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 钱壮飞、 胡底(右起) 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史称 “龙潭三杰”

党的隐蔽工作纪律，是严酷斗争中所遭受的挫折、失败倒逼出来的，是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的产物。血的代价换来了一整套严苛缜密、行之有效的隐蔽斗争纪律，为消除隐患、占据主动、抢夺胜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蒋介石目无纪律，毛泽东以身作则

1941年6月的一个夜晚，山城重庆一处豪华所在正举办盛大宴会，国民党要员云集，达官显贵毕至。歌舞升平、觥筹交错之际，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谈笑风生，周旋于显爵名媛之间。他，就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阎宝航。

阎宝航是周恩来亲自选定、培养起来的情报干才。1937年周恩来亲自介绍阎宝航入党，阎宝航成为与他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1941年初联共(布) 请求中共帮助搜集国际情报，周恩来遂授命阎宝航组建情报小组，通过国民党上层搜集有关苏联的国际情报。

走进宴会厅那一刻，阎宝航敏锐地察觉到一股异样气氛。他发现孙中山的长子、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特别兴奋，频频举杯，相互敬酒，还说什么预祝德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踏平高加索，会师莫斯科”。

阎宝航从于右任口中得知，德国定于6月20日前后那一周进攻苏联。他当即找到孙科核实，孙科明确告诉他，此消息是德方透露给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的，桂永清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亲口告诉了他和于右任。

阎宝航当即离开宴会，急于将这一惊天情报报告组织。情报纪律不允许他直接前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面报周恩来，他遂派专职交通员李政文秘密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急电延安，毛泽东阅后要求即刻通报苏方。

接到中共通报后，斯大林于6月21日向各大军区下达了即刻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次日，即6月22日凌晨，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中共提供的情报为斯大林争取到了宝贵的24小时战备时间。

战争的爆发印证了中方情报的及时、准确。斯大林在战争第二天，即6月23日，专门致电中共感谢：“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战备状态。”时任中央社会部秘书、后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罗青长将斯大林的感谢电专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划着一根火柴，亲手销毁了电报。

孙科和于右任既不负责军事，更不分管情报，根本不在如此绝密、如此重大情报的知情范围内，蒋介石却随口告诉了这两个无关之人。而他们两个又把这份绝密情报当作宴会上助兴的谈资，信口开河，毫不避讳。

毛泽东本可以将电报退回社会部或机要部门，由工作人员去销毁，但身为最高领导人的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严格遵守电报管理的有关规定，亲自销毁了电报，为的是保护电报内容，保护情报来源，保护机要密码。

面对同一份情报，国共两党领袖采取的大相径庭的处理方式，体现出的是对待纪律截然相反的态度。

1924年6月，蒋介石曾在黄埔军校发表关于军纪的讲话，讲了军纪的根源、军纪的定义、军纪的性质、军纪的要素、军纪的效力、军纪的教育。这篇讲话洋洋洒洒，内容不可谓不全面，认识不可谓不深刻，要求不可谓不严苛。

蒋介石这篇讲话发表24 年后，毛泽东于1948年11月在给东北野战军负责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人发出的一封电报中也对全党全军提出了纪律要求。他的话简洁、明了，一共10个字：“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蒋介石讲到纪律，甚是苦口婆心，可讲完就忘到了脑后，自己带头违反。毛泽东一字千钧，率先垂范，带头严守纪律。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共隐蔽斗争乃至全局博弈的走势，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阎宝航

周恩来自请处分，胡宗南隐情不报

无独有偶。在纪律面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胡宗南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1946年6月，周恩来乘坐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的专机从延安飞往南京。起飞前一晚，周恩来开了整整一夜的会，直到第二天上午上飞机。他十分疲惫，在飞机上睡得很沉，装在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在飞机颠簸中滑落到机舱里。小本子上记录着打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身边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还标注了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熊向晖定将暴露无遗。飞抵南京的当天下午，马歇尔派人转来一个厚纸包裹、火漆封装的小盒子，要求交周恩来亲启，里面装的正是那个小本子。

周恩来立即派人将熊向晖秘密接到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一见到熊向晖，周恩来就说，“我不小心出了事故”，接着把遗失小本子的详细过程告诉了熊向晖。

周恩来说：小本子上记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多年后，熊向晖在回忆录中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

熊向晖当即向周恩来表示：这是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从入党之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随后，周恩来分析了马歇尔会不会将小本子交给国民党的两种可能性，缜密安排熊向晖暂避上海，静观动向。熊向晖最终有惊无险地渡过这一关，重返虎穴，再立新功。

1947年9月，北平地下党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获，导致熊向晖的上线、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被捕、叛变。保密局在调查此案的过程中，发现熊向晖的真实身份系中共情报人员。

