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强国与国家安全

——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江涌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1]挨打、挨饿、挨骂形象地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阶段的突出安全问题。昔日的落后贫穷不仅体现在生产力上，没有工业化，铁犁牛耕；也体现在生产关系上，缺乏组织化，一盘散沙。工业化与组织化是摆脱“落后挨打”同时也是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是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也是维护塑造国家安全的两大支柱。“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中国在工业化与组织化上每前进一步，克敌制胜的力量便提高一分，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自信心也就增进一级。欧洲离析、苏联解体、美国衰落启示我们，现代化强国只是国家安全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中国惟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建设成为“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一、现代化强国的生产力基础：工业化

近代西方之所以能超越东方、凌驾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重视自然科学，致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而产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能够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是现代化的核心。历史经验表明，美苏英法德日等现代化强国，无不以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强大的生产力作为经济基础。

挨打因为落后，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强大新式工业。工业是“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时指出：“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2]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就是没有强大工业，没有（历经成功的）工业化。日本原本与中国一样，处于封建的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近代以来，也成了欧美列强欺侮的对象。但是，日本在挨打后迅速觉醒，励精图治，明治维新，通过工业化走上了富强道路，也走上了对外侵略道路。尽管日本在工业化上与欧美乃至与苏联存在明显差距，与美苏较量存在劣势，居于下风（1939年诺门坎战役就是一个高下立判的检验），但是遥遥领先于旧中国，对付封建军阀式的国民党军队绰绰有余，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而后得寸进尺，侵占平津，侵占华北，试图侵占整个中国。

现代国防与现代工业紧密相关，“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3]而重（化）工业是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4]。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凭借自己的力量，是可以实现工业化的，德国与苏联的工业化历史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那样时间会更加漫长，道路会更加曲折，过程会更加艰辛。新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环伺中诞生，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伺机反扑，人民共和国基础薄弱，因此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只争朝夕，时不我待。

朝鲜战争爆发给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施以巨大的安全风险，同时客观上也给了新中国赋予无比的发展良机。毛泽东与党中央判断：“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5]历史证明了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准确判断和英明决策。抗美援朝与土地革命、镇反运动三大运动同时启动，即边抗、边稳、边建，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利用尖锐的对外的民族矛盾，顺利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土地革命，主要针对封建地主阶级；镇反运动，主要针对各种敌对破坏分子，负隅顽抗的阶级敌人。抓重点，带一般。国民经济恢复与现代化建设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势如破竹。

抗美援朝赢得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信任与尊重，自此，相应“利益”蜂拥而至。“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6]实际上，在抗美援朝期间，为便于战争急需，苏联在中国东北已经援建了几十个项目，这部分往往被忽视。1960年6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是以苏联为首的，苏联有四十多年的经验，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家都向它学习，它也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你们将去鞍山，鞍山钢铁厂就是苏联帮助我们建成的，苏联还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项目，有一百七十多项。”[7]一百七十多项，以重化工业为中心，从基础到国防再到民用，基本覆盖工业化主要领域。“我们的大企业是苏联帮助设计、安装的，这样做由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九年已经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们得到一些进步，现在要自力更生。”[8]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建，加上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消化吸收拓展创造，由此建成了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基础。

1952年2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9]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同中央警卫局部分指战员合影时指出：“三国时的孙权、刘备破曹操，万事俱备，就缺东风。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近代工业。有了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枪。我们要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10]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强调，“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11]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中国在重轨、大型型钢、无缝钢管等材料以及化学农药、机械设备等方面的自给率都有明显的提升，1957年机械设备的自给率已达到60%以上。[12]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经过抗美援朝和一五建设，奇迹般地拥有了工业化的基础与能力。

