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孙继先（左二）与盖杜柯夫少将（左一）等在黑河岸边勘察选场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共同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导弹、火箭技术项目中，中国方面从苏联引进了4种导弹系统：P-2地地导弹、K-5M空空导弹、C-75地空导弹、C-2岸舰导弹，以及设计制造技术和战斗使用资料。苏联方面同意派遣专家帮助中国选勘和建设导弹综合试验靶场。

建设中国第一座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引进项目涉及陆海空各军种，摊子大，技术复杂。中央军委决定：调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中将担任导弹试验靶场司令员，并在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机关基础上组建第二十训练基地（习惯称“酒泉基地”或“东风基地”）领导机构。

面对紧张的国际形势，国防新技术引进工作步入快车道。1957年12月30日，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导弹靶场选勘专家组先期来到北京。随后，负责设备安装和指导导弹发射试验的近百名苏联专家也陆续来到中国。孙继先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跟苏联专家打交道。

导弹靶场选址

1958年1月初，孙继先从朝鲜被急召回国。一周后，他便跟随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率领的一支庞大的中苏联合勘察组，以甘肃酒泉以北地区为重点，进行大规模的空中选勘和地面勘察。这支队伍中有包括陆海空军与工程兵、铁道兵的七八位中国将军，以及盖杜柯夫率领的苏联专家组。在此之前，中苏双方有关人员曾对海拉尔、索伦、赤峰、二连浩特一线，进行空中勘选，结果都不满意。

联合勘察组乘坐的飞机从酒泉出发，向偏东北方向飞行，机翼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灰蒙蒙的戈壁滩。在距酒泉约260公里的地方，人们惊奇地发现，茫茫沙海中有一叶绿舟。这个地方叫绿园，是额济纳旗旗政府所在地，北边有一块略微凸起的地貌叫青山头，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黑河（此段亦称弱水）从这里流过。盖杜柯夫的脸上露出笑容，中国未来导弹靶场的蓝图仿佛已经展现在眼前。

盖杜柯夫为人高傲，处处以“老大哥”自居。当听说孙继先是未来导弹靶场的司令员，盖杜柯夫很感兴趣，经常主动与他说话。盖杜柯夫告诉孙继先：“在苏联，导弹靶场也是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但靶场工作人员的待遇很高，都是双工资，在靶场工作一周，就可以回莫斯科休息。”孙继先淡淡一笑说：“我们中国没有苏联国力雄厚。国家解放不久，还要艰苦奋斗。”

每当盖杜柯夫出言不逊地对待中国同志时，孙继先就不软不硬地回击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你说话可要小心，你说的话我都听得懂！”孙继先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与苏联专家打过多年交道，虽然俄文懂得不多，但从盖杜柯夫的表情中，也能猜出一二。

经过十多天的踏勘，苏联专家和多数中国同志认为：青山头周围数万平方公里是平坦开阔的硬戈壁，干燥少雨，一年中有300多天可用于导弹试验。经综合分析论证，勘察组认为在额济纳旗青山头及周边地区建立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方案是可行的，并呈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

然而，选勘结束后，围绕导弹试验靶场的选址问题，孙继先与苏联专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孙继先和部分中国同志从战争年代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出发，考虑更多的是基地今后的生存问题。他们更看重银川以西地区，那里有山区，向西延伸是腾格里沙漠，东边靠黄河，又有社会依托，环境条件相对要好一些。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回到北京后，孙继先即把部分中国同志的意见集中起来，层层向上反映。他不仅给中央军委主持导弹、核试验靶场建设的总负责人聂荣臻写报告，在周恩来听取汇报时，还向周恩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最终，中央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

