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是鲜血染红的。

流血牺牲者，有舍生取义，向死而生的战士;有身先士卒，带头冲锋的党员;

有饱读诗书，血荐轩辕的进步学生;有仗义执言，唤醒民族心火的工人领袖……

还有无名无姓的情报工作者，他们舍弃小我，潜行在黑暗里，与敌人刀锋共舞。

而有这样一个人，他曾是穿梭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的杰出间谍。他把个人荣辱藏进了乌云的缝隙，虽然身处无间地狱中，却满怀热忱地心向光明。

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个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特工，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功成身退，隐于市井中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在1951年的一天，他佝偻着身子倚靠在墙角，身上挂着个售卖香烟的木箱，低着头数着地上忙碌的蚂蚁，像是能看出花来。

这时有个男人走上前，叫道：“来包烟!”

话语打断思绪，他动作麻利的递去一包烟，准备接过钱时，却怎么也收回不来.

他茫然的抬起头，却听到对方开口道：“你是杨登瀛?”

他为之一愣，还未有所回应，对方便嚷嚷开来，紧接着推搡与谩骂接踵而来，身上的木箱被拖拽在地。

等到他浑浑噩噩的被判下死刑的时候，他才吐出重重的一口浊气，却牵扯到已然破裂的嘴角：

“我是潜伏在国民党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周总理是我直接对接人。”

审理现场陷入死寂，明明审理的是恶贯满盈的特务头子，怎么一转眼就成了有功之人?

而这位杨登瀛又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为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呢?

今天，让我们带着敬意，拨开笼罩在他身上的深邃黑暗，看一看他矢志不渝的黑白人生。

背景雄厚，黑白通杀

杨登瀛，1893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和“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同乡。

他出生后仅一年时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岁时，他远渡重洋，就读于日本顶级学府早稻田大学，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校友。

毕业后，他回到了梦萦魂牵的祖国，致力于救亡图存，参加了五四运动。

日本的留学岁月，杨登瀛没有虚度光阴，学到了真本事，不仅日语张口就来，宛若一名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还对日本的各行各业，经济政治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调研，他想了解日本为什么进步，中国又为什么做不到。

1924年，他加入国民党。

1925年5月5日，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进步工人顾正红，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与李立三筹建的我党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他是与国共两党都有一定关系的，且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进步青年。

不仅如此，他和青帮的杨剑虹是同乡。俩人年龄相仿，又都怀揣着报国之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相交莫逆，情同手足。基本形影不离，食则同器，寝则同席。

年轻的杨登瀛风华正茂，一表人才，又是留学海归……政府背景，江湖背景兼具一身……黑白两道都有他一席之地，在整个旧上海都有一定影响力。

到了1925年末，中共党员陈养山在上海向杨登瀛学习日语。闲暇之余，他们聊得都是如何救亡图存，何种办法才能救中国等问题。

陈养山作为共产党员，总是乐此不疲地向杨登瀛传递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杨登瀛也孜孜不倦地向其学习取经。

久而久之，本身就擅长交际的杨登瀛，在陈养山的介绍下，认识了我党诸多进步人士，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

转眼间，到了1927年，蒋介石愈发按捺不住自己的狼子野心，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进步工人和共产党员。

三天时间，上海300多名进步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蒋介石那争权夺利的丑恶嘴脸，那排除异己，杀害进步人士的残忍行为，让杨登瀛忍无可忍。他大义凛然地站出来对蒋介石进行公开指责。

这些正义的发言，碰到已经杀疯了的蒋介石政府，便是一不做二不休，杀一个也是杀，杀一群也是杀。

于是，他被蒋介石手下逮捕，关到了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可因为“关系太广，路子太硬”，到处都有人帮他说话，关了没多久，便由蔡元培出面将他保释。

在蒋介石一言堂式的高压政治下，空有一腔热血的杨登瀛报国无门，郁郁寡欢。

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杀不完，扑不灭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后，我党先后牺牲了李大钊、陈延年等多名杰出领导人。

而在监狱里的时光，让杨登瀛静下心来，不断地思考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

他又想到陈养山曾经给自己讲过的马克思主义……渐渐地，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和坚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在他的心中，燃起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星火。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结束，蒋介石成功窃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成果。他安排了大量自己人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和他利益绑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彻底地站到了台前来。

以陈立夫为代表的陈家，主要负责情报特务机关。而孔宋两家主要负责人事和财政机关。

陈立夫本就是社团出身，1928年春，已经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他，十分看重青帮在上海地界的影响力，想拉拢青帮为特务机构服务，便任命杨剑虹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的特派员。

实话实说，陈立夫给杨剑虹的官不大，从哪论都是个九品芝麻官，国民党随便拉出来个人，官帽子都比杨剑虹的威风。

但怎奈何这个位置十分关键，手握生杀夺予大权，是实打实的实权衙门。陈立夫旨在要把杨剑虹发展成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头子。