对于身边出了个“共谍”，胡宗南非但没有自请处分，反而隐瞒不报。更有甚者，专司反共密战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居然把与胡宗南的私交置于“党国”之上，不仅将案情向涉案的胡宗南和盘托出，还与胡串通一气蒙蔽蒋介石。

对此，曾任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在其所著的《军统内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1946年， 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

1947年秋冬间， 我曾去西安见过胡， 那是为了处理保密局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 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 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 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叶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 有天半夜他把我叫醒，说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 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第二天， 毛人凤复电指示， 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 应先向胡详细报告， 有关案卷都可以送去给他看。

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的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 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 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胡宗南为了自己的“声誉”，把“自行处理”变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前由他亲自选送赴美留学的熊向晖，得以在案发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美国安然读书，直至1949年初取得硕士学位后返回祖国。

钱壮飞危急关头恪守纪律，徐恩曾屡犯纪律留下破绽

钱壮飞挽救党中央的传奇无人不知。大家关注的，是他如何打入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身边任机要秘书，如何截获顾顺章叛变的密电，从而挽救了党中央，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钱壮飞在应对这场突发的重大危机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高度的纪律观念。

钱壮飞截获密电那一刻，即知他随时可能被捕，留给他报告中央的时间十分紧迫。千钧一发之际，他没有打电话，没有发电报，更没有仓皇撤离，而是严守隐蔽工作的联络纪律，派其女婿、秘密交通员刘杞夫赶往上海报告组织。

随后，钱壮飞按照保密纪律要求，彻底清理了“自己所经管的重要文电、账目”，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线索。

按照重大险情处置规定，暴露方应竭尽所能拖延敌人，最大限度为尚未暴露的人员争取转移时间。钱壮飞正是严格遵照这条纪律行事的。钱壮飞很清楚，他晚一分钟撤离，敌人就会晚一分钟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就可能为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脱险的时间。为此，他一直坚守到第二天早晨，才“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把这批特急密电当面交给了徐恩曾，接着装作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

反观徐恩曾，他一贯漠视纪律，工作、生活中破绽频出，为钱壮飞见缝插针、建功立业创造了良机。

徐恩曾迷恋女色，常在工作时间借故离开特务机关去寻花问柳。每天只处理一些必须由他亲自上手的“急事、要事”，“大本营”的日常工作全部推给钱壮飞。“凡呈报徐恩曾阅处的机密文电，最先过目的往往是钱壮飞。即使是由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资料，也是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徐恩曾在上面签个字了事。”

徐恩曾虽是个“甩手掌柜”，但对那本译电专用密码本毫不放手，连嫖妓时也随身携带。钱壮飞灵机一动，提醒徐恩曾上妓院不要带密码本，万一丢了，后果不堪设想。徐恩曾果然中计，把密码本锁在机要柜里，被钱壮飞设法取出，整本拍照后，原封不动放回。决定党中央生死存亡的1931年4月25日深夜，钱壮飞正是依靠这个密码本，译出了有关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一连6封密电。

晚年的徐恩曾，多次“检讨”自己录用、信任钱壮飞之错，却始终未能认识到，正是他屡犯纪律，才成就了钱壮飞的传奇。

严守纪律防微杜渐，漠视纪律教训惨痛

隐蔽战线的斗争是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殊死攻防，容错纠错的机会几乎为零。遵纪者，能够防止失误，避免流血;违纪者，必然付出惨痛代价。

1981年11月8日， 陈云在北京会见参加中共党史专题资料征集座谈会的老同志。左起：刘鼎、 李一氓、 陈养山、 李强

“密战英雄”、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陈养山，1928年4月中央特科情报科成立之初就被调入其中，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被撤销，是在情报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其间，他“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名称都没问过。1936年到达延安后才知道，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单位叫中央特科。这时，中央特科已终止运行一年了。这意味着，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陈养山始终一丝不苟地遵守着情报工作纪律，只埋头做好自己的工作，未打听任何不该打听的人和事，而他的上级和战友们，也没有任何人向他透露过任何超出他本职工作的人和事。

其间，陈养山曾奉命掩护过贺龙。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后，贺龙遭反动派通缉，于11月初辗转前往上海。贺龙当时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要在白色恐怖异常严峻的上海确保他的安全谈何容易。周恩来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陈养山。陈养山把隐蔽地点、食宿、联络等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十分周密，确保了贺龙的绝对安全。

不久，党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了解到贺龙在上海，开始大肆搜捕。党中央批准贺龙前往湘鄂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委派陈养山护送贺龙一行。陈养山再次出色完成了任务。在两次掩护贺龙期间，陈养山始终严守纪律，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十几年后他们在延安重逢，贺龙方才知道陈养山的真实姓名。

