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这场运动对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起到了好作用。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也是有原因的。

增产节约中发现的问题

1951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的经济形势很严峻。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成立初期的新中国各大城市中，许多工厂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商业也随之停滞，交通梗阻，城市中，失业人口众多，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使中国经济萎缩，民生困苦。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负担却极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实行优待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各级人民政权机关陆续建立健全。中共中央抓紧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而这方面的事情也需要很多人来做。这样一来，国家负担的公职人员数量增加了，行政开支也增多了。新中国刚成立时统计的由国家负担的公职人员为700多万人，1950年上升到900多万人。

更大的负担还在于军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战事并没有完全结束，中央人民政府为解放西藏和新疆，要大量用兵，为了剿灭各地的土匪，需要大量用兵，准备解放台湾，需要大量用兵，这几项加起来，已经有不小的军费开支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在新中国经济负担已经十分沉重的情况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出兵朝鲜的新中国，要用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这场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作战的战争军费，开支就更大了。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2.9%。1951年秋，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计划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财政预算。这些军费开支中毫无疑问包括上述几个方面的用兵开支，但抗美援朝战争的军费开支占重头。这样浩大的军费开支，对于刚刚经过长期战争年代，国民经济还在恢复之中的新中国来说，是特别沉重的。

这几个方面无法压缩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开支加在一起，使本来已经陷入财政困境的新中国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摆在开国领袖毛泽东和刚刚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面前，使中共中央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当作最紧迫的任务。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恢复国民经济，需要付出大量资金。当时在新中国外援极少的情况下，大量资金的来源只能靠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只有增产节约以及开源节流这一条路可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这条路。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点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610万人减少到465万人。（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中共中央这个方针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动员全国人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增产节约问题。他提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从现在起，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毛泽东、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这次会议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展开。

上海市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联席会议。

在这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作为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和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状态的东北地区，是走在前列的，东北地区的增产节约运动，实际上在中央发出正式号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东北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通过检查发现，许多地方、单位，存在着与增产节约运动精神完全背离的贪污蜕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中央政治局10月5日会议之后，为了结合本地区实际，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东北局于10月22日发出了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要求：“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与此同时，通报也指出了反对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说：“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是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在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正逐步地超越经济领域，开始和反贪污腐化的“整党”结合起来。全国政协10月23日会议之后，东北局进一步将反对贪污蜕化和铺张浪费推向社会各个方面。

实际上，当时存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问题，不是东北一个地方出现的个别现象，在全国各地区、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问题的存在，不仅是与中央增产节约方针完全对立而使这个方针贯彻不下去的问题，而且，发展下去，有共产党失去民心，危及新中国政权稳固的危险。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深深忧虑着这个问题，思考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东北局的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就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忧虑和重视这个问题时，中央收到了中央东北局于1951年11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许多贪污蜕化和官僚主义问题。东北地区既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也是接受苏联援建项目较多的工业区，那里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虽然此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并忧虑许多地方存在的贪污腐化问题，但高岗报告中详细又形象描述的贪污蜕化、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现象，还是使毛泽东震惊，也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11月20日毛泽东代中央写了一份文件：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决策。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街头宣传画。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是“三反”运动的重要标志

通过“三反”斗争，全国各地查出了不少贪污腐化分子。处理这些贪污腐化分子，毛泽东、党中央采取了实事求是、分别对待的方针，对那些“手上不干净”的人，应当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为此，毛泽东根据各地经验，肯定了“大老虎”“小老虎”的提法。“大老虎”是指大贪污犯，“小老虎”是指小贪污犯。对于大贪污犯，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是必须严肃处理，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该杀的，就要杀。

中共河北省委当时查出了两个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当刘、张二人的贪污犯罪事实查清并上报中央之后，毛泽东曾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在颐年堂开会议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不杀，就不能平民愤！不杀，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杀，我们就会当李自成第二。毛泽东在会上明确表示：“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态度。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二犯“处以死刑”的意见后，对报告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意见，于12月20日向党中央提出的处理刘、张的意见。其中提到“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

河北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于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市人民体育场举行。

这份材料是华北局先交给周恩来阅后，由周恩来再送交毛泽东的。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

周恩来问毛泽东的话，是有来由的。当时有的高级干部提出，是否可以考虑给他们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这个意见通过薄一波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后，沉思了一会儿，对薄一波说了如下一些意味深长的话：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这件事，是毛泽东抓“三反”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他抓“三反”态度十分坚决，处理贪污腐化分子，决不手软，而是既讲政策，又十分严肃、果断。

毛泽东很快发现了新的问题

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各地几乎都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党政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是与资本家的腐蚀拉拢相联系的。资本家不仅采取不正当手段，拉拢、腐蚀干部，而且在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中，存在许多严重违法活动。

比较早地发现新问题的是北京市委。1951年12月，北京市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吃‘回扣’、吃‘底子钱’和贪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条件图暴利的变相盗窃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占老百姓便宜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窃骗取公家财物的行为；有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浪费和违犯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贪污现象最严重的是税务人员（已坦白者约占总人数40%）、合作社人员（已坦白的约占总人数之17%）、贸易机关和各种采购人员。敲诈勒索的，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下级员警，敲诈对象主要是被管制分子和反动会道门道徒等。”

