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构想

李珍

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为实现这个历史使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作出了艰辛探索，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具体途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历程，就是围绕着推进、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而展开的。今天，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门槛上，回顾老一辈革命家为这个伟大战略的提出、完善所作的历史贡献，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及其基本内涵

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根源。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改变这种状况，通过民主革命，为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扫清障碍。这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历史原由和逻辑起点。它使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首先需要的是一场深刻、彻底的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1940年，毛泽东在系统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明确指出，承担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重担的中国共产党，其多年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里，共产党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个认识，揭示了民主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内在关联，同时也大致勾勒了未来新国家的建设目标，事实上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纲领。

后来，在《论联合政府》等文献中，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了更具体的构想，提出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在后来稍有改变，被表述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些对新中国建设的理论构想，使他提出的现代化纲领进一步具体、明晰了。

独立、统一、富强，都需要以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作保障。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尚未真正开始。所以，在社会制度变革这个前提已经具备的条件下，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体现为实现工业化这个核心任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说，没有现代化，没有技术条件，我们“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抗战胜利前夕，他向全党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员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消灭在工业化问题上的落后面貌，“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这个要求，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基本认识，指出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在党的七大及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国家总体战略高度，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建设目标。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目标、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在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只能经由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中国革命“两步走”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因而，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1949年2月，他在会见米高扬时提出，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党的任务就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总体要求，也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途径的公开宣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曾经有过“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等提法，但基本内涵并没有变化。1964年，他在修改周恩来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提出了“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奋斗目标。这是党的文献中，较早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强国”并提的表述。

那么，毛泽东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包括哪些基本要求?在周恩来的报告中，“四个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完整表述。这个表述，集中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理解。它的逐步完善、明确，也与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深化直接相关。

按照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工业化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近代工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东风”，是一切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有了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枪”，所以，“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可见，他对工业化重要地位特别关注。但是，他又从未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强国的全部内容。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我国人民应当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现代化强国是一个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综合性目标。那么，这个综合性目标包括哪几个方面?1953年底，经毛泽东审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对现代化是这样概括的:“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几个月以后，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这是党的文献中首次正式出现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表述。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了新的认识。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概括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提法，包括了经济和文化两大方面内容，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反映了毛泽东始终坚持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角度看待现代化问题的视角，是对现代化概念较全面的概括。1959年1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又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从而形成了更为接近今天人们熟知的“四个现代化”概念的表述。

“四个现代化”基本框架确定以后，为了突出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其内容又经过了一些调整。1962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将“四化”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出未来十年的工作设想实现后，“我国将能够奠定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巩固基础”。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认识，将“四化”顺序加以调整，改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四者之间的关系更能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1964年，他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任务。从此，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为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总目标与总方向。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实现这个长远的战略目标，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完成什么样的阶段性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对此作出了宏观规划，提出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两步走的战略构想。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与基本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直接对应起来，提出，“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建设成为”的提法，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在这个阶段之后，还要有更高水平建设目标的认识。只是限于主客观条件，当时还无法对这个目标作出明确描述而已。

1954年，在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作了更集中、深入的思考，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两步走”战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他就宪法草案向会议作说明时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可见，在毛泽东的设想中，是分别用十五年、五十年时间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这个设想虽然没有写入宪法中，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中，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党中央后来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都是从这个设想出发的。

后来几年中，毛泽东又多次讲到这个“两步走”的设想，同时在实现第二步走的时间上有所改变。比如，他在1955年10月的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六次全会上，把这个时间延长到“五十年到七十五年”，提出在“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他又提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1956年，他在为八大起草的开幕词中，对实现第二步走战略算了更具体的一笔“账”:“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计算，那时将有七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后，他把这个时间再次后移，提出了“一百多年”的估计。1961年，他在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两步走”实现的时间，是随着对国民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越来越趋近于客观实际了。

关于“两步走”分别要实现的阶段性目标，毛泽东和党中央也作出了理论规划。第一步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实现第二步战略任务打好基础。当这个目标完成时，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建成，工业化初步实现，“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我国的面貌、我国的经济情况就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自己的强大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现代化国防工业，将有自己制造的大量的汽车、飞机、火车头、轮船和农业机器，将有更好的更发展的轻工业和现代化的运输业，以及现代化的农业，我国将有比现在高得多的技术水平。到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将更加强大而繁荣，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都将比今天大为提高”。

第二步是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毛泽东多次表示，经过长期努力赶上和超过西方大国，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十五年打基础，一百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制定的“两步走”蓝图。

但是，如何使这个蓝图变成现实，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加深，毛泽东对“两步走”战略又做了进一步调整。

调整之一，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直接联系起来。1960年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李富春的汇报，毛泽东提出，八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可以考虑，内部要讲”。会议提出，八年建设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可见，基本实现“四化”与“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大致相应。那么，实现“四化”是否就等同于“两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毛泽东当时没有提及。

