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调查研究（七则）

1．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每事问”，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这段话意思是说：孔子到周公庙去，看到什么事都要问个明白。有人嘲笑他：谁说鄹的儿子（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经当过鲁国一个叫鄹（zōu）的地方的大夫，故当地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编者注）懂得礼节呀，他在周公庙什么都不懂，遇到事情总是问。孔子听后说：我“每事问”是为了谨守礼节。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既表明他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态度，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的思想。毛泽东这里阐发的主要是后面这层意思，并认为“每事问”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强调“凡事尽量搞明白”之后才能解决问题。

2．裴度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出以亲身”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卷173《裴度传》时，写下这样的批语：“调查研究，出以亲身。”

裴度（公元765—839），唐朝宪宗时期有名的大臣，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曾任御史中丞。《新唐书·裴度传》记载，裴度受宪宗之命巡视诸军，此番巡视，使裴度掌握了敌我双方大量的信息。毛泽东写的批语，赞赏裴度深入前线了解情况，由此提倡搞调查研究要“出以亲身”。

3．徐霞客通过调查，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

徐霞客（公元1587—1641），明代地理学家，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从22岁到56岁病逝前，他几乎年年外出游历，足迹遍及当时中国16个省区。晚年有计划地考察地理形貌，将其观察所得，及时记录。后人将其记录整理成富有极高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之前的地理书上都说岷山是长江的源流。徐霞客亲自到长江上游考察后，否定了“岷山导江”，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得出“金沙江导江”的正确结论。毛泽东推崇徐霞客“没有官气”，亲自“跑路”的调查方式，认为这是徐霞客能够创立新见的重要原因。

4．郦道元的《水经注》，是通过调查研究写出来的“科学作品”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郦道元（约公元470—527），南北朝时期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水经注》是郦道元为前人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专著《水经》所作的注释。由于他在各地“访渎搜渠”，留心考索水道变迁和城邑兴废等地理现象，积累了大量现实素材，使其注文的文字超过原书20倍。《水经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和考求所经地域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名胜古迹、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土景物，成为我国六世纪前最全面的综合性地理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之所以能增补这么多材料，并成为“科学作品”，在毛泽东看来，主要也是因为他能“到处跑”，和徐霞客一样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

5．宋江三打祝家庄，第三次正是由于“从调查情形入手”才“打了胜仗”

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

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矛盾。从前讲过《水浒传》的‘三打祝家庄’。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这个戏就是解决几个矛盾。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先解决第一个矛盾，由石秀化装去探庄，弄清了盘陀路，解决道路问题。解决第二个矛盾，就是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结成统一战线，扈三娘、李应都是很厉害的。结果是各个击破，先把李应拉过来，扈家庄是用武力解决的。解决第三个矛盾，就是对祝家庄这个内部堡垒情况不了解，这才有孙立的假投降，里应外合，最后打进去了。”

“三打祝家庄”是《水浒传》里很有名的故事。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是从哲学角度说明要解决矛盾，克服难题，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去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和运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它。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6．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坐在集市上”请人讲流行的鬼、狐故事

1939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同萧三谈话时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

蒲松龄（公元1640—1715），清代小说家，山东淄川（今淄博）人。长期设帐教学，一生清寒，对社会世态和百姓疾苦感触很深。他花费数十年时间和精力，写成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共收491个短篇故事。关于《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蒲松龄在该书《自序》中说得很清楚：“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邹弢《三借庐笔谈》载，蒲松龄在写此书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无论是请同人邮寄见闻，还是请人搜奇说异，都说明蒲松龄的创作来源于社会生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很注意调查研究”。这是《聊斋志异》借写鬼狐妖魅，能深刻揭示人情世态的原因。

