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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毛泽东爱读书

少年毛泽东爱读书

红笔杆

中红网湖南韶山2018年5月21日电(红笔杆)毛泽东在韶山度过了17年美好时光。他8岁启蒙识字,一本本书籍,无论《诗经》、《论语》,还是《水浒》、《三国》,为他打开了一扇扇认识世界的窗口,一本《盛世危言》更是激起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无限忧思。他在家乡读了6年书,换了6处私塾。无论是家乡饱读诗书的秀才,还是外出见过世面的先生,都给予过他人生和学问的启蒙。少年毛泽东追求真知的足迹洒满了家乡泥泞的小路,少年毛泽东琅琅读书的声音仿佛仍在回荡在乡间私塾的课堂上……

求学足迹

  湘乡唐家坨——毛泽东的外祖父家。毛泽东8岁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在家办了一所私塾。毛泽东是私塾的“旁听生”,从八舅这儿受到学前启蒙。

  1902年春,毛泽东在离家数十米的南岸私塾启蒙读书。邹春培是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老师。

  “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调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反他的反哩……”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私塾同学邹普勋(邹春培之子),这是他关于恩师的回忆。

  1904年,毛泽东到关公桥私塾读书。老师是毛詠薰。

  1905年春,毛泽东到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老师是周少希。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读书。老师是毛宇居。

  1907年到1908年夏,毛泽东辍学务农。务农期间,毛泽东经常帮助邻居抢收稻谷。

  “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在深夜,我常把我室内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小时候读书时的情况。

  毛泽东在桐油灯下读了《盛世危言》一书后,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产生了恢复学业的愿望。

  1909年,毛泽东复学后到在乌龟井私塾读书。老师是毛简臣。

  “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小时候复学时的情况。

  李漱清(1874-1957),清末毕业于湖南政法专科学校,乡村教师。毛泽东在韶山读书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并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

  “还有一件事对我很有影响,就是本地地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敬佩他,赞成他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小时候受“激进派”老师李漱清的影响。

  1910年春,毛泽东到东茅塘面山楼私塾读书。毛泽东在东茅塘面山私塾读书的老师是毛麓钟。毛麓钟(1866-1921),派名贻训,毛泽东的堂伯父。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了文章。”——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农家异才

  1907年至1909年毛泽东辍学务农期间读遍了韶山冲能够借到的书籍,并到湘乡外婆家借书看。

  毛泽东的卧室,当年桌上放有文房四宝,毛泽东经常在晚上把门窗遮起来,不让父亲看到灯光,读书到深夜。

  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小时候读“杂书”时的情景:“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它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了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小册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长沙饥民暴动、韶山“吃大户”等事件对他的影响。当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毛泽东的读书目的有了质的改变。

  “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漂流了三天以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毛泽东对私塾死记硬背,不重讲解的教学方法,以及动辄打骂的教育方式十分不满。这是1936年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的有关回忆。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是1906年秋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读书时写的一首题为《井赞》的诗。毛宇居被毛泽东的才气所打动,意识到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已不能满足毛泽东。此后,他不断改善教学方式,他还常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看。

难忘师恩

  毛泽东离开外婆家特别是走出韶山后,还经常和八舅保持联系,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地打听启蒙老师邹春培的情况,当得知老师早已逝世,其子邹春勋身患疾病,家境窘迫的情况后,时常给邹普勋写信,并给他寄钱寄物,帮助他度过难关。这张礼单便条上就记载了毛泽东资助邹普勋的情况。

  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给毛宇居的信,信中说到:“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毛宇居经常书信往来。毛泽东还把家乡的许多事都托给毛宇居办理,同时向他了解韶山的乡情。

  毛宇居多次到北京做客,并请毛泽东为韶山学校、东山学校、湘潭大学题写了校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和李漱清保持联系,经常有书信往来。

同窗情谊

  1954年10月29日毛泽东给郭梓材写信。郭梓材,韶山市韶山乡朝阳村人,毛泽东的私塾同学。

  1951年4月17日,毛泽东给胡南浦写信。胡南浦(1881-1953),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私塾同学。

  少贤同志:

  去年十二月的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眼病以就近医治为宜,出外不容易。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1954年4月28日,毛泽东给毛少贤的信。毛少贤(1889-1958),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人,农民。毛泽东的远房叔父、私塾同学。

  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给钟志刚写信。钟志刚(1890-1956),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农民。毛泽东的同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和儿时好友张有成保持书信联系,并邀请他赴北京叙旧。

  韶山不仅给予了毛泽东生命,还塑造了他的人格,陶冶了他的性情,培养了他走向社会大舞台的能力。韶山乡间一座座普通的私塾,无疑是毛泽东成长的摇篮,是他辉煌人生的起跑线。毛泽东是中国大地土生土长的伟大人物。他的睿智,他的勤奋,他的知识和才华,他的品格和业绩,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不仅令一代又一代人感佩和崇敬,而且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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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8-05-24 关键字:领袖风范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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