此后近60年，陈养山对当年掩护贺龙的经历守口如瓶。直到1988年，陈养山的秘书听说此事后找他核实，他才说确有此事，但又叮嘱秘书不要到处讲。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当年进入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后，遇到了从苏联列宁格勒军事通信学校学成归来、因早年当过木匠而被周恩来称为“木匠”的红色电台传奇人物涂作潮。正是这位“木匠”，手把手将李白培养成了能收发、会组装、懂维修的全能情报通联战士。

涂作潮不仅是情报通联的传奇人物，更是严守纪律的模范。全国抗战爆发初期，涂作潮在上海与爱人张小梅结婚，先后生了3个孩子，但在妻子面前始终严守秘密工作纪律，对自己的情报工作守口如瓶，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对妻子保密。直到1942年离开上海前往根据地前夕，他才告诉妻子自己的真名叫涂作潮。他嘱咐妻子说，如果他此次一去不归，等共产党胜利了，去找党打听他的下落。

1935年秋，坚守在上海的中央特科情报工作负责人徐强，给妻子李云布置了一项紧急特殊任务，寻找两个男孩。徐强只说这两个孩子是烈士后代，从收养他们的人家出走不归，估计已流落街头。李云回忆：“特科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

李云在回忆录《往事与情怀》中写道：“到了1936年春末夏初，徐强告诉我，两个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孩子的真正身份之谜：毛泽东的儿子。至于谁找到的，在哪儿找到的，又是怎样找到的，我是他妻子，他却始终没有和我说，直到1988年徐强去世。”字里行间她对丈夫非但没有丝毫抱怨，反而充满了理解和敬佩。

在党的隐蔽斗争史上，严守纪律的榜样数不胜数，但也有过需要反思的惨痛教训。

1947年9月，隶属中共西安情报系统的北平情报小组地下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敌人顺藤摸瓜，相继破获西安、兰州、沈阳、张家口等地的中共情报组织，致使党的北方情报体系遭受重大损失。

令人扼腕的是，正是北平地下党秘密电台有关人员接连违反情报工作纪律，才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

就在案发前，一封发自北平地下党秘密电台的来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警觉。这份电文的内容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来商。”电文中的“孙”，指的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电文内容来自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中将参议余心清。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积极协助我党统战工作，竭力想说服孙连仲起义。这份电报，他是通过打进保定绥靖公署的中共情报人员陈融生，交由北平情报小组密台发出的。这就意味着，密台把性质、任务、方式大相径庭的统战和情报两项工作交集到了一起，严重违反了“垂直领导、互不交叉”的秘密工作纪律，一旦其中一个系统发生问题，必然横向连累另一个系统，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当即对北平情报小组提出严肃批评，责令立即整改。

然而，余心清的积极斡旋行动已经引起国民党方面高度关注，蒋介石密令保密局查明孙连仲有无通共实情，保密局遂从搜查中共地下电台入手，采取无线电侦测与人力实地侦察相结合的方法，在北平全城日夜搜索。

当时的北平情报小组是个情报效率极高的团队，每天获取大量敌情。为及时报告上级，电台每天定时发报，且经常被迫超时工作，最长曾连续发报7个多小时。

一般来说，有规律的生活，有规律的工作，对人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可在隐蔽战线斗争中，有规律的活动却是大忌。这个规律一旦被对手掌握，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固定的发报时间为敌人创造了守株待兔的机会，超长的发报时间又给了敌人提供了精确定位电台的足够时间，很快密台便被锁定、破获。

在搜查过程中，敌人从电台负责人兼报务员李政宣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柳条筐。筐内塞着大量电报原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亲笔所写。按照密码和电报管理的严格规定，电报原稿必须在发后第一时间销毁。李政宣却置若罔闻，长期违反工作纪律，发报后将原稿随手扔到床下了事，给敌人顺藤摸瓜拓展破案范围提供了重大线索。连起码的工作纪律都不能恪守的人，又怎能经得起生死考验?李政宣被捕即叛变，把所知道的一切都供了出来。

北平电台案最终导致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胡宗南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信科科长戴中溶等100多名中共情报人员身份暴露，谢士炎等5人惨遭敌人杀害。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得意地妄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江山。”

第1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吴琼花在化装侦察中遭遇南霸天。她报仇心切，不顾战友阻拦，违反侦察纪律，开枪击伤南霸天，打草惊蛇，暴露了侦察意图。在党代表洪长青的批评教育下，吴琼花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认识，检讨说：“下次侦察，我不犯纪律了!”洪长青当即纠正她说：“不是下次侦察，是一辈子不犯纪律!”

纪律是隐蔽斗争的生命线，严守纪律永远在路上。这不是一时一刻的要求，而应是一生一世的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