7．法捷耶夫在《毁灭》中描写调马之术很内行，说明“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说：“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法捷耶夫（公元1901—1956），苏联著名作家。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9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在远东地区参加游击战争。《毁灭》是他1927年出版的描写国内战争时期远东一支游击队战斗和成长经历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对游击队传令兵莫罗兹卡“调马之术”的描写特别细腻生动。鲁迅曾据日译本译成中文，后又据英译本和德译本参校了一遍，于1931年10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单行本。在该书《后记》里，鲁迅写道：书中“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也都是得益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举了“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等例子，说明“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强调亲身经历和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讲话中提到的《红楼梦》中的“认镫”一例，也是为了说明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就不可能写出形象逼真的细节。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高尔基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二、关于听取不同意见（三则）

1．苏秦和张仪的故事说明，听取不同的、批评的意见“对人是有好处的”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从前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张仪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回到“北京饭店”，“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把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苏秦（？—公元前284）和张仪（？—公元前310），都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他们年轻时均求学于鬼谷子。苏秦，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曾佩六国相印，合纵攻秦，被赵国封为武安君。张仪，战国时期魏人，先游说于楚，后入秦任秦相。他采用连横策略，游说各国服从秦国。苏秦刺激张仪、使之有所作为的故事，见于《史记·张仪列传第十》。毛泽东用它来说明，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别人讲的不同的、批评的意见，无论正确与否，都要认真去听，都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压力，压力可以转化为进步的动力。

2．不要像项羽那样“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凡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

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率楚军摧毁秦军主力，自立为西楚霸王，与汉王刘邦争天下。楚汉相争初期和中期，项羽处于优势，其谋士范增劝项羽尽早除掉刘邦。鸿门宴上，范增多次递眼色、举玉佩，并安排项庄舞剑刺杀刘邦，但项羽不听，放走了刘邦。公元前204年初，项羽兵围荥阳，截断汉军粮道，刘邦的形势非常危急，于是派使臣向项羽议和，提出以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就此罢兵，分而治之。项羽心动，想罢兵东撤。范增进言道：“刘邦即将兵败，今日不取，日后必悔。”这时，生性多疑的项羽又中了反间计，怀疑范增私通刘邦，范增愤而离去。项羽失去了一位得力的助手，最终兵败，自刎于乌江。

毛泽东十分重视项羽由于“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失败的教训。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过了4天，又在一次讲话中说，项羽犯的错误有：鸿门宴不听范增建议放跑了刘邦；对楚汉订立鸿沟协定很当真，刘邦却不以为然。

3．刘邦“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最终打败项羽“不是偶然的”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刘邦）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读《史记》很注意刘邦从谏如流的一些事例。除了上述所谈采纳郦食其夺取陈留的意见外，1964年1月7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其他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此事载《留侯世家》；二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此事载《项羽本纪》；三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此事载《刘敬列传》。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人的意见密切相关。

三、关于掌握分析方法（五则）

1．石勒通过其谋士张宾对王浚、刘琨和鲜卑、乌桓情况的分析而下决心攻取了幽州，说明“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毛泽东在读《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张宾出谋划策帮助石勒攻取幽州一事时，批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张宾（？—公元322），十六国时后赵的大臣，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人。石勒建立后赵前，张宾即为其谋士。公元315年，石勒想攻取西晋将军王浚镇守的幽州，但迟迟难下决心。张宾说：“你下不了出兵的决心，是不是怕刘琨、鲜卑和乌桓在后面袭击你呢？”石勒回答说：“是啊，我该怎么办呢？”张宾分析说：“他们的智谋与勇敢，都比不上将军。他们不会料到你会千里远征攻取幽州。你率轻军奇袭，来回也不过20天。等到刘琨他们想出兵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回来了。再者，王浚和刘琨虽然都是晋臣，但相互间却是仇敌。我们可假装和刘琨修好，他肯定也希望王浚快点灭亡。所以他终究不会为了救王浚而来进攻我们。”石勒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事态的发展同张宾的分析完全一样。

2．赵充国在给汉宣帝关于建议实行屯田的奏折中由于分析深透，取得了对公卿们的“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在读《汉书》卷69《赵充国传》中关于汉宣帝采纳赵充国实行屯田的建议时批道：“说服力强之效。”

