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

左玉河

提起李大钊，人们自然会将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联系起来，称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李大钊是怎样加盟《新青年》的？他与陈独秀、胡适的思想有何异同？这样一位曾主张调和论的温和的社会改良者，为什么会那样快从思想启蒙转向政治救亡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那样快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并投入激进的政治革命？为什么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仍然保留有民粹主义的思想成分？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考察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活动及其思想时无法回避的，也是如今人们想要弄清楚的。

他是怎样加入《新青年》阵营的

尽管李大钊后来与陈独秀并提，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南陈北李”，关系非常紧密，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两人并没有太多交往。两人之间是因章士钊的关系而相识并密切起来的。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邀请陈独秀襄助，而李大钊同时是《甲寅》的编者和作者。但此时的李大钊与陈独秀并没有实际上的思想交流，两人有深刻的交流，是由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批评国人只有传统的“忠君爱国”的盲目的“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并得出“有国家不为喜，无国家不为忧”的结论。这篇当时就引起思想界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的名篇，是针对当时思想界围绕改良与革命、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激进与缓进争论而独具慧眼的精彩论述。陈独秀对“国民智力不足以建国”的判断，成为创办《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并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契机。

但在李大钊看来，陈独秀对现实政治所持的态度太消极了，会助长国人的悲观厌世之风。于是，李大钊以《厌世心与自觉心》为题，对陈独秀的文章加以辩驳，力图矫正陈氏这种消极情绪，呼吁国人不要放弃爱国的信念。

然而，陈独秀此时在上海忙着筹备创办《青年杂志》，立志要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政治问题，故并没有对李大钊的批评意见给予回应，而是以朋友的身份邀请李大钊为《青年杂志》撰稿。《青年杂志》初期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除各期的重要稿件由他亲自撰写外，高一涵、李大钊、易白沙、吴虞、高语罕、杨昌济等人是重要的作者。这些作者基本上是《甲寅》月刊的编者和作者。尽管李大钊偶尔替《青年杂志》撰稿，但并没有加盟《新青年》阵营，因为他正在北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日刊。

李大钊加盟《新青年》阵营，是陈独秀北上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及《新青年》迁到北京之后。陈独秀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后，把赞同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教授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人请进了编辑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原来由章士钊兼任，但章氏因心系政治，并不愿意兼任图书馆主任，故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李大钊专任。章氏的推荐，得到了蔡元培的赞同。1918年初，李大钊正式接替章士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进入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后，立即被陈独秀邀请加入《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决定从第5卷第1号开始，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这样，李大钊通过章士钊的推荐从“甲寅派”的重要骨干转变为《新青年》的主要领袖之一，《新青年》也由陈独秀一人主办的刊物，转变为北大教授多人编撰的同人刊物，形成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为什么说他是五四青年的思想导师

1918年，经过改革的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领袖的影响下，青年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李大钊和蔼的态度、清新的思想、热心助人的性格，使他逐渐成为五四青年学生爱戴的思想导师。

国民杂志社是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许德珩、段锡朋等发起组织的学生社团，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其出版的《国民》杂志，在留意文化问题的同时关注现实政治。李大钊答应了该社邀其予以指导的请求，先后为《国民》杂志撰写了《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等文，给予实际的支持。

新潮社是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张崧年、谭平山等人发起组成的文化团体，其发行的《新潮》杂志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社会上各问题为宗旨。李大钊与庶务处主任李辛白受聘担任该社顾问，协助他们负责杂志印刷、登广告、发行等项事务。李大钊还将红楼一层22号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并在《新潮》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

李大钊对北大这两个重要的学生社团产生了较大影响。罗家伦发表的《今日之世界新潮》，把俄国革命、匈牙利革命、德国革命视为世界新潮的起点，指出这种社会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这些观点和李大钊提出的看法如出一辙，显然是受到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影响的结果。随后，罗家伦翻译介绍一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和俄国革命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热心从事五四运动精神的宣传，均与李大钊最初给予的影响相关。

