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中坚持、发展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断前进。这具体表现为：在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批驳民粹主义思潮中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阐发马克思主义农民观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阐释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毛泽东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批驳为我们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精神捍卫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光辉典范。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毛泽东在研究、比较和甄别纷繁芜杂的社会思潮和发展路向后，逐步认识到只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才能救中国于水火、救民众于危难。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很快“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矢志不渝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阐释者、捍卫者、践行者、发展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斗争中，毛泽东不仅揭开了它们伪善的面纱，还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篇章，树立了坚持、发展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本文以毛泽东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为范例，来领略毛泽东的批判风采、原则立场和理论贡献。

一、在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各种社会思潮波谲云诡、交锋激烈，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Socialism）是20世纪初萌生于英国的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排斥国家控制、鼓吹改良道路、实行生产自治，主张通过工人行会的力量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有阿瑟·约瑟夫·彭蒂、塞缪尔·乔治·霍布逊、贝兰特·罗素等，他们鼓吹政治、经济二元论，反对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排斥不断扩张的国家控制，主张对经济进行温和改良，企图割裂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以恢复到中古时代的经济组织形态，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自由。实际上，这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欺骗工人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思潮。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张东荪、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借助《解放与改造》《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期刊广泛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唯一病症是穷，救治的方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为此，他们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主张温情主义、反对劳农专政、推崇劳资协调，并借助基尔特社会主义排斥马克思主义，以巩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这对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极大的思想障碍。正是洞察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空想性、保守性、温和性的特点，毛泽东利用已经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将其定义为空想的共产主义、温和的理性主义、保守的改良主义，认为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当前问题，只有发动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制度，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

第一，在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空想性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从本质上讲，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调和的产物，具有严重的空想色彩和乌托邦性质。一方面，基尔特社会主义过分强调个人意志和自由，主张调和国家管理权和行业自治权，即下放国家权力以避免国家专制，上调行会权力以获取充分自由，实现国家和行会权力的二元平衡。另一方面，基尔特社会主义强调国家有至高无上的特殊权力，希望国家能直接参与、协调和干涉行业间的生产、竞争和冲突，但是它只“希望国家用‘精神的领导’（spiritualleadership），而不用强力来行使他的职权”。无论是“二元权力平衡论”还是“国家的精神领导论”，它们都带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和空想性质，国家和行会无论怎样调和，都不可能实现两者的绝对平等，也不可能消除国家的传统功能，其结果只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正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毛泽东敏锐洞察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并尖锐地指出，它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靠改良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利用资本主义振兴中国实业更是行不通的。在研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后，毛泽东深受马克思主义启发和感染，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并加以批判，这与他已经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分不开的。

第二，在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中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发实业、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但是，在军阀混战、政权动荡、思潮横生的近代中国，仅仅依靠资产阶级性质的温情主义改良道路是无法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还认为改造国民精神是“今日中国之急务”，如果“精神方面的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质方面的经济组织是不能改造的”。为此，张东荪提出了通过“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国民精神的主张。对此，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驳：“现在学校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发展这种教育无疑是用资本主义改造国民，势必会营造传播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氛围。毛泽东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的路径只能当作辅助手段，而不能把它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主要方式。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就必须走一种超越改良主义的新路，即发动俄国式的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这正如恩格斯所言：“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用改良的方式寻求中国的出路是可以的，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暴力革命才是必由之路。在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明确提出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式解决中国当前问题，并得到与会者多数人的支持。历史充分证明，采用“大规模改造”的方式，发动工农联合的暴力革命，才是近代中国走出困境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三，在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性主义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随着五四运动不断深入，近代中国也进入了“西学东渐”的转型期，西方的理性主义对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张东荪就深受理性主义影响，他指出：“理性在我们身上，把握即在我们身上”。为了达到用基尔特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目的，张东荪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一味地鼓吹科学社会主义“绝没有理性那样力量大”。但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具有严重的保守性，因而它只囿于改良而不诉诸革命，这也是理性主义使然。为了遏制理性主义浸染下基尔特社会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消极影响，毛泽东积极投身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他先后创立了长沙文化书社、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向中国先进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只有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大旗树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为了帮助新民学会会员认清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本质，树立走俄式革命道路的信念，毛泽东一方面严厉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统一。在毛泽东的不懈努力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内部秘密成立，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被发展进湖南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吸纳了先进分子、奠定了组织基础，也为我们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扫除了思想障碍。毛泽东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驳，深刻彰显了一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理论素养，也为苦闷彷徨的中国民众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在批驳民粹主义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Populism）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思潮，尽管它在概念上具有“尴尬的不确定性”，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种类多样，其中俄国的民粹主义对我国影响最为严重。这种民粹主义源于俄国“民粹派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陷入了对俄国农民及其村社组织的极端浪漫化的想象”，即依靠俄国农民直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强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在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否需要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时，党内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可以直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从当前的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而在对待生产力问题上心存急躁和冒进情绪。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思想倾向，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以清醒的逻辑思维和高超的理论素养深刻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任务是解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保障“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为了避免民粹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侵害、对中国民众的滋扰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毛泽东深刻剖析民粹主义的特征、阐明民粹主义的危害，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批驳民粹主义的唯心史观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受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不顾中国实际坚决抵制一切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发展道路，要求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正如毛泽东所言：“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究其理论根源，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思维决定存在的唯心史观，它否认推动社会发展要有与之适应的经济基础，认为“历史并无预定式样，并无‘脚本’”，任何时空都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防止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在党内进一步扩大，毛泽东列举了俄国民粹派的实例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俄国民粹主义者试图通过农民、借助村社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我们要把是否根据生产力的水平决定要不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判定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根本标准，而不是简单依靠经济或社会性质来判断。为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在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剖析中国实际问题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的发展策略，如果“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由此可见，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提出的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以提升我国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否定，而是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超越，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创造性运用。

