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

梁衡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说：“我要能再活10年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容斋随笔》是他去世前读的最后一部书。

　　题记：今年(指2013年，引者注)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是伟人，是政治领袖，也是文章大家。从来的纪念都是对历史的盘点和对未来的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积累下不少问题，在文风方面更是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以史为镜，这也是正常思维，正常逻辑。毛泽东说过：“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所以，重提毛泽东的文风，研究它、学习它，实际上是对现实中某些不良文风的批评和对良好文风的呼唤。

上篇

　　毛泽东的文风正如他的事业，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抽取某几个侧面。从今天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文风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可以从其文章的气势、思想、知识和语言来认识和领会。

　　第一个特点是有气势，即有革命家的气势——“理直气壮，舍我其谁”。

　　领袖是什么?是领头羊，是旗手，是灯塔，是大丈夫。当领袖先得有一种“丈夫立世，独对八荒”的英雄气概。凡是读过毛泽东文章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那种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的气势。请看他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真是气贯长虹，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这一段文字由周恩来手书，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两个伟人的作品，文章、书法都可谓中国最大的一块“双绝碑”。这种气势在他一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这是由其理想、意志、学识和性格决定的。他最早的上小学时写的一首诗《咏青蛙》就气度不凡：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他在青年时期办《湘江评论》，面对风雨如磐的黑暗世界就喊出：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讲: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在革命取得胜利时，他讲：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的一生绝不服软，绝不示弱，他的文章和讲话始终充满硬气、正气和王者之气。

　　第二个特点是有思想，即有思想家的高度——“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领袖是什么?是思想家，他要用他的思想来统一队伍，率领民众改造世界。人们读领导人的文章不是读小说，也不是来听他说空话，是要获得思想，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思想”这个称法之所以得到认同，是因为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思想，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解渴。毛泽东文章中的思想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的战略思想。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战略;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政权之初的反贪廉政;还有一系列的建党、建军思想。

　　二是具体的思想。他在谈每一个具体的、个性的问题时，总能归纳出本质的、共性的哲理。这就是领袖，政治领袖，思想领袖。所以他的文章总是那样耐读，有味，并让人永远地记住。他在《重庆谈判》一文中讲当时的军事形势说：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在许多地方被人引用。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到苏联访问，在一场临时的接见中讲出这样的至理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叫“理从事出，片言成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成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他文章的魅力。

　　综上可知，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经到了那一步，随便说出便有思想含量。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即有学者式的积累——用典丰富，文库史海，随手拈来。

　　领袖又应该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他文章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明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宏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要做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都很幽默。

　　毛泽东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出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第四个特点是个性的语言，即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典雅、通俗、幽默。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首先要会说话。因为你要表达，要动员。古今中外甚至有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当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没有一个哑巴能当领袖。语言是领袖的第一工具，是美人的一张脸。典雅、通俗、幽默，这三点能做到一点亦不容易，但毛泽东三者皆备，而且是完美地结合。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我看到“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词，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我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泽东的文章的，开始并不为学政治，是为欣赏语言，读文学。

　　我们先看毛泽东文章典雅的一面。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祭黄帝陵》的开头有这样几句：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

　　再看他通俗的一面。他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再看他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一文中的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

　　再看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段通俗、典雅并重，严肃、大气的文字：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而最难的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就是用轻松漂亮的姿态完成高难动作，如足球的倒勾射门，篮球的背投。政论文中的幽默就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清艰深的政治道理。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毛泽东的文章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下篇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有什么秘诀吗?其实，不是什么秘诀，是规律，是大白话。如果好算是秘诀的话，主要有三条：一是多读书;二是不脱离实践;三是不偷懒，亲自写。