国民杂志社的黄日葵、张国焘等人与李大钊的关系更为密切。张国焘回忆道：“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李大钊还与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王光祈联络曾琦、周太玄等人，以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为榜样，筹备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受邀参与商量学会规约，并同为该会发起人。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部正式成立。经李大钊与王光祈等人商议，学会宗旨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担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后被选入学会评议部。1924年以前，他一直是该会的骨干领导成员。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黄日葵、许德珩、邓中夏、康白情、张崧年、高尚德、刘仁静等人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其中多由李大钊介绍入会。

他为什么严厉批判孔子及儒学

李大钊加盟新文化阵营，在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上与陈独秀是一致的。他先是对孔教定国教问题进行评议，随后对孔子是否适应现代社会进行深入分析。李大钊就孔教入宪问题，先后发表《民彝与政治》《宪法与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对孔子和孔教与宪法的关系作了阐述，历数尊孔与宪法性质相悖之处，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

在阐述孔教不能入宪法的原因时，李大钊明确指出：孔子与宪法两不相涉。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宪法是“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孔子之道入宪，宪法便成了“陈腐死人之宪法”“荒陵古墓中之宪法”“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宪法于是不成其为宪法，只是“孔子之墓志铭”而已。他还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孔子之道入宪，宪法便会孕育专制、束缚民彝，为野心家利用，成为专制复活的先声。

李大钊将孔子与历代君主塑造的孔子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批判孔子之目的在于抨击专制政治：“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阐述孔子、儒学与道德变迁的关系：“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孔子之道适应了专制时代的社会生活，当社会物质生活发生激烈的变动之后，孔子之道必然发生动摇。他说：“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

这种从经济、社会、组织方面立论阐释儒家学说能够长期占据政治意识形态主流的观点，是非常精辟的，堪称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孔子及儒学的典范之作。

他为什么呼吁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五四运动后的李大钊，开始从文化启蒙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为什么会倾向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其思想转变主要是通过俄国民粹主义的桥梁而实现的。

李大钊对俄国民粹派发起的“到农村去”运动给予关注而加以效仿，力图从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中汲取精神力量，用以改造中国社会。他努力探寻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并试图以此启发中国青年。1919年2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视为早期民粹派“到民间去”活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俄国早期民粹派的活动与布尔什维主义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密切相关，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宣传活动是十月革命的“酝酿”，是民粹派到民间发动民众的必然结果，故中国也要效仿俄国民粹派，到广大的农村去发动和组织农民。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李大钊向城市知识青年呼吁：“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他充满激情地说：“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做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

这样的结论，包含着用农民的精神、乡村的伦理价值来塑造知识青年新的人格品性的思想，并成为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思想的重要来源。

李大钊突出地歌颂农民、赞美农村、推崇知识分子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号召到农村去，明显地表现出对农民道德与农村生活的憧憬，显然是用传统社会形态中道德的价值理性来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功利主义，希望避开或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倾向，显然是受到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影响的结果。在他看来，“到民间去”的意义，就在于“做现代文明的引线”，以启蒙的立场和姿态去开发民间，使平民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摈弃愚暗，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也就是要促使农民自觉。正因如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断定：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对俄国早期民粹主义精神最准确的表达，堪称其民粹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李大钊也因此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革命者。

“到民间去”是19世纪俄国民粹派提出的口号和行为方式，晚清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过类似于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之类的运动。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如此反复倡导青年“到农村里去”，如此热诚关注劳工问题，显然是受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这场“到民间去”运动，为李大钊及众多的五四知识青年将眼光投向苏维埃俄国，将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的契机。这种注重下层民众的倾向，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他究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哪些内容

五四运动后的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是通过怎样的渠道而来的？在很多人看来，既然李大钊很早就关注俄国革命，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来源于苏俄。实际上，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河上肇思想影响的结果，是通过日本渠道而来的。

1919年初，河上肇在日本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问题研究》从第1期起连载河上肇撰写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引起了李大钊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用较多的时间进一步搜集资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加以研究。

按照《新青年》编辑部预先排定的顺序，李大钊负责编辑该刊第6卷第5号。他决定编辑“马克思研究号”，集中刊出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由于《新青年》杂志出版脱期，故第6卷第5号实际上到1919年9月才出版。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潜心研究的成果。

由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欢迎态度、较好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长期以来对历史的兴趣，同时也由于用作蓝本的河上肇文章的帮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