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西汉时的将领，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熟悉匈奴和羌族的情况。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军与羌族作战，并在西北屯田，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赵充国上奏汉宣帝，提出驻边疆军队实行屯田的建议，并具体分析了屯田的12条好处，不屯田的12条坏处。汉宣帝把他的建议交给公卿们讨论。开始时，赞成的人十之有三，然后是十之有五，最后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毛泽东的批语认为，这是由于赵充国的奏折对屯田的好处、不屯田的弊端分析深透，因而产生了很强的说服力。

3．李克用经过冷静分析敌情而解朱全忠合围晋阳城之危，说明危急之中往往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而“不可不察”

毛泽东在读《旧五代史》卷26《唐书·武皇本纪》中关于李克用解朱全忠合围晋阳城之危的情节时批道：“沙陀（少数民族的沙陀部，代指唐朝晋王李克用——编者注）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李克用（公元856—908），唐末沙陀部人。黄巢起义时，他率沙陀兵攻破黄巢占据的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后封晋王。其子李存勖建立后唐，他被尊为太祖武皇帝。公元901年，梁王朱全忠率六路大军，分进合击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朱全忠大军顺利合围晋阳城下。李克用在危急形势下，冷静分析敌情，派精兵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朱全忠终因粮草供应不济，士兵多患疾病，不得不下令全部撤军。李克用又派兵追杀，大获全胜。毛泽东认为，危急之中往往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关键是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4．老子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语出自《老子》第58章。此句上下的原文意思是：政治手段宽松，民风就淳朴；政治手段过严，民风就乖戾浮滑。灾祸往往预示着福祥，而福祥却可能潜伏着危机。谁能知道其间的底蕴呢？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态的东西可以变成异态的。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以老子祸福相依相伏的辩证方法来分析当年抗日战争的前途，强调了事物的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转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还引用《老子》第36章中“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句话，强调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的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要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以获得战略上的主动。

5．《宋定伯捉鬼》中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

1961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文学家何其芳谈话时说：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指《不怕鬼的故事》——编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宋定伯捉鬼”的故事，见于东晋干宝（？—公元336）的《搜神记》，何其芳编辑《不怕鬼的故事》一书时将其收入。故事说，南阳宋定伯夜行路遇一鬼，与之同行。鬼建议轮流背着对方走路。路上，鬼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鬼说自己是新鬼，新鬼重，旧鬼轻，以此打消了鬼的怀疑。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最怕人的唾液，就在到达宛县时把鬼揪住，并在已变成一只羊的鬼身上吐了唾沫，把它卖掉了。毛泽东用“宋定伯捉鬼”这个故事，说明要战胜对手、克服困难，就必须知己知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解对象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去解决矛盾，从而度过难关。

四、关于识别风向（二则）

1．宋玉的《风赋》中写了小风、中风和大风，“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识别“起于青蘋之末”的小风

195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谿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

宋玉的《风赋》被收入《昭明文选》，是一篇以风为描写、议论对象的小赋。全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着意铺叙风的一般的发生过程，以及“大王雄风”和“庶人雌风”的区别。毛泽东强调“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意思是提醒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那些处于初始状态还不太明显的事情，提高识别社会风向的能力，进而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2．刘知几认为写历史的人要具备才、学、识三个条件，识就是“有识别风向的能力”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

刘知几（公元661—721），唐朝史学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武则天当政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著有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书《史通》。他认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重史识。毛泽东很欣赏刘知几的史识之说，将其引申为“识别”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意在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1964年10月，毛泽东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看得到”的能力，其中就包括识别风向的能力。