　　第一个原因是多读书。

　　毛泽东读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读得多。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拿破仑到马克思，什么都读。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二是读书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找不到书，他派人到敌占区买。那时八路军驻西安、武汉、重庆等办事处，都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延安买书。解放后他出差，随身的行李首先是一个大的木头书箱。他的住处名“菊香书屋”，藏书9万册。他睡一个大木床，有半个床堆满书，就这样常年伴书而眠。而且为了方便看书，有两个床腿还垫高一拳头，床面左右倾斜。晚年，他患眼疾近乎失明，就专从北大请一个教师来给他读书。他在延安时说过：“我要能再活10年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他去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醒过来就看书。最后一次阅读是去世前7小时。

　　三是认真读，研究，辨析，写了大量笔记、批注。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是不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导者是不合格的领袖。毛泽东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仅《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第二个原因是不脱离革命实践。

　　他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写照。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泽东的文章中几乎都写到了。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从建党到建国，他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最波澜壮阔的时期。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马恩那样是纯理论，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样还不脱文人相，他深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又与工农更密切地接触。这既丰富了他的思想，也丰富了他的语言。

　　第三个原因是亲自动手。

　　不管什么样的天才，读了多少书，经历了多少活动，你要转化为文章，还是得亲自去写，多写，常写，熟能生巧，逐渐掌握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亲自动手。他在1948年草拟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他用笔杆子打天下，写公文、论文、新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现在，西柏坡纪念馆将这些电报装饰成一个大走廊，是一个很壮观的时光隧道，我们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个岁月。读书、革命、写作这是毛泽东三位一体的人生。

　　近年来，我们党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改文风的要求，提倡“短、实、新”，去除“假、大、空”。其实，在此方面，今天的领导干部可以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要学做文，先学做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现在的问题是假风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且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复好传统，先破这个“假”字。习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现在，干部队伍中作秀风气很盛。没有学问，装学问，让秘书查典故写稿子，讲话背稿子，急着在报上发文章，出书，写传记，编日记，图虚名。这样何谈写文章，更不可能写出毛泽东式的文章。毛泽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从不作秀，不装，不假。他在八大开幕词中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获得一致好评和热烈的掌声。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说这不是我的话，是一个年轻人，我的秘书田家英写的稿。

　　第二条是去读书。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首先应是一个读书人。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乏一些干部本来没有读多少书，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干部或高级干部，到了领导岗位上也不知道赶快去读书补补课，自以为学问也同步见长。还是腹中空空，拿什么来写大文章?读书是获得精神营养，就像吃饭一样，别人不能代替。读书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为政的一部分。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

　　第三条是亲自动手。如毛泽东要求的不要秘书代劳。特别是署名文章一定要自己写。如果不会写就不要写。现在问题是不少干部，不写文章，却争署名，要留名。抢着发文章，争版面，托人送稿子，拼书出。朱镕基出版他的讲话实录时特别声明：秘书代写的一篇不收。

　　当然还有许多，但能先从这三条做起，就很不容易了，就会大有起色。

　　民族复兴离不开文风复兴。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政而发于文，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民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而且是从根子上出了大问题，就像我们看到远处的树林里冒出青烟时，那片林子已经着火了。

　　我们历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现在，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要复兴好的文风，好风凭借力，再用这好风去推动社会改革。

　　文风是党风、政风的表现，但它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影响党风、政风。所以政治改革必先改文风。那么，如何实现文风复兴?关键是两条，一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领导带头。中央要刹吃喝风，立即就刹住了。说明并不难，但要真抓，还要上面带头。比如当年毛泽东就真抓。说“党八股”是又长又臭的裹脚布，是个瘪三，瘦得难看。多次下发文件，要领导干部亲自写公文，痛批坏文章，毫不留情面。

　　有一次，他看了一些会议文件，不满意，大怒。他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这样严厉地要求下，对坏文风可以说是“露头就打”，未能有太大的泛滥。而现在坏文风已是沧海横流了，如果毛泽东在世还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现在必须认真对待，就是拿出百倍的力气，也许才能收十分之一的效果。对此，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