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重庆红岩村

隐蔽斗争，顾名思义，核心就在于“隐蔽”二字，而以化名为掩护开展隐蔽工作，既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使用，又不至于暴露身份或泄露机密，因而成为隐蔽战线常用且有效的掩护方式。

鲜为人知的“李知凡”和“濂溪先生”

中共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曾在不同革命时期使用过多个化名，有的是有意设计的，有的是即兴而定的，不一而论，无规律可循，因而很难被破解。

早在天津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周恩来就有了强烈的隐蔽斗争意识。在觉悟社成立之初，周恩来就提出：“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事业，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用各人的真姓名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难免不受鹰犬注意。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

于是，20名男女同学一致弃用原有姓名，大家从1到50这50个号码中任意抓取一个号码作为各自代号。邓颖超抓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抓到5号，化名“伍豪”。这就是“伍豪”这个传奇化名的来历。在此后的岁月里，“伍豪”不仅是周恩来个人的化名，更成为中共隐蔽斗争传奇与功勋的化名。

后来，在拥有了自主研制的电台之后，周恩来亲自研制了党的第一套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这套著名的“豪密”，采用复译法的二重密码体制，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破译者摸不到规律。

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周恩来、邓颖超在上海，实现了两地电讯联络。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长期担任公开领导职务，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导人，是敌人千方百计抓捕的重要目标。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时期，面对格外凶险的处境，周恩来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就变换住址，每换一处住址就变换一次姓名，且知情人范围很小。他通常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因此有了“胡公”“大美”(美髯公)的化名。

这一时期，他还曾化名“周少山”“维思”。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黄玠然回忆，有一次签署文件时，周恩来恰好跟他聊到自己的老家淮安，说淮安没有山，是个少山的地区，于是就随手在文件上签上了“周少山”。另一次签署文件时，周恩来用了“维思”作为化名，意思是“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转战陕北期间，周恩来化名“胡必成”，意为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此外，周恩来还有两个鲜为人知的化名——“李知凡”与“濂溪先生”。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经组织批准，身患肺结核的邓颖超假扮美国记者斯诺的家庭用人，来到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其间，结识了同室病友、进步青年胡杏芬，二人结下深厚友情。遵照保密要求，邓颖超告诉胡杏芬，自己的名字叫李扬逸，丈夫叫李知凡。全国抗战爆发后，邓颖超随周恩来到重庆，胡杏芬也同家人逃到重庆。在得知李扬逸、李知凡就是大名鼎鼎的邓颖超、周恩来后，激动不已的胡杏芬提笔写下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于1941年5月发表于上海“妇女知识丛书”第8辑，深情回忆了邓颖超对她的关照、陪伴与开导。她在文中用“闷葫芦才算打破了”来表达自己获悉李扬逸、李知凡真实身份后的喜悦心情，进而用深情的笔调在文末写道：“我深深地盼望着在朋友和熟识的人们中，再有这种闷葫芦似的事发现。愿他们或她们的‘庐山真面目’是领导群众，拥护抗战，为民族求解放，为祖国谋福利的大中华的好子孙!”

1940年，胡杏芬因病在重庆去世。周恩来、邓颖超专门请人为她刻制了一块石碑。周恩来亲自题写了“胡杏芬女士之墓，李知凡、李扬逸共立”的文字。199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部分取材于胡杏芬的散文，拍摄了故事片《李知凡太太》。

“濂溪先生”这个化名，与其他所有化名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个化名是在周恩来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的。

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寄居在西安的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夫人高仲林女士即将迎来八十寿辰，身处台湾的于右任对此十分牵挂。周恩来听后亲自安排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为老夫人办了一场隆重的寿宴，还专门让于右任的女婿、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带上子女和亲戚前往西安祝寿。