勘测大军向广袤的额济纳旗戈壁滩进军。工程勘察组按照苏联专家拟定的设计要求，对导弹靶场各场号、飞机场、铁路、公路进行打桩定位。春天的戈壁滩沙暴肆虐，汽车在漫天的黄沙中爬行，不好的路段，人们还要骑着骆驼或毛驴跋涉。勘察队员们风餐露宿，踏遍了几万平方公里的戈壁荒漠。盖杜柯夫等苏联专家与中国同志同甘共苦。戈壁滩严重缺水，别说洗澡，就连洗脸都很困难，有的“老大哥”干脆把头发剃光，当了一回“洋和尚”。苏联专家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中国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下旬，盖杜柯夫率领的专家组圆满完成勘测任务，回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工程设计。离别前，孙继先陪同他游览北京名胜。他们携手登上景山公园的万春亭，俯瞰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选勘过程中，孙继先与盖杜柯夫发生过多次争论，有时甚至吵得脸红脖子粗，而此时，他们有说有笑，成了最好的同志和兄弟。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毋庸置疑，当年苏联专家选择额济纳旗作为中国第一座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建议是富有远见的。

感谢苏联“老大哥”的真诚帮助

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如果能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援，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势必缩短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进程。

自1959年3月，帮助东风基地进行设备安装、指导发射试验的91位苏联专家陆续来到中国。给中国同志印象最深的是专家组组长罗金上校和专家组副组长兼第二试验部（负责空空导弹）专家组组长谢洛夫斯基上校。

罗金上校是苏联火箭学校校长，对组织导弹试验发射和靶场管理很有经验。在东风基地建设施工期间，导弹部队官兵在北京郊区的秘密军营中“磨砺长剑”，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孙继先兼顾两头，经常穿梭于北京和额济纳旗之间，但听罗金上校讲课，他几乎一堂不落。有时赶不上听课，他就让秘书任克帮其做笔记。

为了清楚地记下罗金上校讲课的内容，每次听课，任克都坐在第一排，头也不抬地认真记录。一次课间休息，罗金奇怪地问任克：“秘书同志，你懂俄语吗？怎么我一讲，你就不停地记呀？”任克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在记翻译同志的译文，您讲的内容太多，一下子记不完。”罗金恍然大悟。以后，他每讲完一段内容，总要稍停一会儿，让大家做好笔记。

一天，罗金讲课，讲到关键处突然停住了，将话题转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孙继先立刻站起身，生气地说：“上校同志，刚才那个问题，您怎么讲了一半就不讲了？”课后，孙继先从罗金那里得知，当时在现场的有苏联克格勃的人。苏联方面有规定，有关导弹核心技术的内容不允许向中国人透露。罗金诚恳地表示：“今后在合适的场合，我会把一些关键技术讲透彻。”

一次，谢洛夫斯基上校讲“空空导弹靶场试验法”一课，因有克格勃的人在场，他只好按照讲义上的内容照本宣科。下课前，坐在后边的监课“专家”提前退场了。谢洛夫斯基抓住20多分钟的宝贵时间，开始“拖堂”。他介绍了苏联在空空导弹试验中由于速度没有掌握好，带有导弹的攻击机和米格-15靶机曾发生碰撞的惨痛教训，嘱咐中国同志要引以为戒。

1959年8月，C-75地空导弹项目率先进入实弹射击。为了给试验提供靶机，第二试验部的8位专家冒着酷暑来到了陕西武功机场。负责靶机自动控制的捷连契耶夫中校患有高血压，却拒绝保健医生给他测量血压。他说：“我们来华工作时间不长，有点病不能影响工作！”一次，接送专家到试验场地的汽车迟到了几分钟，一位专家就发脾气说：“这不是打猎，而是去执行任务，再出这样的事，我要找孙继先将军去告状！”C-75地空导弹首次射击试验即获得成功，苏联专家们特别兴奋，专家组向莫斯科写了专门报告。

K-5M空空导弹首次执行实弹射击任务期间，空中飞机种类多，攻击机和靶机配合精度要求很高。谢洛夫斯基上校和专家组特别注意帮助中国技术人员熟悉试验操作，从导弹测试检查、靶机准备，到飞行员射击要领，各项技术都力求精益求精。

