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大钊先生

卡夫卡不忙了

　　1949年3月份，毛泽东在时隔30年后重返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他一进北京就十分感慨地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这位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先生，当时他在北大图书管当馆长，已经是颇有名望的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当毛爷爷还为前行的方向毫无头绪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颇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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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北大跟如今的北大有点不一样。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个场景，几个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年轻人在一起打麻将，一位青年对同伴们许诺，等到事成，把大家都安排到北大去读书。

　　从宋以来，文人们都信奉“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往往士大夫们联合起来，做皇帝的只能被迫垂拱而治，当个乖宝宝仁君了。

　　所以知识分子组团的地方，往往拥有异乎寻常的强大力量。

　　就连追求专治的满清时代，对着以罢考作威胁的读书人，雍正皇帝都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

　　至于到晚清，倘若能操纵由读书人发声的清议，那么混个内阁重臣都算小菜一碟。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本来就是筹备着废除科举以后，培养后备官僚用的。所谓一入龙门，身价百倍。

　　共和以后，北洋政府拿北大作为妆点文明的招牌，北大学子和教授们便也普遍安心的以旧时代的士大夫自居了。

　　当年青年毛泽东从长沙到北京，本意打算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滞留在北京期间，经杨昌济先生介绍，被李大钊先生接收，安排在北大图书馆里当了一名助理。

　　换位思考，你现在在某三流大学读书，天天去图书馆，你会尊敬图书馆里一口乡下土话的工作人员吗？假如你在北大清华这种学校读书呢？假如你上的学校比北大清华还牛叉，出来最少也能到中央政府去谋个小官呢？

　　这是人性，毛爷爷那时候是潜龙勿用，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他能飞龙在天？

　　只有一个北大图书馆长，比毛爷爷年长4岁，但已经早早成名的李大钊先生厚待这位迷茫中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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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帝制时代里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文化人以士大夫自居，对庶民们一向是非常轻视的。

　　只有李大钊是个例外，他乐于到工农中去，亲近他们，帮助他们。这一点常常为同僚们所鄙视，胡适曾为此批评他有失身份。

　　你看，所谓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不过是破旧的酒瓶子，装一点新酒，就假装自己先进文明了。

　　当时那帮意气勃发的文人们，个个都在寻求救国路线，最后李大钊先生选择了一条最不“体面”的路。

　　按照胡适们的设想，鼓弄唇舌，让读书人们反了封建，接受西方文明，一切就成功了。

　　但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再到再造共和，政坛乱糟糟的你来我去，上台的人无非是争着跟洋人谈判卖国的条件，好谋取私利。

　　文化人里固然多数人甘愿为了五斗米折腰，拥抱新时代，但毕竟也有以此为耻，想找一条救国救民道路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假如你看当年各阶层的力量对比，读一下沙俄晚期俄罗斯的那些文学作品，其实俄国跟中国还是有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大家先后都败给了小日本。

　　一战中的俄罗斯跟欧洲第一流的列强英德一对比，也就是个战五渣，千里迢迢过来做炮灰的。

　　看看中国输出到法国的几十万劳工，是不是也有点异曲同工的感觉？

　　等到十月革命成功，工农团结起来，庶民们的力量迸发出来，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竟然被揍得头破血流。

　　李大钊先生在研究俄国革命成功的时候，敏锐的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逐渐成为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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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文人里也出了很多领兵打仗的能人，比如说清末四大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但他们训练出来的军队，无一例外最后都成了为恶一方的军阀，大名鼎鼎的北洋军阀最早的缔造者就是李鸿章。