事后，屈武想写信告诉于右任这一切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却又不知在信中该如何称呼周恩来，直书大名或称“总理”，一旦被国民党特务查获，必给于右任造成严重后果;可写得过于隐讳，又怕于右任不解所指何人。在一筹莫展之际，屈武转而向于右任的老相识、另一位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请教。邵力子告诉屈武，抗战时期他与于右任同住一起时，经常谈到周恩来，因知道周恩来是北宋名儒、《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的后代，便以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暗指周恩来，以避人耳目。邵力子建议屈武在信中以“濂溪先生”代指周恩来，既能让于右任心领神会，又能避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审查。就这样，邵力子、于右任这两位党外人士，联手给周恩来增添了一个化名。

“新新公司”掌门人“李介生”的多重身份

陈 云

1931年4月、6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周恩来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中央决定他停止在上海的工作，转移到中央苏区。危难之际，陈云接替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在严重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中，毅然肩负起重组特科的重任。

中央特科的代号是“新新公司”，陈云化名“李介生”，党内称“先生”。他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创了特科工作的新局面。陈云从多个方面入手，对特科进行了全方位调整：一是对人员和机构作出调整，决定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调离上海，同时撤销特科第四科，将通信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他三个科按照少而精的原则精减缩编。二是改变了过去特科组织和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的状况，进一步严格明确了单线联系、垂直领导、互不交叉的工作原则。陈云后来说：“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三是改变过去特科人员大多以挂名的虚假职业为掩护的做法，要求所有人员的社会职业都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能够深入社会开展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此掩护特科工作。陈云与他人合开了一家印刷所，名义上负责内务，“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头”，俨然一个账房先生。四是创建了商业掩护的隐蔽斗争方式。陈云花几千块钱，委托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在上海各区办了木器店、印刷所等一二十个实体，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往来接头。陈云回忆说，有了这个木器店，“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陈云“开铺子做买卖”的做法，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充分肯定：“这个人花了几千块钱，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在对特科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作出初步调整的基础上，陈云仅用一年时间，便重新恢复建立起因顾顺章叛变而一度停顿的情报工作，先后派人打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等要害部门，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长期在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关于这一时期特科发生的变化，一个国民党特务回忆说：“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子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1935年5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工作。到达成都后，他按照行前与周恩来的约定，以“廖家骏”为化名，在《新新新闻》上刊登了《廖家骏启事》，向党中央报告平安抵达成都。

以“廖家骏”为化名并非偶然。陈云确曾姓过廖。陈云本家姓陈，四岁时父母双亡，他和姐姐只得跟着外祖母到舅父廖文光家一起生活。外祖母临终前叮嘱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廖文光遵嘱将陈云收为养子，改名廖陈云。参加革命后，廖陈云改回原姓名陈云。

7月上旬抵达上海后，陈云重新启用“李介生”这个化名，设法与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云不畏严重的白色恐怖，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便于对外发表，他化名“廉臣”，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第一次向世人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与群众间的密切关系。

这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在莫斯科完稿后，先后在巴黎、莫斯科、北平面世，对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事迹，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很多国统区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

1935年9月到达莫斯科后，陈云化名“史平”，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对共产国际正确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共中央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几年内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顺章身边来了一位“李松涛”

十大元帅中，聂荣臻曾在中央特科短暂工作过。聂荣臻化名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要追溯到留法期间。当时，旅欧少年共产党有严格的保密要求，规定每个成员都要有化名，相互通信或发表文章时都要用化名，聂荣臻当时化名“向上”。

1930年6月底，聂荣臻奉调从顺直前往上海，进入中央特科工作。那一时期，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样样都干，追求个人享受，日益腐化堕落，特调聂荣臻进入特科，意在从政治上加强特科，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顾顺章猜到这一点，便处心积虑地给聂荣臻“穿小鞋”。他知道聂荣臻没有干过特科工作，经验不足，又初到上海，人生地疏，就故意给聂荣臻派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聂荣臻不畏危难，化名“李松涛”，以新闻记者身份做掩护，利用职业便利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深入社会团体开展活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情报科科长“王庸”