第二，在批驳民粹主义的英雄史观中阐释马克思主义农民观。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农民人数众多、社会理想明确，具有占有土地、村社自治、言论自由的权利和集体劳动的习惯，这为俄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因此，他们把俄国农民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主张依靠农民的力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这种认识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他们不仅高估了当前俄国农民的理论觉醒和政治觉悟，还忽视了新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为了避免这种错误思想在党内蔓延，毛泽东批判了俄国民粹主义的英雄史观，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为党内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党员正确认识中国农民问题廓清了思路、划定了界限。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如果“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为此，他把农民当作革命的同盟军、主力军和决定性力量。但是，深受小农经济影响的中国农民思想保守、落后、自私、散漫，如果不加以教育是不会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也不会自觉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这正如列宁所言：“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据此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滩上。”尽管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和决定性因素，但他们的“弱点”决定了他们不能自觉地成为革命主体、独立地发挥政治作用，因而必须要靠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农民观问题上的根本分野。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中国农民的革命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农民观的赓续和创新。也正是以此为依据，毛泽东痛斥了党内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匡正了国内农民的民粹主义倾向，实现了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超越，为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树立正确的群众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在批驳民粹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中阐发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分配原则。要求绝对平均是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注重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这种错误倾向很容易使小生产者的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党员受到影响。民粹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试图以小农经济的标准来发展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毛泽东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这种“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绝不是社会主义，这“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恩格斯曾指出：“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才有可能谈论彻底消灭收入差距，在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同时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是无法实现的，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革命战争年代更是难以做到。为了纠正国内出现的这种思想倾向，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一切毫无根据、毫无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当前这个阶段只能“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进行分配，并警示党员决不能沾染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提出通过教育的方式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果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倾向的批驳，毛泽东阐述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让民众认清了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分配问题上的对立。如果不及时遏制民粹主义中绝对平均主义对民众的影响，极有可能发生以无偿没收、暴力抢夺社会财富的手段来实现绝对平均分配，其后果不堪设想。

三、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捍卫马克思主义

历经艰苦卓绝、岁月峥嵘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即将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杜鲁门、艾奇逊为首的美国政府和官员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书信的形式极力捏造、歪曲中国革命的真实原因和重要意义，极力否定、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奋斗，企图制造“政治阴谋论”以撇清他们扶蒋反共的行径、美化他们反对中国人民的罪责。为了避免这些虚无言论、流言蜚语对中国民众的蛊惑和戕害，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这五篇文章中，毛泽东用历史事实揭穿虚假言论、用革命正义抵制叵测居心、用集体主义对抗个人主义、用唯物史观批驳唯心史观，不仅驳斥了白皮书和书信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揭掉了美帝国主义丑恶的、虚伪的面纱，还消除了白皮书可能引发的各种思想混乱，凝聚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前进力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第一，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否定革命论”中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美国的白皮书和书信对中国革命的虚无主要体现在歪曲中国爆发革命的真实原因和否定中国革命的重要价值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歪曲中国发动革命的真正原因，艾奇逊高谈中国3000多年来始终“驯服和融化侵入者”“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和“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是西方文化的“进取性”和西方技术的“先进性”才引发中国民众觉醒、推动中国发展和引发中国革命的。对于这些故弄玄虚、不着边际的论调，毛泽东深刻指出，不是西方先进技术引发了中国革命，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不是西方的入侵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而是“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不是西方先进文化感染了中国民众，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西方帝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的实质是以资产阶级的思想“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根本目的在于把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另一方面，为了否定中国革命的重要价值，白皮书和书信故意把中国共产党与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混为一谈，指责中国共产党和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一样“玩忽职守”，认为中国爆发革命也是“毫无意义”的，对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无济于事，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能靠美国援助的面粉。实际上，白皮书和书信否定中国革命重要价值的真正目的在于强调和渲染美国对中国的作用，迫使中国趋附和依赖美国，重新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对于这种别有用心、图谋不轨的言论，毛泽东一语道破问题的要害：近代中国发动的历次革命之所以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因为“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所以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只有通过革命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对此也给出了具体方案：“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宝、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药方和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保障。为了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价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毛泽东把已经“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作为事实范例，对白皮书的谬论进行了更加有理有据的驳斥。