抓谁，审谁，打谁，杀谁，杨剑虹大可一言决之。

而这种特务机构，在国民党内也是刚刚成立，人手紧缺，恨不得把人都当牲口用。上海是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进步思潮一波接一波，源源不断;进步人士如同雨后春笋，到处冒头。

尤其能在上海生活的人多数都有点背景，身后往往还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新官上任，直接给初来乍到的杨剑虹累的脑瓜子嗡嗡的。

没得办法，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兄弟杨登瀛，便打算拉兄弟下水。而杨登瀛作为进步人士，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对蒋介石的种种暴行深恶痛绝，对这种上不得台面的特务行为更是嗤之以鼻。

可江湖儿女，义字当头，一方面是好兄弟的邀请，一方面是自己的个人坚守，杨登瀛陷入了自我挣扎。

他知道，一旦答应杨剑虹，开弓便再也没有回头箭。国民党内部肮脏不堪，争权夺利，一入江湖，便是身不由己。

在这种烦闷的心情下，他找到了曾经向他学习日语的共产党朋友陈养山。陈养山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建国后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得知这个消息后，以高度的革命热忱和敏感度，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我党情报专家陈赓。

陈赓得知此事十分重视，马上向陈养山详细问询了杨登瀛的具体情况，这个人是否可靠，专业水平过不过硬，对于人际往来有没有自己的独到心得……

经过询问，陈赓愈发觉得陈养山描述下的杨登瀛是个干间谍的奇才，最难能可贵的是，杨登瀛内心有自己的坚守，有自己对救亡图存的理解。

说不定，他将对我党的谍报工作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便又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我党谍报工作最高领导人周总理。

而当周总理得知杨登瀛的存在后，顿时喜出望外，要知道，能在敌人情报机构中安插一个间谍意味着什么。

他当即表示，这条线必须要利用起来，以后杨登瀛这边，由陈赓单独联系。作为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间谍，杨登瀛有什么需求，让他尽管提，我党尽最大能力满足。

就这样，到了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

杨登瀛敞开心扉，谈到自己不想给国民党当特务，他对这种背叛自己内心的所作所为十分厌恶。

而陈赓言真意切的诚恳话语，彻底打开了杨登瀛的心结——只要能让国家变得更好，干什么不是干呢?

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为了支持他的谍报工作，党组织不仅给予了初始活动资金--一根“小黄鱼”，就连以后每个月都会给他300大洋当做活动经费。

与陈赓的会面后，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陈赓用坦诚的态度，打消了这个甘愿为国献身，化身黑暗行者的他，那最后的疑虑。

不久，为了符合他的身份好办事，党组织还为他购置了一辆汽车，当做出行工具，包括他身边辅助工作的助理秘书，也都由中央特科专门调派人手过去的。

就这样，杨登瀛一门心思的收集情报，将国民党对我党将要实施的抓捕和围剿的各种动向，源源不断的递了出来。

1930年，杨剑虹因青帮内部的派系斗争而命丧黄泉。

中统特务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人。而杨登瀛在之前的工作中，尽职尽责，堪称滴水不漏，便任命他接任杨剑虹的职务。

陈立夫亲至上海，郑重其事地将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递给杨登瀛，上面白纸黑字“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杨登瀛被顺理成章地推到了台前。

他本就是风流倜傥，长袖善舞的人精，这次任命让他在旧上海的权势更大，在上海，他正儿八经的成为了，跺一跺脚地面都要震三颤的人物。

而杨登瀛一个上海特务都有此滔天威势，那全国特务头子的职位(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更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

这个位置的竞争异常激烈，眼红的人太多了。没办法，想抓谁就抓谁，抓谁都有民国政府的正经手续，讲理都没处讲。张道藩、钱大钧、徐恩曾都担任过这一职务。

换句话说，杨登瀛的上司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如跑马灯一般地闹哄哄，每过一段时间，就不知道花落谁家。

可无论是谁坐这个位置，杨登瀛都能和他们搞好关系。该送钱的送钱，该吃喝玩乐的吃喝玩乐，该帮忙办事儿的帮忙办事儿。

他凭借自己察言观色地本领，总能投其所好，找到领导们的心头好。尤其是张道藩，更是把杨登瀛视为自己人。

他曾经安排杨登瀛去杀掉自己的政敌，政敌死后，张道藩平步青云，直接在国民党高层站稳了脚跟，当上了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张道藩

对陈立夫这位大BOSS ，杨登瀛则是另外一套攻势，他带着陈立夫声色犬马，吃喝嫖赌，夜夜笙歌，把旧上海的纸醉金迷让这位领导体验了个遍。

而徐恩曾又是陈立夫的表弟，对这位表哥面前的红人也十分照顾。

他曾对杨登瀛说：“钱的方面，中央是依从你的。”

不仅在工作上大开绿灯，而且又私下送了杨登瀛两部曾国藩家书，以示拉拢之心。

旧上海租界林立，十里洋场恨不得有一半儿是外国人的地盘，国民党与这些外国人势力接触，也十分小心翼翼，生怕小事儿酝酿成大事儿。

最好在租界的巡捕房中，也有自己人，因此，国民党上级安排他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而我党中央特科也需要租界内的相关情报，因此杨登瀛便开始在心中琢磨了起来。

他没有直接登门拜访，那样百分百会被拒之门外。他在等，等一个机会，等英国佬主动求到他这儿来。不出所料，没过多久英国佬的走狗谭绍良便找到他帮忙。

原来，是两个英捕房的人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了。就在谭绍良找他的第二天，这两个人就被放出来了。

而等到杨登瀛上门时，英捕房的兰普逊探长已经认识到了他的能量。一为结交，二为感谢，豪爽地拿出200大洋，直接塞给了杨登瀛。

面对此情此景，杨登瀛面不改色，又大大方方地把钱推了回去，说道：“咱们这关系，这点事儿叫事儿吗?”