1963年夏天，毛泽东在谈到工业发展方针时，首次将“社会主义强国”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直接对应起来。他提出，把1963年到1965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用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建议，是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向全党正式提出的“四化”建设战略的雏形。

调整之二，是把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时间，定在20世纪末。同时，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目标，改为“走到世界前列”。20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同样来源于毛泽东上述关于工业发展方针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到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这个表述，已经与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四化”建设战略基本一致了。

这个时间调整，看似把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时间缩短了，但由于把建设目标由“赶超美国”改成了“世界前列”，这就大大增加了其可行性、科学性。对此，邓小平当时曾说:“经过四十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怎么解释?就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工业强国之一，而不是赶过所有国家。说赶过所有国家，现在没有把握，因为基础不同，而且人家也在前进。当然，成为世界几大强国之一，可能不一定要用四十年。”

调整之后的“两步走”战略，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反映了党中央对前一时期经济建设过急过快的深刻反思，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它成为后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规划，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二大、十三大提出“两步走”、“三步走”战略，都是在这个框架下提出的。

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赶超战略及其依据

“两步走”的战略设想，把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压缩到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完成，因而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这个战略提出及实施的依据，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全新建设方式与速度。经典作家关于“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的论述，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空前高速度发展，为社会主义中国“相当快”地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因而，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毛泽东就自信地预言，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由于中国人民高涨的建设热情，以及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国家建设的规划，都体现了“快”的要求。但是，这个“快”又不是盲目的“快”，而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与客观实际的科学把握基础之上。

关于用15年左右时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他又提出，在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15年实现工业化的估计，主要依据的是苏联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就完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认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而且，我们有坚固的工农联盟，有丰富的资源，还有苏联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并得到了苏联的装备和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这些都是我们在大致相同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15年的目标提出来了，各项建设事业也按此规划全面展开。但毛泽东却不十分放心。他对于中国国情和工业化的诸多困难十分清醒，因而对于这个估计非常谨慎。他说，我国经济很落后，工业比重非常低，按照苏联百分之七十工业比重才算工业化的经验，我们还差得很远。所以，这个时间不能急于公布。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完成，毛泽东对我们可以“少走弯路”有了更多自信，才提出了“走新的道路”可能“比苏联那样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些”的认识。这个时期，我国的赶超战略主要体现为对苏联建设经验的学习与参照。

关于钢产量“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口号。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宣布中国将在15年后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口号，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有观点认为，这是毛泽东受赫鲁晓夫刺激，不顾现实国情，开始急躁冒进的表现。事实上，从这个口号本身来看，它是毛泽东有理有据地“算”出来的，而且提出时也征得了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同意，绝非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先后会见了波兰、英国、法国、印度等国共产党领袖。谈话间，毛泽东询问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钢产量。在得知英国15年后的钢产量将达到三千万吨之后，他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高兰算了一笔账:“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按照这个增长速度，15年超过英国，不仅可能，还是留有余地的说法。那么，这个每五年“翻一番”的账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从当时已经党中央通过的文件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1956年，周恩来在八大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我国的钢产量计划达到“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这个数字与毛泽东的“账”是一致的。至于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钢产量，也可以在1956年底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找到依据。《纲要》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钢铁年产量将增长十几倍。”“十几倍”的提法，与毛泽东所算的“账”也是对应的。可见，15年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是按照当时的既定规划，完全能达到的自然结果。只不过中央没有把这个结果与“赶超英国”直接对应起来而已。

努力提高钢铁产量，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建设的赶超目标，力争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采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赶超，却必须符合客观条件和发展规律的要求。在落实这个口号过程中，由于“左”的倾向不断发展，“15年超过英国”被陆续出现的超高指标、超高速度所取代，我国经济建设远远脱离了客观实际，也违背了毛泽东提出“多快好省”的初衷，最终酿成了严重后果，使这个响亮口号失去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关于一百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前所述，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最早的估计是用50年左右时间。后来，他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又先后提出了“五十到一百年”和“一百多年”的认识。1962年，经过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个未知的“必然王国”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就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作出了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认为，这个时间的后半段，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至关重要:“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从“五十到一百年”的笼统估计，到没有一百多年“不行”，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一百年”的判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赶超速度、规律的科学把握，对于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谋篇布局，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这个变化的根据，一方面固然在于对过去几年经济建设过急过快所带来的严重挫折的反思，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深刻认识。建设与革命一样，要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接近客观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为犯错误、走弯路留出时间，为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留出时间，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度建立在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体现了“稳”与“快”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各方面事业综合推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时代发展，现代化概念本身也会而不断拓展其内涵与外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继续追赶、超越中不断前进，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们对现代化标准、水平的理解，也在随之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奋斗目标的具体要求虽然不同于毛泽东的设想，但从其制度基础、基本特点及实现途径、方式来看，又无疑是毛泽东的科学设想在新时代的继续与发展。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建设目标途径的深刻洞察与科学把握，都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