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是我党高级干部，他亲历了北伐、南昌起义、上海中央特科、长征，还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抗战中出任新四军秘书长，是皖南事变幸存者中职别最高的知情人。他一生结识了党内外众多领导人和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是党内公认的诗人、书法家和收藏家，被陈毅称为“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

南昌起义中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

1903年2月，李一氓出生于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小学毕业后考入成都联合中学，同学中有李硕勋和孙元良。1921年，李一氓离开成都，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

在上海期间，李一氓与同在上海读书的李硕勋、四川老乡阳翰笙等来往密切。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5年在李硕勋的介绍下入了党。

1926年3月，李一氓和阳翰笙等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参加革命，到广州后，中央委员陈延年与他谈了话，把他安排在陈公博任部长的政治训练部任宣传科长，当时，政治训练部组织科长是周逸群。在此期间，他还认识了周恩来的三弟、黄埔四期的周恩寿，还有陈独秀的另一个儿子、中共中央委员陈乔年，以及后来中央特科的神秘人物柯麟等人。

北伐中，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李一氓任秘书长，章伯钧任组织科长，郭沫若任宣传科长。北伐军攻打武昌时，李一氓曾和邓演达、郭沫若及苏联顾问一起到城下观察敌情，他亲眼见到苏联顾问的翻译被敌军枪弹打死在自己身边。北伐军攻下武汉三镇后，李一氓来到南昌。当时中共中央在南昌设立了一个南昌军委，李富春任书记，成员有林伯渠和李一氓，后来朱德也加入其中。

李一氓

南昌起义中，贺龙和叶挺分任起义总指挥和前敌总指挥，周恩来任参谋团主任，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李一氓任参谋团秘书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好友李硕勋在周士弟任师长的25师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阳翰笙任24师党代表。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后，李一氓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记录了这件事：“在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与此同时，贺龙在周逸群和谭平山的介绍下也入了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周逸群等出席了在瑞金为贺、郭一起举行的入党仪式。但诸多史料和李一氓自己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李一氓也在两人的入党仪式现场。

起义军在三河坝战斗中失利后，李一氓和几位同志到了香港，在前往上海的船上，他意外地见到了起义失败后也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和林伯渠，三人不敢打招呼。李一氓不知道的是，朱德和李硕勋、周士弟三人组成了起义剩余部队前敌委员会，后朱德派李硕勋回上海向党中央请示部队行动方针，李硕勋的工作由陈毅接替，后来这支部队上了井冈山。

到上海后，李一氓回忆道：“中央通知准备送我到苏联留学，并答应郭沫若全家都去。”但后来并没有成行。

在上海特科和赵一曼假扮兄妹

李一氓到上海之初，主要从事翻译共产国际六大文件的工作，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如《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等译著，还和阳翰笙编辑了一份名为《流沙》的小杂志。他还经常到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书店去找鲁迅商量事情，鲁迅也请他吃过几次便饭。

1929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叛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等人被捕牺牲。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因病未能到会幸免被捕。由于白鑫与柯麟很熟(白鑫不知柯麟真实身份)，一天，白鑫要去找柯麟，柯麟连忙通知住在一栋楼中的李一氓，李一氓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要柯麟约白鑫到家见面，由中央特科“红队”击杀白鑫，不料白鑫没有上钩，周恩来只得通知李一氓立即转移，后来白鑫最终还是被顾顺章率中央特科击杀。就在白鑫被杀当晚，柯麟也得到通知离开上海，第二天，英、法巡捕房去逮捕他时扑了空。柯麟离开上海后，按党组织决定到福建厦门工作，后又赴香港、澳门，并成为澳门最大最好的镜湖医院院长。

1930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为了保证大会安全，中央以李一氓的名义租用了一栋四层楼房，开办了一家“医院”作为大会会场。李一氓几十年后回忆：“开会以前，中央决定由我去做这个开会的房子的主人，那时赵毅敏和李一超(女，又叫李坤泰)才从苏联回国不久，他们都是1928年冬天回国的，就让他们一个做我的弟弟，一个人当我的妹妹。”李一氓夫妇和两个儿子与赵毅敏、李一超同住在一起，这就更像一个“家庭”了。楼内的医生护士都是中央特科的成员，“医院”门口的暗哨也是中央特科成员同志化装成的小商小贩。“医院”的周围，则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亲自带队驻守。

