁牧之非常惊喜，但伊文思是临时起意，并没有把摄影机带在身边，于是两人握手、拥抱，约定明日再见。

周恩来了解到这次会面的情况，非常高兴，但他不同意两人再会。他周密地考虑到，这次长谈恐怕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如果再会，说不定会有危险。周恩来提议，找个人替袁牧之去取摄像机，而且这个人应该很少在武汉露面。

摄影师吴印咸无疑是这次行动的首选。他自入行以来，几乎所有的电影作品都是与袁牧之合作的，袁牧之要想在延安拍出高水平的作品，自然也少不了他。而且，吴印咸在抗战爆发后，不避生死，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中国万岁》。然而,这部片子却因为表现了“平型关大捷”而被国民党当局视作“宣传共产党的反动影片”,连底片都被烧毁了。另外，吴印咸刚来武汉，不易暴露。

对于袁牧之突如其来的邀约，吴印咸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几十年后，他曾真诚地说:“我是个搞技术的,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也就是有点正义感。”

正是凭着这点正义感，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中山公园西侧的一条马路边。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国人。

“延安！延安！”伊文思用生涩的中文低声说了这么一句，就将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负片交给了吴印咸。那一夜星光黯淡，双方竟都未看清对方的样貌，直到1957年伊文思再度来中国，彼此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才在明媚的阳光下，仔细端详了对方的面容。

1938年8月，袁牧之和吴印咸化装成普通的八路军战士，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在远处默默为他俩送行的，只有我父亲钱筱璋。为了不暴露目标，周恩来安排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的电影机构工作，直到‘皖南事变’后，才去延安。”张岱说。

《延安与八路军》

素有“千面人”之称的袁牧之，自从双脚踏上黄土高坡那一刻起，“千面”全都转变成了“一面”。他把自己只当成革命队伍里的一位新人，打着绑腿，过起了供给生活。

由于正式加入了八路军，袁牧之每月有5元边币薪金，这是延安干部中的最高标准。吴印咸是特邀摄影，每月给他老家发120大洋，供其家用。这个安排虽然周到，不过，比起吴印咸过去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多。

1938年9月，八路军政治部电影团，正式成立。

吴筑清说，电影团与当时延安的自发社团完全不同，是按八路军正规编制建立的军事机构，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电影和图片拍摄机构，而且直接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并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

成立之初，全团只有6人，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学员中调来叶苍林和魏起担任剧务。

他们当中，从事过电影工作的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三人。徐肖冰抗战爆发前曾给吴印咸做过摄影助手，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进入抗大学习，没想到这次又在延安相遇，他还是他的摄影助手。

他们的全部家当被称为“两动三呆”。“两动”是指两台能拍电影的机器，35毫米的“埃姆”，是伊文思所赠； 16毫米的“菲尔姆”，购于香港。“三呆”是指三架拍照片的相机，其中一台是徐肖冰的，另外两台是吴印咸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的。胶片共有16000尺，再加上一些洗印药品，这就构成了延安电影团的全部生产资料。

虽然条件远比不上上海，但是他们却执着地相信，即将产生的是一部立意高远、无愧祖先的作品。吴印咸在拍摄手记中写道，“从祖先坟上开始我们的工作”。

1938年10月1日这一天，摄影机的转动打破了古柏林中的寂静。在庄严的黄帝陵前，刚刚成立不久的延安电影团开机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纪录电影，在此拍摄第一组镜头，可谓意义深远。

镜头一转，又转到黄土高原崎岖的山道上。1938年夏秋之间，2000多名爱国青年风餐露宿，从这条路奔向延安。延安为什么会有如此魅力？延安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是如何展开的？在导演袁牧之的计划中，人们将在《延安与八路军》中得到答案。

战争的残酷很快显现出来。两个月后的一天，尖锐的警报声骤然响起，延安遭到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轰炸，造成4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当时，吴印咸和徐肖冰正在窑洞里对摄影机做维护，一颗炸弹刚好在窑洞一角落下，屋子里顿时布满了灰尘。几乎是同时，吴印咸扑到桌子上，用自己的身体掩盖住了所有零件。奇迹般的，他没有受伤，一桌子的摄影机零件，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