五、关于多谋善断（三则）

1．要学曹操的多谋善断，“反对多端寡要、言不及义”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毛泽东称赞曹操“多谋善断”，批评袁绍的“多端寡要”是有依据的。公元200年春，曹操将东征刘备，手下将领都说：“与曹公争夺天下的人只有袁绍。袁绍正要逼近，他乘人之危袭击我们，怎么办？”曹操说：“刘备是豪杰之士，现在不攻打，将来一定是大患。袁绍虽有大志，但他见事迟，他不会动兵的。”郭嘉也劝曹操东征，于是曹操大破刘备。袁绍的缺点则在于多端寡要，瞻前顾后。曹操东征刘备的时候，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他从背后攻打曹操，袁绍却以儿子生病为由推辞。田丰用手杖击打地面说：“你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却以小孩生病为由白白丧失，太可惜了！”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到白马攻打曹军。谋士沮授提出：“颜良气量狭窄，性情暴躁，虽然勇猛但不能独当此任。”袁绍不听，结果颜良兵败被杀。袁绍“没有头脑”，“志大而智小”，于此可见一斑。

2．“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遇事“要与各方面去商量”而反对少谋武断、优柔寡断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郭嘉（公元170—207），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三国志·郭嘉传》说他“深通算略，达于事情”。郭嘉开始在袁绍那里做谋士，建议总不被采纳，后归附曹操，出了很多好的计策。曹操大破袁绍后，又出兵到黎阳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接连几次战役都赢得胜利，正准备乘胜追击，郭嘉阻止说：“袁绍很喜欢这两个儿子，但没有一个适合继承他当统帅。其手下郭图、逢纪两个谋臣之间一定会挑起内斗，现在可以延缓进攻，等待他们有了变数之后，可一举定乾坤。”不久，袁谭和袁尚果真为争夺冀州相互而战。曹操迅即出兵平定袁谭、袁尚。征伐吕布时，曹操连续几次打败吕布，吕布便退守不再应战，曹操也准备罢兵。郭嘉说：“当年项羽打了70多次战役，都没有失败过，最后仅仅因为一次失败便身死国亡，就是因为他有勇无谋。吕布的威力远远比不上项羽，而如今他的危险处境却远远超出了当年的项羽。如果我们能够乘胜攻击，一定能够生擒吕布。”曹操果断听从郭嘉的意见，一举击败吕布。从上面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郭嘉的“足智多谋”是建立在了解敌情、洞悉形势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的。他的多谋，还在于明察要点，帮助曹操拿出决断。这就是毛泽东说的，“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如果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优柔寡断，或少谋武断，则往往坏事。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袁绍优柔寡断，“见事迟，得计迟”。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邺县建都，袁绍不同意，认为把天子放在身边，行动多有不便。这时，曹操抓住机会，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这才看出把天子放在身边的好处，就去信曹操要他把天子送到自己的地盘上来，曹操哪里肯干呢？毛泽东认为，看不到形势的变化，“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3．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毛泽东在读《通鉴纪事本末》卷227《后唐灭梁》叙述后唐君主李存勖向部将康延孝、郭崇韬咨询灭梁朝之事时，做了三处批语：

“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仍康延孝之意。”

李存勖（公元885—926），即后唐庄宗，公元923年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攻灭后梁，定都洛阳。康延孝，代北（今山西代县）人，后梁将领，后投奔李存勖。郭崇韬，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人，李存勖称帝后任其为枢密使。梁末，李存勖将康延孝叫到家里，咨询灭梁之事，康延孝说：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目前他们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硬打，只能“养勇蓄力”，待他们分兵合击我们时，每处兵力就减少了，那时可“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李存勖依此计夺取了郓州。后来李存勖屯兵朝城，犹作垂死搏斗的后梁几路大军压境，而当时军中粮草匮乏，部将多想退兵求和。李存勖单独召见枢密使郭崇韬问计。郭崇韬建议李存勖部署兵将留守城池，并亲率精兵，联合郓州，然后“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并说，我曾经和康延孝仔细商量过，看来“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李存勖十分赞同，由此审机独断，依计而行，果然取胜。

（本文由《党的文献》编辑部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