“王庸”这个化名，代表着陈赓隐蔽斗争生涯中最耀眼的一段岁月。1928年至1931年担任特科情报科科长期间，陈赓化名“王庸”，具体参与策划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直接负责“龙潭三杰”潜伏的经营指导工作，又在敌人侦探机关内部建立了反间谍关系杨登灜，创造了对敌实施“打进去、拉出来”的成功范例。在危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营救了许多同志，防止了敌人的迫害，为党的情报工作培养了骨干，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据说国民党特务机关获悉陈赓活跃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后，随即发出通缉令，并敦请租界巡捕房协助抓捕陈赓。英租界巡捕为此专门约见“王庸”先生，请他帮忙搜集陈赓的有关线索。

“王庸”当时在上海滩有多么神通广大，“委托陈赓抓陈赓”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

从“矛盾”到“茅盾”

党早期的秘密交通工作鲜为人知，但第一位专职交通员的大名却无人不知，他就是现代著名作家茅盾。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1年二三月间经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是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央局利用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委任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沈雁冰遂成为党内第一位专职交通联络员。1927年8月下旬，沈雁冰开始撰写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幻灭》，打算完稿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写完前半部分后，他想让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看看。那一时期沈雁冰正被蒋介石通缉，为避免给叶圣陶添麻烦，他随手写上“矛盾”二字作为化名署名。“矛盾”一名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深刻反映了沈雁冰的内心世界。1927年上半年在武汉的生活经历，让他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进而也看到了自己在生活上思想上的矛盾，遂以“矛盾”为名。叶圣陶看了稿子表示，稿子可以排发，但矛盾这个名字一看就是假的，经不住国民党特务盘问，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字头，茅姓人很多，不致引起注意，沈雁冰欣然接受。自此，“茅盾”这个名字，从最初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查的化名，逐渐成为正式笔名，进而取代“沈雁冰”这个真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

结婚生子几年，妻子竟不知丈夫的真名

中共隐蔽战线秘密通联工作的功勋人物涂作潮，其多个化名的背后隐匿着的是他的传奇经历、特殊贡献和可贵品质。

涂作潮出身贫寒，13岁起先后跟姐夫和大哥学习木工活，曾参加中共领导的长沙泥木工人罢工。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作为留苏学生代表列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与涂作潮谈话时了解到他的身世后，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从此，“木匠”这一绰号伴随了涂作潮一生，成为他长期从事隐蔽斗争的化名和代号。党内许多同志只知道“木匠”，而不知道“木匠”的真名。

1936年8月左右，涂作潮奉周恩来之命，化名“蒋贵庭”来到西安。他冒险上街买了一台日本产二手收音机，很快将其改造成了功率为5瓦的收发报机。周恩来专门要求他再制作一个用电池供电的电台，以应对突发状况。涂作潮随即制作了一台直流电、交流电两用电台。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第一时间向中共派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通报消息，要求他尽快报告中共中央，并请中共派人来共商大计。刘鼎迫切需要通过电台第一时间报告党中央。不料，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对外封锁事变消息，下令全城停电，我原有电台均无法使用。这时，周恩来交代涂作潮制作的两用电台便派上了用场。

西安事变后，涂作潮于1937年初回到上海，继续化名“蒋贵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他始终严守秘密工作纪律，对自己的真实情况守口如瓶。全国抗战初期，他与张小梅结婚，几年间生了3个孩子，却始终对爱人隐瞒着自己的真实情况。直到1942年奉命紧急离开上海转移至根据地前夕，他才告诉妻子自己并不叫蒋贵庭，真实姓名叫涂作潮。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与“农村”无关

1940年6月，中央交通局在延安重建，对外掩护名称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实际负责党中央与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交通工作，同时承担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苏联的交通联络。其间，“中央农委”建立了延安至内蒙古、新疆、上海、重庆、晋察冀、华北、太行山、东北的国内秘密交通线，还建立了经内蒙古、外蒙古和经兰州、新疆往来苏联的两条国际交通线。