第二，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阴谋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美国政府为了继续推进殖民中国的政治阴谋，通过白皮书和书信极力美化美国的侵略者形象，以洗清他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为了寻找继续侵略的根据，白皮书开篇就以模糊性的话语渲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为了使这种谎言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欺骗性，白皮书还杜撰了美国“援助”中国的具体历史“事实”。比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对于这些虚无缥缈、违背事实的言论，毛泽东进行了逐条澄清：教育中国学生是为了对中国人进行精神控制，废除治外法权是为了帮助美国人洗脱罪名，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是指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毛泽东不仅拆穿了艾奇逊将“侵略写成了‘友谊’”的谎言，还以历史事实深刻揭露了美国的侵略本质和对华的殖民意图。毛泽东之所以澄清鸦片战争以来中美关系的真实面貌，根本目的在于告诫中国人民不要轻信美国政府的流言蜚语，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很凶恶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重要论断，换言之，只要资产阶级没有灭亡，就要坚决与之斗争。基于此，毛泽东阐明了帝国主义的逻辑，即“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而“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因此，靠自我批评的方法劝说帝国主义反动派回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为此，毛泽东喊出了“准备斗争”的口号，特别是让那些“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为我们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驳斥美国白皮书和书信的谰言也有力戳穿了美国制造“政治阴谋论”的真实企图，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最终胜利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三，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极权政府论”中阐明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艾奇逊和白皮书为了实现遏制和打压中国的目的，他们故意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定义为“极权政府”。白皮书和书信借助一切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的党派和国家来污蔑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诋毁中国共产党的虚无言论把中国共产党定义为高度集权、独裁专政、滥用政权、欺骗民众、限制自由的极权政府；通过抹黑苏联政府的性质将中国共产党定性为受苏联控制的“右派极权政府”和“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实上，“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中国正是向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借鉴俄式革命道路，才推翻了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美国政府诋毁和污蔑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挑拨中苏关系、推翻人民政权，从而为美国在华殖民招揽“‘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创造环境、提供契机。据此，毛泽东不仅揭露了美国污蔑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意图，强调了美国的极权政府本质，戳破了美国政府对华殖民的叵测居心，还阐释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从而遏制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势头，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清除了思想障碍。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时间节点，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立足点、以中国具体实际为实践出发点，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展开了激烈批驳，真正揭露了它们的本质、表征和意图，切实避免了中国误入歪路、歧路和邪路。在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过程中，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坚决维护，还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的艰难历程，也彰显出毛泽东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现象与本质相融通、破坏与建设相兼顾的批驳方法。首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批驳方法。上述三例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在认识论上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从主观意愿或主观思想出发，严重脱离历史事实，不顾特定具体现实，所以真理在它们那里就成了随意捏造的谰言，事实在它们那里就成了主观臆想的舛误。正是识破了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在认识论上的思维误导，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用中国具体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科学真理与历史事实、具体现实的有机结合。其次，现象与本质相融通的批驳方法。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都是表面样态和深层根源的有机统一体，仅仅抓住它们的具体表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透过这些表征挖掘出它们的内在本质，切实做到连根拔起、彻底铲除。毛泽东不仅剖析了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现实表征，还挖掘了它们生成的真正根源和内在本质，从而由表及里地揭露了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真实面孔，彻底铲除了它们在中国扎根和繁衍的各种可能。最后，破坏与建设相兼顾的批驳方法。破坏性批驳是从根源上彻底击垮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建设性批驳是在批驳中正面阐发自身理论，破坏性批驳是建设性批驳的前提，建设性批驳是破坏性批驳的目的，这两个方面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同等重要、相辅相成。毛泽东不仅批驳了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而且在批驳过程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破坏性批驳与建设性批驳的统筹兼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敌对势力企图瓦解社会主义的叵测居心仍然存在，各种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依然在场。为此，我们要充分借鉴毛泽东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一切错误思潮的挑战、消除一切错误思潮的侵蚀，不断用鲜活、丰富的中国实践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作者：陈玉斌，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