中国的工业化虽有波折但不断向前。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中国断了从苏东地区获得先进科技设备的门路。“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3]打破常规，即关上了一道门，却开了数扇窗。自强不息的中国人努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从东西方狭缝中谋得生路，通过官方、半官方、民间等多种渠道，从资本主义国家累计引进84项成套设备和技术，涵盖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领域，[14]确保中国工业化能够跟上世界先进水平。历史的轮盘转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神机妙手“小球推动大球”，如此有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破冰之旅。中美冰冻期甫一结束，迅即给中国外交（主要是与西方国家）带来了小阳春。1973年3月22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即著名的“四三方案”。“四三方案”包括化纤设备4套、石化设备3套、大化肥设备13套、烷基苯设备1套、大型电站设备3套、钢铁设备2套，合计共有26个项目，这是新中国继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的第二次集中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此后，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金额达到了51.4亿美元，参照黄金比价约合今天2200亿美元，使得中国工业化进而现代化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例如，13套化肥设备到70年代末相继建成投产，年产化肥过千万吨，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增产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中国工业化不仅体现在建成一批国营有骨干企业，还有数量更多、分布更广、影响更大更远的国营和集体的中小型企业。“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15]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经过几十年艰辛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今天的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工业中类，525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2021年11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功，实现了“富国强兵”的初步目标，新中国不仅从一片废墟中成功地站立起来，而且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障。

二、现代化强国的生产关系基础：组织化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连跟北京昌平一般大小的卢森堡、比利时也能将中国打翻在地，踏上一脚。除了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6]落后，不只是技术装备所代表的生产力落后，没有强大的新式工业，没有经过工业化锻炼，还有经济社会制度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落后，社会缺乏有效组织，国家一盘散沙，一袋土豆，就会任人欺凌摆布。“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17]“日本人口少，中国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够欺负我们，因为我们广大的人民没有很好的组织，至今也还组织得很不够。”[18]先醒先觉的中国人，曾经运用很多方式方法，起先是封建体制改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结果都归于失败；而后是资产阶级革命，北洋取代满清，国民党取代北洋，最终都无济于事，出了水坑又入泥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结束苦难、迎来辉煌，真正有了希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敢，人民群众中蕴藏无穷的智慧与力量，但是这个总体上呈一盘散沙的分散力量，需要不断地凝聚、团结、动员、组织，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最广大、最切实的利益，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照顾人民的利益，关心人民的冷暖。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9]在物质福利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使得人民群众自觉地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解放而奋斗、而牺牲。“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20]“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21]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打败了美蒋反动派，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更为突出的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时，敢于出兵朝鲜，与世界最强大国家及其集团（联合国军）展开英勇顽强的战斗，并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发表讲话：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22]2020年10月2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最后这句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主权是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最坚硬的外壳，尽管联合国宪章赋予所有成员国以独立平等的主权，但是在实际的资本主义丛林世界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有效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例如，同样陷入金融危机漩涡而遭遇国际债主追逼，1998年的俄罗斯可以断然中止外债偿还，引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等金融海啸；然而2010年冰岛等“欧猪五国”就没有这个实力，甚至一丁点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没有。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差不多被敌对势力合围了：美帝在中南半岛兴风作浪，苏修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不断骚扰，反攻大陆，尼赫鲁在西部边陲蠢蠢欲动，觊觎西藏。中国共产党“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主要做法是，将国内亿万人民更加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向一切反动敌对势力，做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该出手时就出手，举重若轻，错落有致，取得了各个战线的胜利。

