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以《实践论》为中心的考察

曾 荣

毛泽东的《实践论》撰写于全面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一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部经典著作的产生，既源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源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哲学的理解运用。延安时期，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系统翻阅了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并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和第四版、米丁主编《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艾思奇编《哲学选辑》时，留下大量有关列宁哲学思想的批注，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包括《实践论》在内的重要著作。可以说，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成功实践的理论总结及其关于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经典阐述，是毛泽东哲学和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实践论》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此后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时局为毛泽东系统研究和思考革命理论问题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实践论》即在此背景下撰写而成。1937年7月，《实践论》初步撰写完毕。作为一部经典理论作品，《实践论》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核心议题，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深入阐述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全文 12次提及列宁，4次直接征引列宁的原著，征引文献包括列宁所著《黑格尔 <逻辑学>一书摘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做什么？》，以及斯大林所著《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反映了毛泽东对列宁哲学思想的高度重视。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将《实践论》的基本内容编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并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讲稿 3章16节，共 61000多字。毛泽东在抗大授课历时3个多月，课程总时长达110多小时。在讲稿准备过程中，毛泽东“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在《实践论》撰写前后，毛泽东反复研读苏联哲学家米丁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并就“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问题写了大量批注，这些批注既是讲课的核心内容，也为撰写《实践论》作了“直接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第三章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中，译者沈志远直接征引了大量《列宁文集》中的原文，借以系统介绍列宁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的阐述，并指出列宁“在他许多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理解这种理论与实践底辩证的互相关系之必要性”。1937年7月，毛泽东撰写《实践论》之时，在反复研读该书后写下大量批注，包括：“实践是直接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正确的理论积极的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显然，这些批注与《实践论》的内容和表述颇为一致，由此反映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表明了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需要与现实经验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自觉和智慧。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入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对于认识具有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强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实践提到首要地位的理论特征。毛泽东在论证相关问题时常常征引列宁的经典论述来增进说明。比如，为论证“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征引了列宁所著《黑格尔<逻辑学 >一书摘要》中的原文，指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毛泽东称：“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这表明，列宁关于实践与认识的理论对毛泽东的相关思考具有重要影响，但毛泽东这些论述并不是对列宁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扎根于中国革命的现实沃土，其问题意识的根源和最终归宿是要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事实上，毛泽东撰写《实践论》的现实目的，就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他结合中国实际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运用，既促进了列宁主义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也推动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比如，他在充分理解和接受列宁关于“实践是真理”“认识论也是真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革命实践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与基本特征，揭示出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甚至脱离客观现实的错误本质，从理论高度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有力批判。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深刻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二、《实践论》完成后毛泽东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的一些批注及其内在意蕴

《实践论》写作完成后，毛泽东又反复研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哲学选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等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留下大量有关列宁哲学思想的批注。考察批注内容与《实践论》思想以及列宁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对列宁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李达所著《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首次印行后，又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之后三年中再版了三次。1938年3月16日，毛泽东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称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该书。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分析了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哲学笔记》等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著作，认为列宁通过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作了最后的解决”，既促进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更促进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由此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新的阶段”，即“列宁的阶段”。毛泽东多次研读《社会学大纲》，并且作了详细的批注。比如，他对该书关于认识过程两个方面的论述（即“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作了补充，称“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1939年 5月，毛泽东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该书收录了苏联哲学家米丁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关于“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的内容，其内容与沈志远的译本大致相同，其中征引了《列宁文集》关于“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有一般性底价值而且还有直接的现实性底意义”，以及“人和人类底实践是认识底客观性底标度证据”的论述。毛泽东非常重视《哲学选辑》中有关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内容，特别是列宁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的阐述。对于这些内容，毛泽东通过文字批注和读书符号的方式加以归纳、概括和阐发。尤其是在读到列宁关于只有在实践中人们才能“把握住这一客观的真理”的内容时，毛泽东以下划线（包括单直线、双直线、波浪线）和画着重号的方式加以重点标明，并在批注中强调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关于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论述，与《实践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有着重要关联，这也反映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严密逻辑。

继翻阅 1936年 6月出版的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后，毛泽东又于 1941年阅读了该书第四版。该书第二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对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关于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的相关论述作了深入阐述，称“只有辩证法，只有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才是彻底承认人类认识的客观真理性的唯一条件”。该书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还引用列宁关于马克思“天才的假设”其实是“对于历史的及社会的诸问题的严格的科学态度”的观点，借以阐述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起指导作用，进而强调“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时，对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作了大量批注，指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而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深刻指出“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显然，上述批注与《实践论》文本内容以及列宁主义理论之间有着重要关联，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实践论》的思想内涵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及实践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仅对俄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此语表达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影响。在《实践论》撰写前后，毛泽东广泛阅读了列宁的论著及相关书籍，在此基础上，他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列宁主义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了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围绕“革命”这一话题，通过征引列宁的语句，深入阐述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强调其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通过对革命理论重要性的深刻阐述，旨在说明理论应当联系实际，借以实现“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为此，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期间，曾反复阅读苏联哲学家米丁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该书阐述了列宁关于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列宁根据革命理论与实践“不可分裂”的关系，系统阐发了“辩证法底实质”，并将辩证法的原则“应用到劳工社会斗争底各个重要阶段底分析上去”，声称这对于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对此，毛泽东在批注中称：“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对中国革命也应如此”。可以说，毛泽东的批注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诠释了中国革命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话语构建的实践路径。

1939年 5月，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中“列宁在认识论上指明了我们的哲学是党的，指明了我们的哲学之能动的革命的性质”等语句时，在批注中强调“党的，即谓是革命行动的”。这一批注与其在《实践论》中直接引用的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等观点，可谓异曲同工。而在阅读该书关于列宁提出“社会主义的变革”理论，即“革命的下一个环”时，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因现实需要“有时以与资产阶级联合，但同时进行独立的宣传组织工作为利益。有时以与资产阶级决裂，以便独立进行斗争为利益”，则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构建历程中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的创新与发展。

1941年，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时，写下约 1200字的批注。该书第六章引用了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强调“只有把辩证法作为认识理论的伊里奇的解释，保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能动的、革命的实践之性质，不把它作为信条，而使它成为认识与行动的指针”，借以阐述革命理论既来源于革命实践又对革命实践起指导作用，进而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阅读该章第七节关于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时，多次批注：“理论与实际联系，普遍与个别联系”；“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中国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在阅读第八节一段关于实践和认识关系的论述时，毛泽东批注：“我们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属性问题、军事问题（认识）的发展，由于实践的发展”；“由实践到理论”，“又由实践到高级的理论”。这些批注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清醒意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逻辑。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表达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观点。在《实践论》撰写前后，毛泽东广泛搜集、系统翻阅和批注了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并根据中国革命需要与现实经验逐步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和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这反映了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逻辑，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特性。

作者：曾荣，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