1941年，党中央决定将全国各根据地团以上主要干部数千人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中央农委”迎来了一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持续时间空前的重大考验。时值日军抽调其在华北90%以上的兵力“扫荡”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接连发起两次反共高潮。延安面临四面受敌的严峻考验，东有日军和阎锡山部，南有胡宗南部，西有马步芳、马鸿逵部，北有邓宝珊部。尤其是以胡宗南部为主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构建了5道包围圈，筑起1.8万多座碉堡，粮食、药品、纸张甚至连火柴都进不了延安，共产党人后来发起了大生产运动。

就是在被敌人包围得“密不透风”的情况下，“中央农委”在1941年至1943年长达两年时间里，冲破日伪、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成功护送全国几千名团以上干部，往返于华北、华东、华中直至海南岛等各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参加了整风运动。

1942年3月，“中央农委”协助各地方组织护送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一行，从江苏盐城阜宁县羊寨镇单家港村出发，穿越103道日伪、国民党军封锁线，历时10个月，于12月底安全抵达延安。

陈 赓

她究竟是谁

隐蔽战线女英雄张露萍烈士曾用名余薇娜、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到延安后化名黎琳。

1939年秋，黎琳受组织委派，前往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担任打入军统电讯处的中共特别支部负责人。为了掩护潜伏在军统电讯处的另一名中共情报人员张蔚林，黎琳又化名张露萍，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

张露萍小组建立后，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其间，军统曾派遣特务小组潜入延安，要求胡宗南派人护送。张露萍小组截获了有关电文，延安边保部门根据这一情报将特务小组连同护送人员一网打尽。张露萍小组还截获了军统要求昆明警备司令部抓捕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的电报，昆明地下组织因此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1940年初，张露萍、张蔚林等7人暴露被捕。敌人怀疑张露萍的上级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于是使用毒计，在曾家岩周公馆后门附近假装释放张露萍，派特务暗中跟踪。如果张露萍进入周公馆，他们就以“抓捕要犯”为名冲进周公馆搜查，然后给中共扣上破坏国共合作的帽子。

正在周公馆的叶剑英等人觉察到这种情况后立即调来警卫班，准备阻止尾随张露萍的特务进入周公馆。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地从周公馆后门前走过。敌人阴谋破产后，将张露萍重新押回监狱。1945年7月，张露萍被杀害于贵州息烽集中营，年仅24岁。

张露萍牺牲后的38年里，她的中共党员和烈士身份，以及狱中表现，一直没有正式结论，甚至还一度背上了“叛徒”“军统特务”的骂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张露萍离开延安时，按规定切断了与战友的一切联系，对新婚丈夫都守口如瓶。在重庆开展工作期间，有不知情的来自延安的我党人员看见“黎琳”与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张蔚林漫步重庆街头，误以为她投敌了，一时在延安传播甚广。黎琳化名张露萍被捕前后，与她单线联系的工作上线被调离了重庆，重庆的“张露萍”就是延安的黎琳这一情况几无人知，加之张露萍被捕后只对敌人说了自己去延安之前的名字余慧琳，组织上难以据此断定余慧琳就是张露萍，而张露萍就是延安派出的那个“黎琳”。

1980年春，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疯子”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向中组部、全国妇联递交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叶剑英、雷英夫专门写了证明材料。1984年1月，四川省委发布了《关于复查追认张露萍等七位烈士的简报》。牺牲近39年后，张露萍的烈士身份终于得到确认。

化名可以蒙蔽敌人，有时也可能给自己人造成疑惑，这正是隐蔽斗争残酷之所在。

与一些谍战作品渲染的相反，化名大多没有特定寓意，否则很可能被敌人联想、推断、猜测到特定人员或事情，反而更容易暴露。实际斗争中，化名的使用是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员、机构都必须使用化名。中共隐蔽战线著名的“前三杰”“后三杰”，大都没有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