新中国的组织动员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更有民族国家特色，即城市工业中的单位化与乡村农业中的集体化。新中国的工业化有力地促进城市化，一个大企业往往成就一座城市，如第二汽车制造厂与十堰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单位体制”。单位体制，是一类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是新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居民的基本身份。工人从进入企业之日就纳入了单位体制，拥有完全的就业保障，不存在失业和下岗，当时称为“铁饭碗”，这其实是毛泽东时代“工人”这个职业为人们所称羡的经济社会原因，而且工人同时也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单位“处于国家与个人的联结点上，既是国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代理者，又是把个人纳入集体之中、以规范和保护个人为己任的吸纳者和管制者”。[23]单位体制是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任何人只要被某个单位所吸纳，就意味着获得了持久的保障。单位不仅提供就业的机会和场所，而且也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养儿育女，以至法律保护，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24]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大家庭”，能给其成员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并形成单位内部调节矛盾的安抚、保护机制，以至建立凝聚人心的单位伦理、文化。如此，在这个结合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权威与准家长制的单位里，就比较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单位秩序，成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和保证。“许多人都认为单位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表现。现在，许多底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在基本生活、福利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特别怀念那个一切包下来的‘大锅饭’的时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25]

中国长期是个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民在中国总人口中、农村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小农思想在中国文化意识中、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都占有主体、主导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农业这个牛鼻子。党在不同时期于苏区、边区、解放区都有集体化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如在江西苏区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甘宁边区的变工队和扎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解放区都有互助组，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粮食生产，而且能够有效抵御各种灾荒、保障民众的生老病死，更能组织动员、参军参战、打击侵略者。“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26]新中国是农业、农民、农村占主体主导的经济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农业、农民、农村，农民是“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的理所当然的主要承担者。“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在农村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组织起来’实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27]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只是农业组织化的开始，是集体化的雏形。农业合作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展开。

城市工业中的单位化与乡村农业中的集体化，不仅有利于国家积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国防工业，而且把亿万人民充分地组织动员起来，众志成城，可赴汤蹈火，可排山倒海，任何觊觎中国的敌对势力都有所顾忌。新中国建立后，在积极推进工业化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进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这应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集中体现。今天，即便那些对前30年鸡蛋里挑骨头的学者，也不得不对单位化与集体化——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加以肯定，不经意成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经典范例。

三、现代化强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但非充要条件

当今世界，依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个适者生存的世界丛林中，要想不被人家欺负，自己得有相应的实力。1960年4月13日，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毛泽东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28]所以，中国要不断地努力发展自己，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更大变”[29]，参照目标是“超英赶美”，“使自己发展得像个样子”。新中国曾经不断被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一方面认定原子弹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30]因为“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另一方面又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31]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32]；和野狗打交道，得有打狗棍。“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3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亿万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终于建成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这是跨入现代化强国门槛的标配；新中国勒紧裤腰带搞出“两弹一星”，这是不再受别人随意欺负、讹诈的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

《道德经》有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置身丛林世界，强而有力，必须胜人。现代化强国建设一定得有一个参照系，新中国锚定了“超英赶美”，这个参照系既有现实也具历史意义。英国在全世界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曾经建立了近乎统治全球的“日不落帝国”；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自此西方列强便将无尽的屈辱和苦难施加给中国人民；新中国建立后至今，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始终没有消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现代化强国，二战后美国奉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欲将旧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努力扶蒋反共，积极搞和平演变，持续敌视社会主义中国，至今仍然实际控制中国台湾作为对付中国大陆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毛泽东认定，“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34]“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35]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与此同时，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秀，相较老欧洲，新大陆一度充满活力。毛泽东毕生关注美国，研究美国，并提倡学习美国，学习它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学习它务实的态度与崇尚科学的精神，学习它的政治设计中的联邦与地方分权，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提高中国政府管理效力与经济社会活力。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委托胡乔木撰写的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对美国给予高度评价，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苏联并称“民主世界的双璧”。建国后，在他撰写的经典文献《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还是有所体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36]1970年，他再次向斯诺指出，美国的体制中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中央是不行的。[37]正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以及“超过美国”的发展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38]中国人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美国的欺负太长太多，由此积压抑郁的怨气太多太长，唯有赶上并超过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现代化强国即美国，才可以长吐一口恶气，掰指头算上一算，中国能够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理由还真不少：“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39]从新民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及其所带领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有重要而鲜明的奋斗（革命或建设）目标，最高（大）目标往往又被分解成阶段（小）目标，制定并不断完善实施步骤和方法，这便是兼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目标导向管理。