延安的拍摄顺利结束，电影团将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特意为他们送行，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能力，但将来的工作是很多的。比如，现在拍长征不可能，过几年你们就能拍了。

在炮火硝烟、危险与忙碌中，战地拍摄转眼进行了一年，所拍摄的素材急需进行后期制作。于是，袁牧之携带拍好的底片返回延安，留下吴印咸、徐肖冰各带一组，分赴平西游击区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拍摄。

电影的后期制作工序复杂，延安不仅没有设备和器材，就连电都没有，该怎么办呢？在苏联的解密档案中，张岱发现了一份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绝密电报，其中介绍了片子的来龙去脉，袁牧之和冼星海的身份，以及这部片子的重要性：

原打算把这些胶卷寄往美国或香港，但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说，这些胶卷在寄往美国和香港的途中因海关警察的监督和检查有受损或被没收的危险。经过认真讨论后，我们决定将这些胶卷送往莫斯科显影，以使这些复杂的照片能正确地剪辑成影片。……请你们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时间一拖延，电影胶片就有损坏的危险。这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共产党和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战斗影片。它对国际和中国国内宣传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940年3月26日，延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迎接从苏联归来的周恩来。那一天，周恩来约见了袁牧之，告诉他党中央已安排妥当，让他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同行，前往苏联完成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离开延安时，组织上还把底片安排在周恩来的车上，免受国民党检查，保证了绝对安全。

在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底片洗印出来，冼星海的配乐也完成了，正当准备进行剪辑时，一场风暴却不期而至。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闪电战，莫斯科电影机构纷纷向后方撤退。袁牧之和冼星海听从苏联方面的安排，辗转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然而，就在他们互祝平安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装有《延安与八路军》所有底片的箱子竟然不知去向。

袁牧之尽最大努力打听和寻找，可是没有任何线索，它的呼唤在战争的轰鸣声中被淹没了，所有理想和创造都在瞬间灰飞烟灭。

更令人痛惜的是，因为战争原因，袁牧之被困在苏联长达五年三个月之久。冼星海因为长期劳累、贫病交加，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苏联，年仅40岁。

《白求恩大夫》

《延安与八路军》真就全部散失在了遥远的莫斯科吗？吴筑清苦笑着说：“未必，可是找回来很难。”

1950年，在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中，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意外看到了《延安与八路军》中部分弥足珍贵的镜头，并且听到了熟悉的冼星海风格的配乐。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曾派人去苏联找回一些《延安与八路军》的片段，这些资料，后来大多用在中央新影的影片《延安散记》等纪录片中。

1959年，中央新影的编导高维进到苏联搜集材料时，曾正式向苏联方面查问过这部影片的下落。苏联有关方面答，在苏德战争期间已将这部影片的全部底片和素材，交给了当时在“第三国际”工作的一位同志带回中国，至于下文如何，无从查究。那时，中苏关系恶化，到底是不想给，还是懒得找，或者压根没有，也就不得而知了。

《延安与八路军》这部中共自己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终究无法以全貌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电影团永远的遗憾，更是党的重大损失。

不过，不幸中也有万幸。离开延安之前，袁牧之曾和吴印咸商量，已经拍摄的几千英尺胶片，是冒着生命危险抢拍下来的，而且胶片体积大、分量重，背着这些宝贝远赴苏联，漫漫路途之中一切都难以预料，万一有闪失，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几经斟酌，最后将一部分内容相近的16毫米的底片暂时留在了延安。更为难得的是，有关白求恩大夫的影像素材因为没有在拍摄提纲中，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这部分电影资料后来在延安用手工冲洗出来，随东征纵队，用小毛驴驮着，历时九个月带到东北兴山（今黑龙江鹤岗市），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如今保存在中央新影的资料库中。

2013年，为创作文献纪录电影《电影先锋》，中央新影的编导毕琼用一年时间，反复回看了这些胶片。

“走进资料库，会肃然起敬。”毕琼对记者说，其中有很多资料是迄今尚未面世的镜头，它们是如此的真实、生动，使人不得不感叹延安电影团的努力和心血。

在调阅胶片的过程中，毕琼还发现了二十多处当年拍摄时留下的“场记板”画面。这些“场记板”有时候是一张拿在手中的纸片，有时甚至是放在小狗身上的一块小黑板。由于当年胶片奇缺，这些画面常常只有几个画格，但是它们的存在，足以说明电影团的专业精神。

