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先生：94年后，我才开始读懂你……

青年马小二

　　1927年，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一名伤痕累累、留着八字胡的人被绑上了刚从西欧进口的，“时髦“的绞刑机。

　　为了惩治这块硬骨头，处刑的人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刑进行了整整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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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象

　　很久以来，我对李大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历史教材上他那幅留着八字胡的照片，以及那句著名的话——“试看未来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说是最深刻的印象倒不如说是唯一的印象，不仅是我，可能很多人对李的印象都比较淡薄。

　　毕竟这位“盗火者”的生命如此的短暂（只有38岁）。从他宣扬马列开始，到他英勇就义，更不过短短10数载，十年时光对一个人来说或许很长，而在历史中不过匆匆一瞬。

但是，人的价值与意义从来不是以生命的长度来衡量的。

　　1917十月革命到1927李大钊就义，虽然只有短短十年，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十年，也是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命运的十年。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火车头”，在那个历史加速度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形势每天都在急速的变换着。

　　关于这一点，只要看这时期发生的许许多多永载史册的事件就明白了——五四运动、党的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4.12政变……

　　每一件都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我们几乎在每一件事件中都能看到李大钊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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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

　　从青年时代，李大钊就十分关心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日本留学时期，他就组织早稻田大学的一批同学们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关注中国的问题，研究中国的出路。

　　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对当时的李大钊来说，马克思不过是许许多多的社会理论学家之一，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理论的一种罢了。

　　1915年，因为参与倒袁事件，早稻田大学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开除李大钊。但这却更加坚定了李大钊回国干革命的决心，“革命与学业孰轻孰重？”他选择了革命。

　　但是，像那个时代的所有致力于探索社会出路的青年一样，年轻的李大钊探索着，也迷茫着。

　　他为劳苦大众呼不平，勇敢的和守旧势力作斗争，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思潮和社会方案，也时常感到困惑。“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1917年，李大钊为主编的《甲寅日刊》被查封，面对时局的动荡和自己的无力，他在苦闷中写下了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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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干将与党的创始人

　　但是飞速变换的时局并没有给这位青年太多愁困的时间，在《甲寅》停办的同年，李大钊受陈独秀之邀进入北大，加入到了新文化战线中，两人作为战友，继续探索救国良方。

　　与此同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这极大地激发了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从这时开始，李大钊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在之后的一年里，他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他不仅研究十月革命，还认真的结合中国情况进行对照，认为中国也应该“走俄国的路”。 而且，他还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0年，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

　　会后，李大钊激动地对来华帮助建档的维京斯基说：“我们这些人只是革命的种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李大钊没有食言，不仅成为了党早期的中坚力量，也在许许多多年轻人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未来革命的中坚力量成长了起来，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多年以后，当毛教员与斯诺回忆起当年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日子时，不无尊敬地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和最早的一批马革命家们就像盗火者一样，把俄国的火苗“盗”来中国，找到了效法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救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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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牺牲

　　1921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负责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领导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1922年到24年间，受党的委托，李大钊奔走于各个地方，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努力促成革命统一战线，为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旧官僚及买办们注定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任。

　　1926年3月12日，日本两艘军舰炮击大沽口，造成大量军民伤亡，段祺瑞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忍气吞声，欲答应日本的要求，在大沽口撤防国民军。

3月18日， 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发动下，北京10多万群众举行示威大会，抗议政府的无能。段祺瑞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君就牺牲于此时）

　　1927年，段祺瑞政府垮台。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乘机勾结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威胁正在进军的国民革命军。而此时的蒋介石政府对于革命的态度也越来越遮遮掩掩。

　　4月9日，由于张作霖的特务活动以及叛徒的出卖。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的李大钊在内的80余名进步人士被捕。

　　从被捕到就义，李大钊在狱中共22天。为了逼迫他招供，敌人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李大钊坚贞不屈，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在《狱中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李大钊被捕引发了全国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怒，中共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刚刚炮制了4.12事变的蒋介石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根据时任北京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何隽回忆， 行刑之时，“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其另一受刑人则拥登右绞绳下铁盖上，均面南左右并肩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者再，毅然延颈就环”。

　　军阀们可能早就料到了李大钊的反应，为了惩治这块硬骨头，也为了吓退这些革命者，奉系军阀决定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并且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

就像李大钊在行刑前说的一样，“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流血不可能吓退革命者的斗志。

　　李大钊的死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让人们认清了国民政府的反动性质，更让生者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李大钊逝世后，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冒着巨大风险，为李大钊发起公葬。在香山万安公墓购置了一块墓地，北大教授刘半农为李大钊撰写了碑文。社会各界700余人为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送葬示威。

　　1933年，受国民政府的阻挠，鲁迅再三推动《守常全集》出版而未果，但先生还是执拗的为这未曾面世的全集写了题记，“他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以此来纪念他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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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是为了激励生者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李大钊的一生，是上下求索，为了人类的解放，为真理战胜强权而奔走的一生。

　　到今天，李大钊先生已经逝世94年，但他的革命精神，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还一直透过漫长的时光深深的激励着我们。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李大钊对于青年一代给予了厚望。

　　他在《青年与人生》中对青年提出了几点建议：

　　“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我们在今天来纪念逝者，不是单纯地表示悲哀，不是为了缅怀而缅怀。我们缅怀过往的最终目的是反照自身。

我们这一代青年是否还有像李大钊等先辈一样的勇气，去直面黑暗呢？我们还能忍受痛苦与寂寞吗？

　　我们是选择“躺平”接受现实，还是应该想办法去争取生而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呢？我们是否还保有对理想社会的热望呢?……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篇散文诗——《死火》：

　　我拾起死火，正要细看，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将他塞入衣袋中间，登时完全青白。我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冰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将我包围。我低头一看，死火已经燃烧，烧穿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了。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热，将我惊醒了。”他说。

　　……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

　　拾起死火的人燃烧生命以资助火光，“九死亦犹未悔”。

　　像许许多多拾起死火的人一样，李大钊燃烧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辟了通往未来道路。

而如今的我们，是否有勇气接过这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