但是，现代化强国不能保证常胜不败、长盛不衰，并不能充分保证国家安全。因为，柔弱可以战胜刚强，现代化强国（如美国）同样能够被打败，甚至不战而败（如前苏联）。1950年，朝鲜内战，美国介入，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钢（那个时代的实力标志）产量分别只有美国的1/28和1/100。在作战力量上，中国的海军空军才着手组建，尚无实战能力，陆军装备，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50多门（杂）炮，远不如美国。“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40]钢少气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取得了伟大胜利。1956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我们过去没有很多东西，只是小米加步枪，我们的敌人是飞机加大炮，但还是小米、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这是从古至今的一条基本原则：弱小而进步的战胜强大而落后的。”[41]1957年11月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发言：“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42]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着先鞭，率先踏入工业化门槛，实现国家现代化。但是，在现代化西方与前现代的非西方之间，剥削压迫不断，战争杀戮不断；现代化西方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实施资本积累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惨绝人寰。实际表明，现代化国家之间的争夺，没有最后赢家，所谓笑到最后的美国，也是在尸骨如山中发迹，而苏联的“强国梦”更是在血流成河中炼成。随后，东西方拉起铁幕，开启冷战，苏美在“核恐怖平衡”中，落入所谓“俢昔底德陷阱”，最终一死一伤。死者长已矣，伤者且偷生。现代化强国的苏联，在庞大且强大的武装力量毫发未伤的情形下，轰然解体，灰飞烟灭。现代化强国的美国却落下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社会两极分化、政治僵化极化、种族宗教矛盾尖锐化等累累伤痕，今天的诸多“美国病”都可以在冷战中找到病根。冷战结束，美国独步天下，但是911恐怖袭击，新经济泡沫破灭与次贷危机冲击，尤其是近年来与新兴崛起大国的迎头撞击，使美国在策略上陷入“越反越恐”、在战略上陷入“霸权衰落”的双重安全困境，每年因战争、枪杀、自杀、疫情等而死于非命的国民数以百万计，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是资本积累、是企业利润、是润滑人际关系的金钱，利润率递减、债台高筑、财源萎缩使得从最高统治集团到普罗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普遍陷入安全焦虑状况之中。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43]很显然，现代化强国（世界头号强国）不能始终一贯地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人民安全。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保中国长治久安

近代以来，西方反超东方的经验以及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都表明，中国必须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实现以工业化、组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成为现代化强国。但是，这个现代化强国既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应是国家安全的最坚实基础和最可靠保障。

现代化强国之“强”不仅在物质基础上、形式上，更在精神内涵上、政治上。经济基础上、技术装备上的强，是必备的、必须的，但是更多是外在的、形式的，思想意识上的强，政治上的强才是真正的强，实质的强。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强调：“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44]尽管美西方经济基础雄厚，军事实力过硬，科技装备领先，但是它们实行垄断资本统治，这是一种寄生的腐朽的制度，相较于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相较于欣欣向荣的亚非拉地区，恰恰是落后的。貌似强大的美西方为资本积累服务，脱离人民，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仅是落后的，而且还是反动的。毛泽东多次提出，对美帝国主义在战略上和整体上要轻视它，而在战术上和局部上则要重视它。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时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45]“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46]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彻底摆脱落后，做到全方位先进。也就是，要不断不懈努力奋斗，通过工业化与组织化彻底摆脱落后，做到全面先进，即在经济、技术与装备的先进的基础上，更有思想（如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政治（如社会主义制度）与组织（如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即从里到外、从形式到内容、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先进。