毕琼发现，和很多主旋律影片不同，这些素材聚焦最普通的老百姓，朴实无华的画面却洋溢着热情和亲切。素材中，有在河北唐县举行的新战士欢送大会；有妇女们像男人一样拿起刀枪；有热火朝天的军工生产。“电影团将这些场景记录下来，一定是相信，其中蕴藏着中国必胜的力量。”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着重向吴印咸介绍了白求恩大夫，并特意安排他住在白求恩隔壁。随后，电影团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跟拍将近两个月。

画面中的白求恩大夫，用自制的医疗器械为百姓检查，细致地包扎伤口，还把一整套实用高效的战地医疗方案带给了八路军。无论走到哪里，白求恩都会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拥戴。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两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发起了气势汹汹的冬季扫荡。28日，在距离摩天岭战场仅几公里的地方，白求恩将战地手术室设在了山坡上的一座小庙里。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不断被送来，小庙前的空地上已经排满了几十架担架，白求恩大夫头也不抬地忙碌着。就在此时，一束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他身上，吴印咸在拍摄影片的间隙，举起相机拍下了白求恩专注的神情。

就是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不幸感染，几天后他又遭遇了另一次更加严重的感染，距吴印咸的拍摄仅两周，他就逝世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吴印咸拍摄的“决定性的瞬间”，不仅成了珍贵文献，也是艺术上的经典之作。

吴印咸的女儿吴筑清对记者说，无论住在哪里，父亲都将这张照片挂在墙上，如果说别人的座右铭是一句话，那父亲的座右铭就是这张照片。

1962年，这些资料由中央新影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大夫以最真实的面貌走上大银幕。

《南泥湾》

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结束，吴印咸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已经实现了当初的诺言，现在该往何处去呢？这两年来，延安展现出令人“着迷”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吴印咸，他请求组织停发每个月120块大洋的安家费，转而领取每月1块钱的边币。

吴印咸留在了电影团，却不知电影团正面临着被精简的危机。

1941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延安难,电影团就更难了，胶片来源断绝,完全没有补给，只能用剩下的胶片, 精打细算地使用。电影团没有胶片，就像战士没有枪，还能打仗吗？

为克服困难，延安实行“精兵简政”，不少文艺机构或合并或精简，但看似无用的电影团却被保留下来。在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心里，摄影队的8个人和放映队的6个人，是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精英，散伙容易，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

为减轻政府负担，吴印咸带领电影团的人开荒种地，当年就做到粮食自给有余。他们还开办照相馆，举办了摄影展览，自主解决了办公费用和生活开支。

经费解决了，但电影团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作品怎么行？再难也要拍电影，当中央提出要拍南泥湾的时候，吴印咸把目光投向了最后的2000英尺正片上。

作为专业人员，他当然知道，拍电影需要用负片，正片是翻拍拷贝用的，而且这些正片都过期四五年了，感光度差，只要照明条件稍差，或者是移动的物体，就很难保证成像质量。可是条件如此，电影团已经别无选择。

1942年秋，在359旅进入南泥湾屯垦一年后，摄制组也开进了南泥湾。为了不浪费一格胶片，吴印咸全程掌镜，最终用1500英尺正片完成了拍摄。如今观众看到的挖窑洞、挥镢垦地、纺线织布、驮盐运输的镜头，洋溢着勃勃生机，和独特的艺术气息，都是因为出自大师之手。“可惜没有照明设备，没留下来晚上热火朝天的开荒场面。”吴筑清说出了父亲的憾事。

在延安进行后期制作本不可能，这个问题在拍《延安与八路军》时就遇到过了。但袁牧之几年未归，电影团哪敢再重蹈覆辙。

越是艰难，越需要榜样，为了尽快把南泥湾的事迹传扬出去，电影团决定因地制宜，用最原始的土方法，手工进行后期制作。

影片的冲洗，水是不能少的，而且需要流动水，延安是缺水的地方，更没有自来水，但是上天助人，驻地就在延河边，山脚下尚有几个深水井。电影团的小伙子们背水上山，又弄了几个大缸，反复澄清。没有灯，就用自然光曝光，房顶开个洞，肉眼观察阳光，寻找曝光的时机。