　　士大夫从骨子里瞧不起庶民，只能用恩义相结，好用来给自己当炮灰，这样的士兵只知道服从长官，当兵吃粮，根本不知道为何而战，天然就是产生军阀的土壤。

　　中国从清末到民国，非但没有半点进步，反而因为军阀们各自的私利，战乱连连，帝国主义更好上下其手勾结了盘剥，老百姓的生活日益困苦。

　　中国为啥从堂堂中华上国沦落成半殖民地？

　　是因为力量不够，有力量的又有私心，把力量用于你争我斗，以致于后来孙中山先生到处给军阀送字，送来送去都是一句“天下为公”。

　　李大钊先生认为为公的力量不在于团结少数文人资产阶级，而是发动广大底层广受压迫的工农群众。

　　当时北大教授的工资颇高，但李大钊先生却是生活的颇为窘迫，他是个真正的大好人，把自己的钱都拿去资助工人和穷困的学生们，以致于在遇害时因为家贫无钱贿赂刽子手，受尽了折磨才死去的，死后因为家贫，无力安葬，最后还是靠着北大同僚们集资才得以入土为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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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的毛爷爷那时候一门心思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但在图书馆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便改变的想法，决定先去了解中国的实情。

　　毛爷爷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中国文化里对老师的要求。

　　毛爷爷后来成了“教员”，现代的青年人里开始流行读《毛选》解惑，但当年，他也不过是个满心疑惑，迷茫中的青年，幸好遇见了李大钊先生。

　　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觉醒年代》里，陈独秀先生的儿子陈乔年，陈延年开始也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盖因为当年军阀政府太过腐败黑暗，令人生出有这样的政府还不如没有的感慨。

　　当最后毛爷爷成功缔造新中国，追忆当初的迷茫岁月，才发出“真正的老师”这种感叹。

　　在人生选择的岔路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由此幸运，你让当年士大夫情节颇重的读书人转头去走工农路线，这几乎是颠覆性的指引。

　　李大钊先生为了走入到公众，他脱掉读书人穿的长衫换上工服，带着邓中夏他们到工人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筹资在长辛店创办了工人补习夜校，这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长辛店工人运动。后来毛爷爷去安源煤矿发动工人。

　　李大钊写过《土地与农民》一文，后来毛爷爷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将此文当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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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发明历史，有人就翻出故纸堆，把当年军阀杀害李先生找的借口，所谓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并且还编造出所谓的主张出卖国家主权的无稽之谈。

　　实际上当时南方革命政府主张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南方革命军正在组织北伐，那么大家都算勾结苏联吧。

　　而北洋的军阀们，谁背后没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子？主持杀人的张作霖背后就是日本人，所谓寸土不让只不过是列强跟扶持的代理人之间的利益纠纷，最后一生气，干脆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暗杀算了。

　　李大钊先生当时也是国民党在北方的代表，因为他是经孙中山先生亲自介绍入党的跨党党员。国民党一大，李被孙中山指定为五人主席团主席之一，也算是地位非常尊崇的。

　　到张作霖不顾一切包围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先生后。

　　因为李先生是北大知名教授，社会名流，前来营救的人颇多，老张杀人之前还犹豫过，特为发电报咨询过蒋介石的意见。

　　1927年爆发的“四一二”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党运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在政变里死伤惨重，这个时候问蒋介石，要不要杀掉既是国民党左派大佬也是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你觉得他能说啥？

　　或者在蒋介石看来，比共产党创始人的身份，国民党左派大佬才是他最值得被杀的理由，毕竟当年齐名的“南陈北李”里，陈独秀是躲过了一劫。

　　中国的共产党人，但凡是自发性的，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一定都会是民族主义者，这里的理由，后来亨廷顿总结得很到位：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而文明这个东西，他是超越于一切信仰之上的文化认同。

　　我看《觉醒年代》里描绘的李大钊先生，正是中国文化里最最正统的正人君子的代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初衷，其实跟那些致力于传说中的三代之治的先贤，并没有什么区别，目标一样，方式不同罢了。

　　所以他成为了毛爷爷口中称赞的大好人，他传道解惑把青年毛爷爷领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后才有了新中国。

　　出现伟人，是要靠一点运气的，但伟人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凭空变出来的，给伟人指出前行的道路，给伟人以锻炼的空间，鼓励伟人向着光明的道路前行，也是另一种伟大。

　　谁也没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指责那些探路的牺牲者们不够完美。

　　李大钊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我最近在看《觉醒年代》，再看这篇《牺牲》，想想毛爷爷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心里颇多感慨，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这个清明节里，自发去烈士陵园里祭奠的人多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青天。”

　　每个牺牲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