中国共产党将旧中国的一盘散沙变成新中国的钢铁长城。宗教能够将信众组织起来，进行宗教战争，一如欧洲历史上一波接一波的十字军东征，再如今天的极端宗教势力热衷恐怖主义，这些多半是和谐社会、和平世界建设的破坏力量；再有，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也能够将工人组织起来，但是，往往没有方向，如早期的英国工人运动（卢德运动）捣毁机器；没有远大志向，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等眼前利益；抑或被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所利用，参与对外侵略扩张，剥削压迫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或参与帝国主义之间为瓜分殖民地、原材料产地、产品销售市场的野蛮战争。

但是，来自无产阶级又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深刻细致的阶级分析，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为自己进而为整个人类整体利益而斗争的“最好的武器”。中国人民中蕴藏无穷的智慧与力量，但是这个“人力资源富矿”需要挖掘、开采、分拣、提炼，需要不断地凝聚、团结、动员、组织。中国共产党在时时处处关心人民冷暖、给予人民切实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启示人民，运用这个“最好的武器”武装人民，不断提高劳苦大众阶级觉悟（维护自身利益，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铸就一双双铁拳，形成一道道钢铁长城，从而具有强大的战无不胜的力量。“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7]

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新中国矢志不渝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新中国建立后，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48]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49]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同中央警卫局部分指战员合影时指出：“我们要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50]

中国的现代化强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人可亲”，不会耀武扬威，不会欺负别人，不会在世界称王称霸。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起草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其中这样写道：“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51]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特定内涵集中在“大强国”，更在“使人可亲”，而决不是可憎，面目可憎，行为可憎；也不是一般的“敬而远之”的“可敬”和“可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和贯彻正确义利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的政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对待周边和非洲这两个重要的传统外交主阵地，中国都是把“亲”摆在第一位。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元首、政党领袖、民间团体代表，从苏联专家、美国记者、英国退休将军、拉美革命人士、非洲留学生等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战略家、外交家给他们的深刻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可亲”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张名片”，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的鲜明特征，还应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的永恒标志。

历览古今，综观国际，强大而可亲的国家，稀罕得很！“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真正的强大是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强大而可亲关键在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有一种落后，是取得成绩之后，尤其是强大之后，骄傲自满。骄傲使人落后，落后又要挨打，是谓骄兵必败。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时说：“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就是到五十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52]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53]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二战后，苏联成为名副其实、与美国比肩的现代化强国，但是苏共及其领导人骄傲自满，逐渐脱离人民，背离社会主义原则，以“老子党”而不是“兄弟党”自居，不再平等待人，不再平等对待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热衷大国沙文主义，走上与美国争霸的道路，人称“社会帝国主义”。脱离人民最终会被人民所抛弃，背离社会主义原则最终会被世界潮流与历史趋势所抛弃，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苏联，在轰然崩塌之后，悄然埋进了故纸堆。中国初步经验与苏联沉痛教训表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与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国际主义，坚持大小、贫富国家一律平等，才能有效地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抵制和消除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才能团结世界范围内最广大的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帝反霸反强权的统一战线，实现和平与发展，实现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真诚地支援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54]

（作者：江涌，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1]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3]《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80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5]《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一九五○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392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9页。

[8]《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11]《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1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工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0页。

[13]《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41页。

[1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5]《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240页。

[16]《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40页。

[17]《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511页。

[18]《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19]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20]《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21]《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页。

[23]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66页。

[24]在毛泽东时代，单位几乎管理所有事，单位功能之齐全达到了极致。参见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小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5期。

[25]钱理群著《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册），台北市﹒联经2012年版，第164、165页。

[26]《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27]参见1952年6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的新规定》。

[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2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3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9页。

[3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页。

[32]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33]《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34]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35]《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3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2页。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第134页。

[37]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时的讲话，参[38]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页。

[39]《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40]《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24页。

[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7页。

[4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43]参见南北朝范晔《后汉书·黄琼传》。

[44]《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4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页。

[46]《和美国记者安那·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

[47]《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4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9]1955年10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页。

[5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5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52]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7页。

[54]参见《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这个发言是外交部精心准备的，得到毛泽东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