杨登瀛讲义气，够朋友的形象，在英国人心里是彻底站住了。为了投桃报李，兰普逊逢人便说，巡捕房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接触，在旧上海又大大的让杨登瀛火了一把。

渐渐的，杨登瀛成了英国人的坐上宾，隔三差五就去英租界的巡捕房喝喝茶。而交往愈多，杨登瀛对日本国情的精准判断，更是惊艳了兰普逊。

彼时，英日两国为了在华利益闹得很不愉快，英国需要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杨登瀛对日本的分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让对日本知之甚少的兰普逊啧啧称奇，于是便力邀他担任巡捕房的顾问。特批他在租界办案时，可以先斩后奏，人先抓，手续后补。

杨登瀛利用自己的阅历和情商，成了租界里说一不二的中国人。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党早期优秀的领导人，擅长组织农民运动的彭湃在上海被捕。而彭湃的行踪是谁泄露的?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担心这个潜伏的叛徒继续出卖我党，陈赓十万火急地找到杨登瀛，命他用最快的速度，一定把这个人揪出来。

杨登瀛在国民党内到处打听彭湃因何被抓，几天之后，他为陈赓提供了一个叫白鑫的名字。经我党调查后，白鑫正是出卖彭湃的叛徒。

彭湃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居然因为一个叛徒被捕。

彭湃

为了铲奸除恶，杨登瀛告诉了陈赓，白鑫的住址和行踪——和合坊43号，11月11日将逃亡国外。凭借此重要情报，白鑫被中央特科顺利除掉。

除了白鑫以外，我党戴冰石、陈慰年都被国民党收买，成为了叛徒。这些人都在杨登瀛提供的信息下被顺利除掉。

1929年11月，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得知此事，急匆匆地赶过去，谎称任弼时是自己的手下，打了个哈哈，将此事揭过。

经他多方奔走，任弼时一个月后就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1930年，中共叛徒黄弟洪贪恋荣华，致信蒋介石表示自己要“归顺党国”。

他把手上掌握的与周总理的见面时间、地点作为“投名状”，力图在国民党这里换得高官厚禄。

杨登瀛得知此事，坐立不安，马上将黄弟洪叛变的消息递了出去。正是他的情报，叛徒黄弟洪被铲除，周总理得以平安。

1931年，我党早期领导人关向应在租界被捕，其随身携带的我党机密文件随即被搜走。不幸中的万幸，兰普逊不认得中国字，看不懂文件上写什么。

而更万幸的是，兰普逊找到了“至交好友”杨登瀛让他帮自己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杨登瀛看到文件，浑身一个激灵，马上联系了陈赓。后来，我党安排地下党员到巡捕房中将文件“掉包”，就这样，在刀下保住了关向应。

几个月后，杨登瀛四处游走，请律师为关向应保释，最终保全关向应平安。

他不仅积极地往外传递重要信息，奋不顾身地营救被捕党员，他还利用手上的职权，把许多我党的谍报工作者安排到国民党内。

诸如著名的“龙潭三杰”的钱壮飞，之所以能顺利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的杨登瀛，成了市井小巷里的一个贩夫走卒，靠着每日在街口卖香烟养家糊口，望着大街小巷飘扬着的五星红旗，他是心下安慰的。

要不是被买烟的人认出来，估计他依旧会过着这样平凡的生活。

而他在审判场上，不得已说出的那一句：“周总理能为我证明。”

估计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那个在国民党内部，为共产党源源不断输送第一手情报的人，那么多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为有了他的帮助，才得以枪下脱险，旋即又开始新的征程。

而国家也没有忘记他，在杨登瀛的身份被证实后，国家正值“三反五反”阶段，但还是提出由地方政府给予了他每月150-200元的生活补助。

杨登瀛，只是无数谍报工作者中的一员;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永远不会留下姓名的人;

他们，在岁月长河中，坚信中国一定有光明的未来;

他们，燃烧自己，用微弱的火光，点亮整片天空;

他们，潜伏在无间地狱，孤身摸到敌人的心脏，只为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

他们中一些人，能看到光明的到来;而另一些人，则永远倒在了黑暗里。

当国民党的大刀砍向他们时，他们没有退缩，没有背叛，只因他们心中有永恒不变的信仰和追求。

谨以此文致敬那些为革命事业奉献终身的无数谍报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