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哲学及其他

潘鈜

一

由邓力群记录、编辑和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形式出版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以下简称“批注和谈话”），是毛泽东经济理论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吸取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系统地分析和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时期的阶段斗争、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客观经济规律和人们主观能动性，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与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计划与市场，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关系，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领域非常广阔，形成比较完整的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可以说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纲要。“批注和谈话”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四大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批注和谈话”除深刻论述上列问题外，还有三个重要亮点：第一，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列宁进了一步，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需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斯大林更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需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斯大林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否存在，斯大林也回避了。而毛泽东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同时指出即使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果社会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仍然可能存在。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发展了。毛泽东还提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和邓小平二十九年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邓小平从毛泽东这里得到方法论的启示是十分明显的。第三，“批注和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光辉，特别是专门论述了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此外，“批注和谈话”还具体谈到社会主义应该不断扩大社会消费，发展物质文化事业，用集体的社会的办法解决居民住房等问题。因此认真学习“批注和谈话”，不仅对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有重大意义，对深刻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也有重要现实作用。

二

“批注和谈话”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毛泽东从哲学高度纵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重要原理，贯穿在“批注和谈话”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批注和谈话”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坚持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说：“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所以能写出《资本论》是因为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完全写好，除了作者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的头脑外，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毛泽东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在“批注和谈话”中，我们还可以深刻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个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认为只有从研究特殊中间才能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所以他主张研究通史的人，要先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的通史。这也就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并且通过个性表现出来。

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也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中心，他在“批注和谈话”中说：“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把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只看作为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毛泽东认为这是“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总之，毛泽东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哲学家的视角，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高屋建瓴地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所以“批注和谈话”通篇闪耀着理论的光辉，读后令人振奋。

三

《批注和谈话》还深刻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和思维存在的同一性这两个重要哲学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向前发展。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哲学界对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开展了学术争鸣。争论中有一部分同志认为，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等于说思维等于存在，因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在《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红旗》转载了，批评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文章写得还好，用了力气，是认真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有位同志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毛泽东说：“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毛泽东以人民大会堂为例，说：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毛泽东强调：“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很明显，恩格斯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是说明何者为第一性问题，二是说明思维能否反映存在问题，而毛泽东则认为思维不仅反映存在，而且通过社会实践可以转化为存在；人民大会堂的蓝图经过人民的努力，转化为人民大会堂。毛泽东把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了。

四

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问题不是毛泽东的首创，早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5年中译本第三版）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在1936年11月-1937年4月阅读后就有“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这一认识却要紧”的批注。艾思奇在1939年编的《哲学选辑》附录《研究提纲》中明确使用“部分质变”概念，指出“一过程向另一过程的质变，和一过程内部的质变，其飞跃的形式也不同，前者是过程全体的质变，后者是部分的质变。”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把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的质变作为工作方法提出来，说：“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在近两年后1959年12月19日的“批注和谈话”中，则从理论上充分展开，并且举了蚕、人、工厂、新民主主义革命、个体经济、社会主义等多方面例子，深入浅出地说明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过程。毛泽东说：“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拿蚕来说，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是它的一生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也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了新的质，新生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毛泽东还举了人的例子，说：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肌体里面的细胞，不仅有不断的分裂，还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也许到了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人从母体里带来的细胞都已经死亡，全部变成了新的细胞。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毛泽东总结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联系到工作实际，毛泽东强调：“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量变和质变、部分质变的关系，并且联系工作实际，毛泽东阐述得太深刻了。

从此以后，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原理为广大哲学工作者所接受，以后出版的一些重要哲学著作都认同了毛泽东的看法。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合编的《辩证唯物主义讲义》（讨论稿）、杨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都是如此。《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专门有“量变中的部分质变”一节，引用了毛泽东《矛盾论》论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这阶段性的变化就是部分质变，部分质变与过程发展的阶段性是一致的；并且也举了蚕和人的生命发展过程的例子。特别是作为全国高等学校试用教材、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4年修订版），专设一节“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也列举了蚕、人、根据地等例子，说明事物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原理。毛泽东在《批注和谈话》中论述量变中部分质变的理论得到哲学界的普遍认同。

五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一些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具体问题。例如1959年12月30日读完第29章开始读第30章时毛泽东说：“关于退休问题。男人六十岁、女人五十五岁就要退休，这个制度不一定好。五六十岁的人，正是好做工作的时候，退休了，一点工作也不做，对自己身体和思想都不好。老年人如果身体支持不下来，可以少做些工作，也比完全退休好。”现在我国的退休制度已经有了调整，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性。又如1959年12月29日读完第28章开始读过29章时毛泽东说：“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话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告诫。我国90年代推行住房市场化体制改革以来，城市住房领域的生产关系已经从社会主义的“福利分房制”逐渐转变为建房、住宅私有化的“住宅私有制”，形成了基本由私商供房、私人购房的市场供求体制。据统计，2014年我国私营房地产开发企业已占房地产开发企业的97.9%以上，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基本丧失。我国房地产出现“高库存、高房价”畸形现象，而广大新进入城市的劳动者和青年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住房，却得不到满足。国内外实践证明，住房的生产和流通完全依赖市场，必然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所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必须回归住房是维持家庭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本质属性，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导向和政府的管控职能，使住房真正实现满足广大劳动者生活和再生产的需要，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这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