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高长武

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国情，并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8]的论断，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经济建设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则是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1]。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应用、创新与发展，并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目前学术界关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历程和理论贡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关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历程和理论贡献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甚至还存在一些有意回避、刻意贬低的错误观点。实际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积极探索，而且取得了一些难能可贵的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形成具有奠基之功。

认真梳理其探索历程、总结其理论贡献，对于我们排除错误观点的干扰，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并围绕这一构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举措，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任务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但这并没有影响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

上世纪30年代初，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针对“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根据地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办军事，也应该会办经济。[2]“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3]实际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虽然面临着繁重的军事斗争任务，但我们党始终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不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探索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创造性地形成了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推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怎样实现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长期实践和思考总结，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构想：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4]。这一构想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逐步推动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围绕这一思想，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策，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总起来说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几类经济形态，其中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一开始会较少，但它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是起决定作用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是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基础[5]；

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6]；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7]；

要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欢迎外国投资，发展对外贸易，主张由封建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是错误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现代工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比较快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任务的基础上，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经过酝酿，1952年底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这一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常被人们称为“一体两翼”：一体指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主体，两翼指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两翼”为“一体”服务。

总路线明确指出工业化的主体地位，这凸显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表明了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是“空过渡”也不是“穷过渡”，而且随着1953 年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的执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真正开启了。同时，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据统治地位。这标志着我国几千年以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起来。

虽然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比较短促，在实践中也没有充分展开，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思想也没能得到充分实践，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但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国家，通过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提出并践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继而在国家经济建设问题上，没有仿效苏联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做法，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同时避免了剧烈的社会震荡，这的确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和壮举。

所有这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此后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二、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独立地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并取得初步成果

1956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党及时把工作重心向建设社会主义上转移，但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地发展失衡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在实践中边探索边前进。

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国情，并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8]的论断，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经济建设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则是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9]，多次集中学习和研讨《苏联社会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观点，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归纳起来，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矛盾。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基本矛盾的判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时期党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索的主要理论成果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经济发展上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又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矛盾，矛盾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也“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0]；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要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必须用专政的、强制的方法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应该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11]；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2]。

这些认识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了，强调了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矛盾、其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别是什么以及怎样处理这些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指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优越性，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呢？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认识，择其要者有：

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与内地，经济与国防，国家与集体、个人，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革命与反革命，是与非，中国与外国等十大关系，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增产节约，勤俭建国；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既要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又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但是学习外国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在国民经济的布局中，工业是主导，农业是基础，农业支援工业，工业反哺农业；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要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能操之过急、失衡畸形；

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发展成果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13]鼓励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4]；

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管理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对企业“党和政府不是不管”，而“是怎样管的问题。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15]

经济体制方面，应该坚持“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16]

这些认识有的至今仍然为我们所沿用，有的虽然存在历史局限，但却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其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商品、商品生产、商品经济本身有无阶级属性？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否存在、是否发挥作用？该怎样认识和对待它们？针对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形成了难能可贵的认识成果，主要包括：

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过早废除，“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7]；

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形式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只限于生活资料，有些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

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8]，在分配问题上要“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9]；

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我们的国家逐步富强起来，“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0]。

这些认识成果中，有的还存在比较明显的时代印记和认识局限，还只是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仅仅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可以暂时利用的工具来看，对其本质属性还没有看清楚，但是这些认识相比于《苏联社会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观点，已经有了不少创新和突破，而这些创新和突破也成为之后我们党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认识基础；还有一些认识成果，如分配问题上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一直为我们党所沿用并不断深化，成为党始终坚持的重要政策取向，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等提供了基本思想遵循。

三、正确认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历程及其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深刻总结并正确认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历程及其贡献，对于反驳那些认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懂经济的错误观点，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提出过程，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程的前后相继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历程及其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表明，他们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有一套，而且在经济上也有一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虽然历经艰辛，但最终取得了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累累硕果。

从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推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构想并付诸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赎买政策和平地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到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就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等问题形成一些新的认识，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所有这些探索和贡献，对那些认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懂经济的错误观点都是最有力的驳斥。当然，这其间的探索也有过曲折和错误，但每一步都凝结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心血和汗水，态度是夙夜在公的，脚步是扎实向前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其探索历程和重大贡献将永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册。

第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历程及其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改革开放后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探索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和经验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经过长期探索，最终提出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这一成就的取得，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接续探索的结果，其中尤其不能忘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奠基之功。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推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构想并付诸实践，保障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在努力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认识和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础上，已经触及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来推动生产力及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巩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关键问题，也已经初步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把框子划死了”[21]的弊端和缺点，并进而取得了可贵的认识成果，但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并未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能形成系统深刻的稳定认识，而是在正确探索与错误探索间交互更替，曾一度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搞“大跃进”，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搞“一大二公”、刮“共产风”，错误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这些错误没能得到系统纠正等等。

即便如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不懈探索是不能抹煞的，无论是正确的探索及其经验，还是错误的探索及其教训，都需要加以总结，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指出的：“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2]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的基础上，总结和借鉴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正确认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历程及其取得的成果，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程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正确看待这二者的关系，科学回答这一问题，是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这两个历史时期是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既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他特别强调，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23]

因此，在看待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地、辩证地、联系地、发展地而不是抽象地、机械地、割裂地、静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探索的不同点，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取得的光辉成就，坦率承认改革开放前的探索所走的弯路和认识局限，也要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探索的共同点，看到二者前后相续、因果相连的辩证统一关系，看到改革开放前的探索所起到的基础性奠基性的作用。

关于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的共同点和相互联系，不再赘述，但有两个关键点是特别需要指出的：

其一，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本质上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并将认识成果运用于具体实践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过程。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的生命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理论之学，更是实践之学。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推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通过赎买政策和平地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等创举，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有机结合的产物。实践证明，每当二者结合得好，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进展顺利，反之，则进程受阻甚至遭受挫折。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是一篇大文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肯定还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做好这篇大文章，与时俱进，及时总结，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其二，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都始终注意既研究生产、价格、消费、市场、商品、货币、金融等西方经济学也普遍关注的一般的经济问题，同时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注意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分析产生各种经济现象的制度因素，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而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根本区别。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过程中，面对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发展经济的“药方”，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根本，并不断根据实践进展，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简言之，我们应该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必须牢记和坚守。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相融的，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2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和形成，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征程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和辉煌成就，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向了新境界新高度，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有必要回望来时的路，回顾和铭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认真总结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始直到今天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艰辛历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行稳而致远。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页。

[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6页。

[7]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679页。

[8]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98年内部编印，第26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

[15]刘少奇：《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行》，《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16]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5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0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2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0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13—114页。

[2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5页。

（高长武，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