没有电影编辑机,甚至连一块放大镜都没有，剪辑自然不易。18岁就剪出《马路天使》的钱筱璋开动脑筋，找来一面镜子，把日光反射到胶片上，在方寸之间寻找着剪接点。最后，拍摄的1500英尺素材用上1300英尺，折损率降到了最低。

1943年2月4日，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俗称《南泥湾》）在延安首映。放映效果比起我国早期有声电影还要好，画面与音乐、解说互相烘托，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许多不明底细的观众还以为延安能制出“有声电影”，一面惊讶，一面自豪。

他们哪里知道，银幕后面演“双簧”呢! 配乐用的留声机和唱片是从毛泽东那里借的，解说是工作人员通过小喇叭，现场向观众讲解。放映队带着这部片子和手摇发动机，走遍了陕甘宁边区，所到之处，都跟过大年似的热闹。

这一时期，延安电影团还为许多中共领导人拍过肖像。这些照片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人物的个性：温厚淳朴的朱德，灵活洒脱的周恩来，内向持重的董必武，心胸宽阔的林伯渠……这些以陕北窑洞为背景的照片，为后世留下了领袖们的延安形象。

为了尽可能多地将延安的火热生活记录下来，电影团本着“宁精毋滥”的原则，有选择地拍摄一些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素材。不过，不论多么重要的题材，也只能拍摄有限的几个镜头。

这样，他们相继拍摄了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大事件。现在看来，这些影片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新中国没有忘记《南泥湾》，延安电影团的成员们更没有忘记他们亲手制作的第一部纪录片。钱筱璋是《南泥湾》的剪辑和解说词撰稿人，也曾长期任中央新影厂长，在他的主持下，《南泥湾》成了真正的有声电影。

《电影先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为了开辟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抽调10万名干部派往东北。延安电影团也接到命令，去长春接收远东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日伪的“满映”。

电影团在东北找到了新的使命，而远在阿拉木图的袁牧之，竟然与延安的同志们不谋而合了。

1946年春，在抚顺大街上，电影团派到东北的先遣队员钱筱璋猛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这出乎意料的相逢，令双方都愣住了。袁牧之，这位被延安电影团苦盼了整整五年的人，竟然出现眼前，钱筱璋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袁牧之也没有想到，钱筱璋会到战火中的东北来。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备尝困苦。直到战争结束，党中央开始安排留苏人员陆续回国，他才得以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出发，经过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和李立三等人回到祖国。这次赶到抚顺，是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报到。

这是多么不寻常的相逢！上海沦陷时，两人曾相约到延安去拍纪录片；奔赴延安时，钱筱璋曾为袁牧之送行，此后整整七年半，天各一方，却又在这关键时刻走到了一起。

袁牧之的到来，使接收工作有了带头人。但接收工作刚开了个头，国民党就把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作为战略撤退的一部分，东北局决定将接收的“满映”器材运往后方，并动员职工一起前往。

张岱感叹道，“东北局宣传部就三个半人，却要说服厂子里的上百号人一起撤，我到现在都想不出，他们是怎么做工作的，竟然把厂里的日本人都说动了。离开长春，连颗螺丝钉都没给国民党留下。”

“满映”整体迁往兴山市后，延安电影团的大部队也随东征纵队来到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

袁牧之任厂长的“东影”创办时虽然艰苦，但成绩却非常突出，从1947年到1949年，他们创下了中国人发展电影事业的六个第一：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和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东影”又派出32个摄影队，陆续南下。一个摄影队，就是一台摄影机，一个摄影师，一位助理，他们不是战士，却永远冲锋在前。在这当中，有15批摄影队成员来自延安电影团，有三位同志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所有的牺牲与苦难，最终都凝结在胶片上。为延安电影团写书做传之后，吴筑清和张岱又有了新的期盼，她们说，“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失散的片子找回来。”而中央新影把纪念延安电影团的纪录片取名为《电影先锋》，是因为这批人以超越时代的先锋精神，开创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