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毛泽东读了一生的书,也是在他手中最为沉重的一部书。

“二十四史”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过程,蕴藏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包含丰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知识、经验和智慧。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阅读这部大书, 1952年添置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后,又开始有计划地完整阅读。为方便读史,他还促成“二十四史”的整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

毛泽东一生好史。用他1964年《贺新郎·读史》中的自陈来形容,恰似“一篇读罢头飞雪”。

一、史家阅读情怀

毛泽东读史,方法很灵活,总是联系到书中的一些人和事,补充阅读其他书籍。比如, 1964年12月29日,他写信给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下《三垂冈》一诗,后经查实,是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

由此可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其实是广义的说法。配合读“二十四史”,他时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宋、辽、金、元各朝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中,先看哪一本,后看哪一本,毛泽东也有一定套路。这从他1962年读几本史书的顺序可看出些端倪。9月20日,他要《宋史》,工作人员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11月23日,他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由此推测,毛泽东这段时间可能是在研读《宋史》。在读《元史》的时候,他明确地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读“二十四史”和读“通鉴”、“本末”,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体的,能起互补之效。

对“二十四史”,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有的看了许多遍,像《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至少看过五遍以上。在不同场合,毛泽东从不回避,甚至有意彰显他所拥有的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情怀。

1959年5月28日,他送一本《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要他读其中的党锢传、董卓传,读《三国志》里的曹操传、郭嘉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等。毛泽东还对林克说:西汉高、文、景、武、昭较有意思,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济南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又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陈毅同志阅”,并在封面上还具体写明要看该书中的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还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一阅”。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仍然坚持读“二十四史”,有8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的“1975, 8”,“1975, 8再阅”,“1975, 9再阅”等字样。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一千多年间逐步成书,虽体例大致相同,但史家的编纂背景、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各不相同,各书在史料的准确性,史识的深刻性,史笔的生动性上,也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读原著,还习惯评论作者写法和注家注解方面的短长,并给予史学上的评论。

可举两例,来体会毛泽东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旨趣和见解。

关于《后汉书》。毛泽东的评价是:“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这里提到的三人,唐代的李贤注有《后汉书》,唐代的颜师古注有《前汉书》(即《汉书》) ,宋代的刘攽是治汉史的大家。看得出,毛泽东读两部《汉书》,很关注后人的注解。他对颜师古注的《前汉书》,评价不是很高,曾说过:颜师古在注文中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毛泽东称赞李贤,是因为李贤注《后汉书》,注重搜集大量史料,补充原著的不足。刘攽曾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史部分,并对《后汉书》作了按语,后附入《后汉书》中。毛泽东读《后汉书》,显然注意到刘攽的按语,甚至有可能参照《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故有所比较,觉得刘攽治汉史,有超过前人之处。

关于《三国志》。毛泽东特别推崇裴松之的注。他在一个批语中说:“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的确,西晋陈寿写《三国志》后,不断有他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这些新史料来注释《三国志》,所注文字数量,几与原文等同,引用魏晋人著作达200多种。

记录和反映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的著述已出版不少。有他留下的读“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和勾画,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有身边工作人员或其他当事人写的大量回忆,以及研究者编撰的各种书籍,如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以及芦荻的一些回忆文章;更有人们熟悉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各种专题文献集,其中有不少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引用和评论。

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所传达的远不是一般史家的胸怀,而常常是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鲜明立场。他的读史立场,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二、阶级史观线索

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史观,是毛泽东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运动基本线索的一把钥匙。

从毛泽东在三个不同时期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评述,可知他一以贯之的阶级史观。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学员听课笔记,毛泽东对中国历朝兴衰作过以下分析: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还不像后来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之处,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评说中国历朝兴衰的集中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史观的较早表述。他当时的主要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和“代表地主的利益”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失败者常常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成功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或靠代表农民利益起事,随后又去代表地主利益了。在大革命时期,如此表述历史观,和毛泽东着眼于农民运动这个现实需要有关。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也更有理论深度了: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那段论述,更多的是以宣传家和鼓动家的身份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这段论述,则主要以理论家的身份来说明自己的历史观,使用的也是相当规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毛泽东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几乎是在同时,说明当时他论述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和他从理论上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

到了晚年,毛泽东立足于阶级史观来读谈“二十四史”的立场,越发鲜明强烈。凡被“二十四史”当作“贼”、“匪”、“盗”、“寇”来描写的历代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他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看得很细。读《旧唐书·黄巢传》,还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

1964年,毛泽东写《贺新郎·读史》,以诗论史,把他立足于阶级史观立场读“二十四史”的感受,作了更加精炼和鲜明的提示: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二十四史”的内容,以“几行陈迹”一言蔽之;“五帝三皇”的内容,以“骗了无涯过客”一言蔽之;阶级史观的内容,以“彼此弯弓月”一言蔽之;数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毕竟要从盗跖、庄屩、陈胜、吴广这些底层造反者说起。

三、国家民族立场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常常带着浓厚的情感,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统一,关注中国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虽不断经历统一和分裂的斗争,但总体上倾向于统一。对此,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过整体的评价。1975年5月30日,他让芦荻给他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人物传记,随后发表评论: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毛泽东不仅鲜明表达国家统一立场,还提出对历史上的某些分裂局面,也应该从促进国家发展和促进中华民族实现更深刻统一的角度,作辩证分析。对汉末以降几百年的动乱和分裂,史家评价不一。毛泽东的看法则别具一格。1975年6月18日,他同芦荻具体谈到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看法,其立足于国家民族立场的读史情感,展露无遗:

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此番论述,有史有论,高屋建瓴,不能不说眼光独到。

正是基于国家民族立场,毛泽东一向主张为历史上担受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和曹操三人“翻案”。

关于商纣王。毛泽东多次谈到,他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关于秦始皇。毛泽东1958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多次讲: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能说这不是好事吗?