赵一曼

李一超是四川省宜宾人，李一氓和她是四川老乡又是同宗，加上她性格爽朗，因此关系很好。大会结束后，李一氓的这个“家庭”也随之解散，之后，他还和李一超有过几次私人来往。不久，李一氓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两人也就断绝了来往。1950年，李一氓在看过电影《赵一曼》后，这才惊讶地得知，当年在上海地下党中充当他“妹妹”的李一超，竟然就是民族英雄赵一曼。而赵毅敏后任东北抗联第三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和《时事新报》等连续刊出“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早在1931年4月底，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于6月被捕后被处决，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于10月赴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也离开上海去了江西苏区，并不在上海。用伍豪名义登的这则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的。党组织召集李一氓等同志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最后通过一名法国律师巴和，以“周少山”的名义，花了一百两银子，代表伍豪，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登载了一则否定的启事。李一氓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几十年后在“文革”中，江青等人企图以此事搞垮周恩来，但没能成功。除了毛泽东的干预外，李一氓参与的《申报》启事也起了很大作用。

1932年秋，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一氓奉命撤往江西苏区。

长征中的轶事和出任毛泽东秘书

到达江西苏区后，李一氓到国家保卫局任职。

国家保卫局下辖侦察部、执行部、总务部，权力很大，局长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邓发。曾经解救过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机关，在党史上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都在保卫局。由于李克农调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李一氓就接替了他的职务。钱壮飞是侦察部长，胡底则在李一氓手下任执行部预审科长。特殊的工作岗位，使李一氓和“龙潭三杰”、尤其是钱壮飞和胡底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李一氓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钱壮飞负责设计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的情景，还记下了钱壮飞多才多艺的其他设计。他还记述了胡底的情况：“他写一手好字，起草的公文，文字非常流畅……”“胡底是桐城有名的富家子弟，懂艺术，他手头还有两三卷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山水画手卷，我那时在这上面既无知识，也无兴趣。审讯的事情并不多，两个人闲聊机会有很多，我感觉到这是个人物。”遗憾的是，钱壮飞随军长征时在贵州境内失踪，胡底在长征后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1934年10月，李一氓随军长征。他在回忆录中真实地记录了红军在长征中的战斗和生活，也记录了长征途中许多轶事。他在《征途食事》一文中，记录了将麦子用油炒黄后再用水煮，待水色变黄带苦味后，加点糖精就做成了“咖啡”。

李一氓在长征结束不久后曾写下了《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上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哈里斯·索尔斯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重走长征路，事后曾专门写信告诉李一氓，说自己所见所闻，和50年前李一氓文章中描述的情景几乎完全一样。

长征到达陕北后，李一氓接到上级通知：给毛泽东当秘书。“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有一次，毛泽东带着他和彭德怀等人去15军团司令部，他在回忆录写道：“徐海东对毛泽东到他司令部来，表示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询问了许多15军团的情况，特别问到榆林桥和劳山打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对东北军战斗力的估计……为着指挥方便起见，毛泽东还主动提出，配给徐海东司令部一部无线电台。当时徐海东部队的军事通讯手段很落后，无非是手摇电话机，徒步乘马的传令兵罢了。有了这样一部电台，当然使徐海东喜出望外了。”

直罗镇战役后，上级把李一氓从毛泽东的秘书任上调任陕甘省委宣传部长。西安事变后，上级派他以毛泽东的私人代表，到四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但因道路不通而未成行。七七事变后，他再一次前往去四川，见到了许多故人，但因为刘湘率军出四川抗日，李一氓也就返回延安。

皖南事变后幸存的新四军最高职别领导人

1937年底，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召见了李一氓，通知他出任新四军秘书长。“李富春还提了一个问题，因为项英、叶挺我都熟悉，要我作为他们之间的缓冲人。”这句话的含意和分量，李一氓当时并未意识到，只是后来至新四军中后，才深深地体会到了。

李一氓到新四军后，叶项两人长期相处不好，李一氓回忆：“叶挺总想找借口离开军部，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1938年秋，叶挺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他留给李一氓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他有很多苦恼，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的军长，然后离开了新四军。中央得知后，立即派周恩来和叶挺开诚布公长谈，周还亲自陪叶挺返回皖南军部。

1941年元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多人奉命北移时，遭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包围袭击，我军大部牺牲和被俘。在事变最紧要的关头，项英决定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和李一氓，瞒着叶挺悄悄出走，李一氓后来回忆道：“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救出几个干部。”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发现项英等人行为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项、袁、周、李不告而去。”