1959年秋，东风基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大队人马开进戈壁滩。面对大量技术复杂的高精度仪器设备，第一试验部（负责地地导弹）按专业选派了20多名技术人员，跟苏联专家一对一地学操作。他们一同启封设备，分析图纸，安装、调试仪器。通过实际动手，部队官兵既了解了设备的技术性能和工作原理，又熟练地掌握了调试和操作方法。

对于地地导弹的发射训练，苏联专家更是严格要求，发射分队的官兵不仅要背熟操作规程，口令、动作必须规范化，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合练后要进行讲评。对操作中出现的差错，专家批评得很严厉。第一试验部根据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各岗位技术操作守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苏联专家认真传授，严格要求，部队官兵勤学苦练，为日后导弹发射试验练出了扎实的基本功。

毛泽东风趣地向孙继先传授当好司令员的“诀窍”

中国发展“两弹”事业，备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注。1959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把孙继先请到自己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住地。

毛泽东招呼孙继先在身边坐下。毛泽东说：“孙继先同志，我们见过面。当年的大渡河的勇士，如今的导弹司令，好啊！”他又亲切地询问孙继先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

在听取孙继先有关导弹基地的汇报后，毛泽东诙谐地问：“我们的孙司令员，你这个中将，恐怕比基地所有苏联专家的军衔都高吧？”

孙继先谦逊地点点头说：“苏联专家中曾有一位少将，搞完选址勘测就回国了，后边来的靶场专家，军衔最高的是上校。”

“噢，你的军衔要比苏联专家高好几级！你跟人家吵过架没有？”

孙继先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还是照直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吵架倒没有，但顶过他们。”

毛泽东笑着追问：“为什么事儿顶他们呀？”

孙继先说：“主要是工作中的一些矛盾，有时意见不统一，发生过争执。我是司令员，大家有意见都集中到我这里，我不说，就没人敢说，对于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譬如，中国从苏联购进的新设备，拆封一看，有的是淘汰的旧设备，有的还经过大修，只是粘贴上新的出厂标签。这些老掉牙的设备一经安装调试，不是这儿出问题，就是那儿有毛病。孙继先曾很不客气地对专家组组长罗金说：“我们中国人不是讨饭的，这些设备是我们国家花了许多外汇才买来的，你们竟然给我们这样的破烂！”

再如，有的技术干部反映，苏联专家在讲授弹道计算课程时，只给计算结果，不讲公式的推导过程，我们的技术人员只能自己摸索着推导，推导出结果，专家不理不睬。孙继先曾不客气地质问这位专家：“老师教学生，还吞吞吐吐不讲明白？！”

孙继先向毛泽东检讨说：“我脾气暴，以后还要注意工作方法。”

毛泽东非但没有批评孙继先，反而称赞说：“司令员嘛，就得有点脾气，我看发发脾气好！我在苏联与斯大林同志谈判时，也顶过他。苏联人有熊气，我们中国人也有虎气！当然喽，还要尊重对方。”

接着，毛泽东又问：“那么，你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没有？”

孙继先一二三四五地细数了一番。

对于具体技术问题，毛泽东不做细问，却不断对孙继先讲，既然我们把苏联专家请来，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人家的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进，人造卫星都上天了，我们要学会当学生，当苏联“老大哥”的学生。学到的东西要尽快消化吸收，要能够举一反三，说不定哪一天，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又把学过的知识全都还给先生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不能总拄着拐棍走路，要把本事真正学到手，一旦甩开拐棍，我们自己也能走路。

毛泽东一再鼓励孙继先：“尽量多学一点儿本事，把我们自己的导弹发射出去！中国的导弹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短暂的谈话之后，孙继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丰泽园。毛泽东意味深长的谈话深深铭刻在他的心坎里。

不久，孙继先从军委有关领导口中听到一些内部情况：苏联方面已经通知中国政府，停止向中国供应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军委领导嘱咐孙继先，东风基地也要有所准备，一切工作都要抢在时间的前边，以防突发事件而措手不及。这时，孙继先更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跟他谈话的内涵。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