秦始皇最受诟病的有两点,一是焚书坑儒,一是专制独裁。对这两点,毛泽东认为“当然是坏事”,但也主张作些分析。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也不是什么书都焚,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高度集中统一是统一中国取得成功的积极因素。秦始皇看准全局情况后,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有很大的决心和气魄,敢于力排众议,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

关于曹操。毛泽东推动为曹操平反,也是看重他在天下割据大乱之时统一北方、改革时弊、发展生产方面的贡献。西晋陈寿《三国志》推崇曹操,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贬损曹操。对此毛泽东多次作过分析。1958年11月20日,他在武汉同陶鲁笳等人谈到:《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那么,这个“冤案”是怎样造成的呢?毛泽东认为源于封建正统观念。他1959年2月同林克谈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四、批判分析方法

所谓批判分析,是指不是书上写什么就信什么,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基于这种阅读立场,毛泽东对“二十四史”所写内容,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强烈不满。

第一个不满,是“二十四史”所写内容颠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历史写成了帝王将相的历史,而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却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他1975年同芦荻谈话时明确表示:在“二十四史”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形,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倡文艺创作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人民群众占据历史的中心位置,所针对的,就是“二十四史”这种帝王将相的历史文化观和历史叙述理念。

第二个不满,是认为即使写帝王将相,“二十四史”的许多描述也很不可靠。在1975年同芦荻的谈话中,毛泽东举了不少例子来表达此意: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不过,毛泽东并不因自己的这两个“不满”,就反对读“二十四史”。事实上,也只有熟读精读,且分析批判,才能提出不满其颠倒历史和虚假描述的理由和依据。1966年8月28日,毛泽东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负责人,谈到红卫兵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1975年在同芦荻的谈话中,他说得更清楚:“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

五、古为今用目的

毛泽东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个人兴趣,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和优势。他时常从历史中获得灵感,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不光停留在“知其然”,还力求“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毛泽东喜欢把“二十四史”中一些他觉得有意义的人物传记,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读,有乐趣共享,有史识共鉴,有经验共取,有教训共勉,也都是为了古为今用。

毛泽东把历史读活,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古为今用的立场,撮其萦萦大者,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注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比如,他读到《史记》记载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读到汉武帝曾经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他赞成“引黄济汾”的工程计划。

二是研究历代战局、战略、战役材料。毛泽东对史书上记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尤感兴趣,批注最多,评论也最多。诸如《史记》所载楚汉成皋之战,《后汉书》所载刘秀指挥的昆阳之战,《三国志》所载袁曹官渡之战,曹孙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晋书》所载谢安、谢玄等人指挥的淝水之战,这些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取胜。毛泽东读之,批注有加,在论著和谈话中经常引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也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格外有用,体会也很深。毛泽东读专业兵书并不很多,其军事知识和战略战术,既源自实践,也多从读史得来。

三是看重记叙乱世和反映人才辈出的内容。毛泽东早年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就表达过这种读史兴趣:“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延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到延安任联络参谋的徐复观,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读历史,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史记》、《三国志》、《南史》、新旧《唐书》、《五代史》等批注较多,也应是这个缘由。比如,他读《旧五代史》卷26《唐书·武皇本纪》下,其中说到李克用解朱全忠合围晋阳城之危的情节,就批注说:“沙陀(少数民族的沙陀部,代指唐朝晋王李克用,作者注)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乱世之际,“事态百变”,总有经验可循;乱世之际,“人才辈出”,更说明时势造英雄的规律。毛泽东喜欢读此类史书,说明他注重总结历史发展中的治乱规律,注重思考人才培养锻炼规律。1969年夏夜,他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兴奋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表达的就是这种读史心境。

四是汲取古人积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方面的内容,最能方便古为今用,用起来也很具体。诸如,读《史记·陈涉世家》,他认为陈胜率先起义却很快失败,原因在背故旧、用小人这“二误”;读《汉书·元帝纪》,他提出汉元帝靠儒学治国,是“衰国之君”;读《后汉书·陈寔传》,认为陈寔鼓励小偷重新做人,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读《三国志·袁绍传》,结论是袁绍多端寡要,“得计迟”;读《北史·王建传》,批注王建是个庸人,“不懂政治”;读《旧唐书·高祖本纪》,提出李渊“遇事无断制”;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有关李世民的内容,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新唐书·姚崇传》有关评论姚崇、宋璟两位名相的治国之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批注达24处之多,称道韦睿领兵打仗“善守”、“将在前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除了赞赏韦睿的军事才能,毛泽东更看重的是韦睿“不贪财”,遇功不争,遇事敢担当,能够团结干部,善于“躬自调查研究”,是一位“劳谦君子”,因而“仁者必有勇”等等,结论是:“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古为今用的读史目的,实际上就是着眼于现实,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借鉴治国理政方法。

毛泽东说过五句话,反映出他为什么如此酷爱读“二十四史”,以及他读史的收获所在。第一句是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的,“读历史是智慧的事”;第二句话是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第三句话是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第四句话是1964年1月会见外宾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第五句话是1964年7月会见外宾说的,“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这五句话,传达出毛泽东的读史理念,也反映了他一生的读史情状。或因太过阅读历史和熟悉传统,毛泽东有时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对此也应承认,不必回避。但用上面这五句话来揭示毛泽东和“二十四史”的关系,总体上却是符合实际的。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