新四军领导陈毅、项英、李一氓等合影。

然而，叶挺和饶漱石并不知道，李一氓并没有随同项英一行离开部队，而是和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等30多人一起突围。后来，项英和李一氓都因为突围不成，又与叶挺、饶漱石重新会合。李一氓后来回忆：“此时项、袁初回，对整个局势不能表示意见;小饶(饶漱石)不懂军事;叶坚主守，以为能拖四五天看延安有无办法，或能从蒋身上得出一线希望。”随后，叶挺下山与敌人谈判被抓。项英与饶漱石等人分头突围，李一氓发完叶挺给中央的最后一份电报后，吩咐机要员将密码本烧毁，然后带着剩余人员突围。突围中李一氓又意外地遇见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和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他们历经艰难，九死一生，总算突围出来，余立金、钱俊瑞决定到上海，李一氓一个人辗转到了桂林、韶关，抵达香港，见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李一氓详细地向他们讲述了皖南事变经过。并连续发了6封共几千字的电报，详细报告了军部突围、战斗和叶、项不同意见与自己看法的全部经过。

后来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项英和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叶挺在1945年飞机失事遇难，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成为 “高饶事件”主角，李一氓因此成为幸存的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四军最高职别领导人。他的6封电报，也成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的重要历史文献。

新四军中的才子李一氓(左)。

1941年夏天，李一氓从香港辗转到了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宣布，给予李一氓口头警告处分。

1942年1月，李一氓调任淮海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区党委副书记，开始主政淮海区。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环境中，他为巩固根据地，建设解放区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主政淮海期间，他还组织成立了淮海实验京剧团以及各县文艺团体，演出很多抗战题材的地方戏，形成浓烈的艺术氛围。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诗人。他还写下了大量战斗诗词和祭悼牺牲抗日烈士的碑文。后来他出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黄克诚任书记)等职。

抗战胜利后，他又出任苏中、苏北、淮南、淮北4大解放区合并后的苏皖边区政府主席，1947年后调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旅大行政公署第一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诗人、书法家和收藏大家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到北京，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张闻天)，代表团中有耿飚等人，后因美国阻挠，代表团未能成行。之后，李一氓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书记。1958年又出任中国驻缅甸大使，1963年回国后历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

除了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李一氓还对诗词大有研究，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词，在书法上自创“李体”，成为当代著名书法家。此外，他在收集文物方面达到了更高的境地。

李一氓对文物的兴趣始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解放了淮阴城和淮安城等苏北城市，这些都是些有旧文化传统的城市，历史上出过不少书画大家和收藏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淮阴城，部队在完成军事任务转移时，我去看了一下，发现战士把字画屏幅铺在地下睡觉，转移后那些字画遗留下来也无人去收拾。我要警卫员替我一幅一幅地卷起来，拿回去慢慢欣赏。”他也经常在淮阴、淮安的小市摊上买一两件文物。

在上世纪50年代，李一氓经常到北京的古玩市场去收购文物，他回忆道，“进城的头10年，不大买书，专收字画。宋元画少，也买不起，我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明末清初的书画家。实际上，也集中在石涛，因此买石涛的比较多。”后来他又开始转向收集旧书，他回忆道，“买书的地方在琉璃厂，也就只有那么几家，因为琉璃厂还是字画店比旧书店多。”时间一长，竟然收集到不少难得的明本。

1966年“文革”开始后，李一氓收集的书籍、字画、小古董被“造反派”加以查封，“他们拿去没有用，也还规矩，没有随便拿，只把这批东西移交北京图书馆。北图很苛刻，他们把我的书加以选择，好的，他们没有的，就要。他们接收了1729种，总4607册。其中，中文线装书为1280种，总3454册。”1975年，他出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国家文物局通知北图把书全部退给了他，他只留下词类书和一些带版画的书籍，其他全部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和四川等地的图书馆。

“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3月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3人被撤职关押，李一氓也随即被拘捕。

1984年夏，李一氓在书房查阅资料。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李一氓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先后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常委。1982年他离休后，因对中国古籍颇有研究，出任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达十年之久，其间主持了包括巨著《中华大藏经》在内的3500多种古籍的整理、重印和出版工作。

1990年12月4日，李一氓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87岁。

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在党内引起很大轰动。2001年，人民出版社将该书改名为《李一氓回忆录》再版。人民出版社原社长黄书元对他的回忆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表示，李一氓的回忆录是人民出版社革命回忆录中的经典之作，实事求是的文风纵贯全书，使本书具有常读常新的价值。“年轻一代要了解党的历史，了解前辈，这部著作就是很好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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