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于1937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下称“两论”)，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不是自封的，而是在轰轰烈烈的中国民主革命实践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创新的历史必然。“两论”的问世，标志着作为毛泽东思想核心和灵魂的哲学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同时标志着以毛泽东思想为科学指南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逐步走向成熟，也因此，才能领导当时力量相对弱小、处境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在矛盾重重的民主革命洪流中实现大逆转、取得大胜利，并奠定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不仅如此，“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开篇，无疑是后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源头活水”，也为在当前国际格局大变革大调整、我国前所未有的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恪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切实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写好新时代应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华章，提供了深刻启示。

“靠总结经验吃饭”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时，突然主动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毛泽东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所谓“理论”，简单地讲，就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对于“理论”，毛泽东还讲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理论”往往更多地被定位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语句或是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上，对于像毛泽东那样回避城市中心跑到穷乡僻壤“闹革命”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终究是不承认的。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屡屡因为左倾(盲动、冒险以及教条主义)错误而惨遭损失或失败，根子还是在于没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看待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即我们党从总体上还没有取得对于“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辩证关系的彻底唯物主义理解。

　　这个关系革命之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的第一次真正解决，就是毛泽东在深刻、系统地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以哲学著作的形式撰写推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两论”取之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反过来又通过实践的反复证明而为全党所接受，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学习革命直至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唯物辩证法。这种看待“认识”或“理论”的观点和态度，就是后来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

党在理论上的成熟和自信更为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思想理论建设之所以在党的各项建设中居于根本位置，是由共产党人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的。作为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人不论在世界观、历史观还是人生观、价值观方面，都是迄今为止最为彻底、最为无私无畏的。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她的指导思想上，即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彻底”的——“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然而，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参照俄国经验真正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如同中国民主革命一样复杂艰难。毛泽东在不断总结领导工农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切身经历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矛盾特殊性所在，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要靠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之“的”，而不是只会照本宣科、拿大帽子吓唬人的所谓“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个艰苦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造深刻互动的过程表现为无数次对敌军事斗争的巨大胜利，也表现在毛泽东这个时期的一系列光辉论著上，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直到1937年抗战初期从哲学上深刻、系统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问世，从而标志着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上走向成熟。这就为胜利召开党的七大，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做到坚定;理论自信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科学指引。在党的全部思想理论体系中，以“两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是最为核心和根本的。由此而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开展具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要保持上下同欲、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良好精神状态，必须重视和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尤其要重视和加强以当代共产党人应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建设，这是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在这方面，应该说，“两论”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也为后人立足现有实践条件，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写出合乎时代要求的、返本开新的历史新篇，提供了基本原则，指明了根本方向。

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永远在路上

　　当前，全党全国上下正在按照党中央战略部署，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其各项战略部署，离不开通过“大学习”全面提高全党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可以说自从“横空出世”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人就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始终致力于把党建设成为一支思想上完全巩固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两论”问世于80年前的历史转折关头，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理论贡献正在于她不仅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更重要的在于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把很多方面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而在思想建党的光辉历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越是面临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面对的时代挑战和种种风险越是严峻，越要注重和加强党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尤其要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自觉服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要想有所作为，必须紧紧围绕党在每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全党的指导地位，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要言之，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理论工作，必须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实践第一观点，以实践为准绳，通过实践检验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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