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后两三个月里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毛泽东感慨万千：“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大的力气。”

　　此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任务极为迫切：对内要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尽力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要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要争取同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后的两三个月里，全神贯注的就是这些伟大而艰苦的工作。

　　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毛泽东就开始规划向全国进军的路线：一野、二野向西进军，解放四川、贵州、西康;四野渡江后，占领两湖，10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11月或12月解放广东和广西。针对桂系狡猾善跑的特点，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指示四野“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

　　四野和二野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9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11月，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挥师入桂。至12月14日，广西全境宣告解放。

　　蒋介石试图在西南站稳脚跟，然后卷土重来，因此解放西南已变得刻不容缓，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西南防线的后侧，而一野作出大举入川的姿态，有意吸引胡宗南部主力。11月1日，二野第五、第三兵团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解放贵阳，占领遵义，四川境内之敌已无路可逃。刘伯承、邓小平等向中央请示，乘胜解放和占领重庆。11月28日，毛泽东复电同意。11月30日，二野主力部队解放重庆。接着，卢汉、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和西康两省和平解放。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12月27日，成都解放。

　　至此，正如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毛泽东对西藏问题已有明确的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同时指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国民党留给共产党的是一副烂摊子。农业减产，工业倒闭，交通堵塞，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新生的政权面临强大的经济压力，流言纷起，一些人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扬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就能将共产党挤出大城市。

　　毛泽东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狠狠打击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不法行为。11月25日，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的粮食、棉纱和煤炭，在京、津、沪等大城市敞开抛售，使暴涨的物价顿时下跌。

　　新政甫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财政预算。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就财政预算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各项财政费用中，军费是大头，这种局面应该得以改善。他说：“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多了。‘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生产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他还提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为此，毛泽东专门指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这样“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毛泽东对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尤为关注。鞍钢恢复生产后，他派李富春前去祝贺，代表中共中央给鞍钢赠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毛泽东出访苏联时，东北工业部被特准派了多人随行。毛泽东访苏归来经过沈阳，就东北工业的发展专门作了报告。

　　出访苏联拜会斯大林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毛泽东访苏要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处理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毛泽东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谈，并提出敏感的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1945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但他又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

　　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苏联给予中国贷款;解放台湾缺少海军、空军，希望得到苏联援助的问题。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给予中国贷款，但婉拒援助海军空军。他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第二次会谈24日举行，时间长达5个半小时，气氛融洽，可斯大林就是避而不谈中苏条约。毛泽东有意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毛泽东让周恩来来，是要具体处理签订新的条约及一些协定的技术性问题，而斯大林予以否定，显然还是不愿另订新的中苏条约。

　　从这天开始，斯大林虽是每天都来电话询问毛泽东生活，可就是不见毛泽东。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这天，陪同的苏方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和苏联翻译费德林前来看望。毛泽东气冲冲地说：“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毛泽东有意通过他们，向斯大林传递他对不签订新约的不满。

　　事有凑巧，这时，缅甸、印度等国都想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周恩来，让将这一消息“公开发表”，以此刺激斯大林。加之媒体已有很长时间不见毛泽东的消息，揣测斯大林已把毛泽东软禁了起来。斯大林为了辟谣，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代毛泽东起草了份答塔斯社记者问，主要回答访苏的日程问题，其中就有：“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斯大林终于让步，同意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1950年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以十分欣喜的心情，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斯大林同志已同意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为毛岸英操办婚事

　　开国大典后半个月，也就是10月15日。毛泽东为长子毛岸英与刘思齐举办婚礼。

　　婚礼在中南海举办，那天没有轿车迎送，更没有收受任何人的一分钱、一份礼。唯一的例外，是毛泽东送了一件自己所穿的大衣给岸英。新房就是机关宿舍里的普通房间。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岸英和思齐说：“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

　　岸英和思齐经过商量，给父亲列出了一张名单，其中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陈瑾昆等。看了这张名单，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要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要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要简办，我完全赞同，就要改一改旧习嘛。”

　　这天，岸英穿着日常工作时的服装，思齐也没有浓妆艳抹，只是脚上所穿方口布鞋，是刚刚新买的。这就是共和国主席长子的婚礼，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仅寒碜，而且不可思议，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接待湖南来京亲友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后，已与家乡的亲友暌违数十年。开国大典后，最早与毛泽东相见的是堂弟毛泽连和堂表弟李轲。毛泽连比毛泽东小20岁，两人虽是堂兄弟，可却亲如同胞所生。他俩关系亲密非同一般，还有着更深的原因。毛泽连家人口多，生活难以为继。毛泽东的母亲见此，便将毛泽连的大姐毛泽建接来做女儿。毛泽东待毛泽建如亲妹妹，带她到省城读书，后又将她带上革命的道路。1928年5月，毛泽建被捕。敌人知她是“毛泽东之妹”，更是用尽酷刑。次年8月，被敌人杀害，年仅24岁。

　　随毛泽连一同进京的李轲，又名李祝华，是毛泽东的堂表弟。他家虽距韶山冲有10里路，可两家常有往来。毛泽东的伯祖父毛恩农生有一女，嫁与李家，她就是李轲的母亲。李轲的母亲，待少年毛泽东很好，毛泽东也总是亲切地称她为姑妈。少年毛泽东只要有空，就要去看望这位姑妈，姑侄关系亲密、融洽。

　　毛泽连千里迢迢进京，除了要见主席三哥，还想在北京治疗几近失明的眼睛。此时的毛泽东特别繁忙，还是尽量挤出时间，和泽连、李轲在一起。他让毛岸英和傅连暲陪着毛泽连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眼睛。毛泽连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右眼恢复了一些功能。李轲也在医院做了痔疮切除手术，双双出院。转眼到了11月，北京已有瑟瑟凉意。他们来时也没带棉衣，再说离家这么长时间，也开始思念家乡了。他们提出回家，毛泽东没有挽留。临行那天，毛泽东送给他们皮箱、衣服和一些钱。

　　湖南和平解放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给毛泽东去信，告诉他，杨老夫人健在，并询问外甥岸英、岸青及女儿杨展的近况。毛泽东得知岳母健在，甚感欣慰，当即回信告知岸英、岸青的近况，并说岸英“很想看外祖母”。同时告诉杨开智，他的女儿杨展“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杨家亲人的生活，尤其是岳母的身体，时时牵挂着毛泽东的心，他多想回趟湖南，看看家乡，访访亲友。可国事政事，使他根本脱不开身。所以，他准备让岸英代表自己回趟家乡，以了却自己的心愿。

　　就在这时，杨开智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知道这是旧的思想观念在作怪，亲友中这种东西万万不能滋长蔓延。10月9日，他致电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这个“另电”则是给杨开智的，电文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杨开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他谋个“位置”的想法也是一念之间。他接受省委的分配，在省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他兢兢业业，在专业方面颇有建树，多次去北京开会。毛泽东也多次见他，鼓励他：“积极努力，表现成绩。”他们之间常有书信来往。1976年夏，已在病危中的毛泽东，看到工作人员送来杨开智的近照时，当即让打电话见面。只是医务人员考虑到毛泽东的病况，让留待病情好转再见面。没承想，毛泽东沉疴不起，他们再也不能相见，这成为杨开智一生的最大遗憾。

　　(选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