过去学界同人公认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细读他的这篇代表作却发现，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恩晚年的思想，故他用“自相矛盾”“总觉有牵强”的评说，委婉地批评了主张暴力革命的“偏蔽”，而强调“民主”和“人道主义”。他庄严地宣告：“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实际上，李大钊不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与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来自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有关。

李大钊介绍较多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关于唯物史观，他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是承认社会经济的构造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动“是有不可抗性的”，它能够影响其他社会现象，“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它迁移变化。”经济构造变化有其“最高动因”，对此最高动因，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最高动因在于人口的过多增加，马克思则认为此最高动因是社会生产力。

李大钊确信唯物史观的这些原理是正确的。他举了一些法律、宗教现象证明经济现象的主动和不受他种现象左右。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引用河上肇摘译的有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若干段落，指出其中有两个要点：

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文化的说明”，它认为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即一切精神的现象构成社会的表层结构，这些表层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导致基础结构变动的最高动因则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主动的东西，人类意识丝毫不能给它以影响，而它却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其适应它的发展。

二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是社会组织进化论。它认为生产力与生产组织有密切关系，生产力一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之变动。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当最初助长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反而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力与此社会组织之间便会产生愈来愈尖锐的冲突，结局是旧的社会组织非崩坏不可。

关于阶级斗争，李大钊认识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他的唯物史观密切关联，阶级斗争产生于一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由于经济利害关系发生的压迫和反抗压迫的斗争，它是被压迫阶级自觉的一种表现，同时认为这种阶级斗争与生物学和社会学上以宇宙间一切生命的“自我发展”为根本动机的“竞争”有相同意义。

李大钊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比较熟悉，故认为马克思与斯宾塞的不同之处，在于运用唯物史观得出阶级斗争结论之后，进一步指出了被压迫者的阶级斗争将从争经济利益发展到争政治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种新变化将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将随着新社会结构的产生而归于消灭。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只是与人类历史的“前史”并存，而不是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历史并存。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五四时期第一次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虽然带有明显的介绍、评论意味，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把握准确，并被马克思的逻辑严谨的和被历史上许多事实证实的论证所折服，奠定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一连串国内外大事件的发生，使李大钊思想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从俄国革命中认知的人道、博爱、劳工世界观念，为他建立了世界主义信念，他开始走上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代替原有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双重含义的国家论的进程。

他为什么坚信产业落后的中国仍能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之所以被称作科学的理论，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为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按照马克思的最初解释，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高度发展，以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此生产力的发展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并取得胜利的。但在李大钊所面临的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独立对抗的形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还没有成为社会中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这种社会现实，使得五四时期的部分知识分子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成为中国近期发展的目标。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有人就提出了这种疑问，并以此作为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劳农革命”的理由。1920年11月初，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短文，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申述自己的观点，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李大钊明确表达了不赞同张氏主张的态度：“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

1921年2月，费觉天在《改造》上发表《对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两大关键》一文后，李大钊回信讨论中国今日能否实行社会主义问题，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势在必行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管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

正是根据上述观点，李大钊认为中国“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他的结论是：“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他的立论前提是：要看中国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是“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了，中国当然应该追随世界潮流，实行社会主义。

李大钊的论断，是别具一格的：它从世界的范围看“阶级斗争”，有着某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观念的含义。但它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毕竟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它实际上体现的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不过，这种民族主义又是以排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然也排斥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为内涵的，因此，它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它点明了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主题，同时又将这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纳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这样，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世界主义信念，在这一理解中恰到好处地结合到一起。

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的《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进一步批评了张东荪等人提出的振兴实业必须依靠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以俄国数年间修建大量铁路和计划大面积开垦荒地的事例说明：“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甚至可以说，“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在李大钊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动力不能得到普遍的充分的使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个问题可以得到圆满解决。中国并不缺乏“资本”，但占有“资本”者大多不肯将其投放于振兴实业，而是存于外国银行，甚或干脆藏在家中；中国更不缺乏劳动者，但由于实业不发达，他们或者无事可做，或者到国外去为外国资本家做牛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既可以用强制办法将零散的资本集中起来，又可以把大量的游手好闲者变为劳动者，这样既可以吸收劳动力，又可以消除官僚掣肘实业的弊端。

正因为如此，李大钊坚信：中国实业的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产业落后的中国，仍能实现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