“三反”“五反”运动。

毛泽东在阅读这个报告时敏锐地发现：“三反”斗争中发现的问题已经不限于共产党内。他把北京市的这个报告批转各地，要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提出了“行贿、偷税、盗窃”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明确把“三反”斗争与打击资产阶级的问题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这场原本旨在清理内部贪污分子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带有你死我活性质的阶级斗争。

也是在1951年12月，华东局在写给中央的《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提到了这样的问题：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

这段话中提到了“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论断，并且提出了“奸商”“不法商人”的概念，这更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

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不久的一天，当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讲道：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毛泽东明确表示：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已经表明，他要在“三反”运动基础上，开展一场新的运动。

实际上，新中国的脚步迈入1951年后，随着共和国的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不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而且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改组，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度过了困难时期，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一些民族资本家发现，共产党对他们很好，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取得的高额利润，竟是国民党统治22年间任何一年从未有过的。而这些让他们发财的共产党人却不懂经济，看不懂他们做的账。唯利是图的本性、赚取更多利益的欲望，让他们开始疯狂了，一些资本家开始不守规矩了。

他们不守规矩，首先表现在偷税漏税上，这也是当时资本家中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不法资本家偷漏税款的手法有：设置假账、后账，伪造单据，少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等，总之是千方百计地隐瞒经营实情，躲避或少纳国家税款。

偷工减料也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有一份材料生动地谈到了不法资本家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中的令人发指的行径：他们有的把用废胶、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等制造的一刨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锨卖给志愿军；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砂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致残的致残，不该牺牲的牺牲了。所以当时彭德怀对后方的供应大发脾气。这些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心，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当年上海市委形成的一份材料中讲道：不法资本家为了获取国家经济情报，先是通过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施“美人计”，然后送东西，开始“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

诸如此类唯利是图、不顾国家利益的事，在资本家中是不少的。当时，大部分私营工商业户都犯有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极少数人严重违法乱纪，情节十分恶劣。概括他们的主要违法活动，主要有：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人们将其联称为“五毒”。

广大群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检举揭发不法行为。

“五毒”，行为不仅腐蚀了一批国家干部，引发和助长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必然引起中央的严重注意。正如当时周恩来在政协的一次会上指出的：“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首先在大中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打击极少数，团结大多数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在“五反”运动中，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揭露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同时，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毛泽东组织“五反”运动，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并且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当时毛泽东派薄一波去上海抓“五反”。中央抓的主要典型也都在上海。当年上海市委搞的一份写给中央的汇报材料中谈到，一开始，也有部分职工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认识不足。有的工人认为：“老板终究是有钱人，开厂不开厂，一样有钱花，一样过好日子；工人离不了工厂，离开了老板，就要饿肚子。”针对这种情况，《劳动报》专门开辟了“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的讨论，市委组织工人讨论《劳动报》上的文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很多工人认清了资产阶级的本质，懂得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进一步划清了界限，提高了参加“五反”斗争的勇气。通过发动，职工纷纷起来检举资本家的“五毒”罪行。在上海市上层工商户122名高级职员学习班里，3天内检举资方“五毒”数额达1亿元。原来许多违法资本家交代问题吞吞吐吐，当高级职员拿出假账向他们“喊话”时，他们感到无法再隐瞒下去了，只得彻底交代。

各地在“五反”中，采取工人、职员与资本家面对面斗争的方式，召开揭发控诉会、说理斗争会。事先，职工学习政策，准备材料，进行算账排队，做好知情人的工作，动员他们揭发问题；会上，职工当面揭发资本家的“五毒”罪行，控诉其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行为。在群众发动的声势和揭发事实面前，资本家大多都不得不认错交代。后来的“五反”中，普遍采用了背靠背斗争方式，召开职工控诉揭发会时资本家不参加，以唱“隔壁戏”方式，或用扩音机传给资本家听；也有普遍开小组会诉苦，由工会主席归纳后在大会上讲；同时对资本家进行工作，促使他们认错交代。在“五反”中，多数资本家主动交代了他们的问题。这说明，多数资本家还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在运动中，一些城市也发生了逼供信等偏向，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对具体方针和政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952年，湖北武汉市民在收听“五反”运动宣传。

3月5日，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进展情况，适时地提出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五条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并根据有无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轻重大小及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把私营工商业户分别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种类型，并指出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这样，就把打击面限制在极少数完全违法户。同时，毛泽东提出，在“五反”运动中，要注意不影响生产、促进生产发展。

1952年3月以后，“五反”运动转入定案处理阶段。根据对全国大城市工商户的审查和处理结果，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共占95﹪左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5﹪。对于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扩大化问题，在定案处理中也基本上得到纠正。

195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到，“五反”斗争在已经进行的各大、中城市均已进入或正在进入结束阶段，因之目前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正确定案，适当处理，是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指示中明确了关于“五反”运动中的政策，最后提到：“工人阶级应该负起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转向发展生产的领导责任。”这标志着中央已经在酝酿结束“五反”运动。1952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8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薄一波的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时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6月结束。10月25日，党中央批转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极少数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内），仅占工商户总数的O.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仅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中共中央的这个报告宣告“五反”运动到此胜利结束。

“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始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参与管理的制度，巩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思想上，对清除旧社会的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这场斗争的胜利，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这场波及全国的大规模运动，做到了打击极少数，团结大多数，同时发展生产，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