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基本主张及其历史贡献

黄庆张萍

摘要：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极其丰富，和平思想是其重要内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正义事业，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新中国打开了对外交往新局面。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工作一直坚持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为中国树立了良好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国内发展营造了稳定良好的国际环境。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在中国外交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历史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产生的社会厉史条件

近代以来，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备受奴役和欺侮。历经多年战争的痛苦，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社会环境。新中国的诞生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而要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需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与合作。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和产生的。

1.近代中国历经多年战乱，急需和平的国际环境

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时代我国外交事业追求的主要目标。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各族人民奴役的历史，赢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毛泽东把营造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就曾经明确提到要争取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和平环境。他说，我们需要“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也表示：“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他反复强调：“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毛泽东最了解新中国的处境，最理解中国人民的苦痛，以及迫切需要和平国际环境的强烈愿望。

2.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环境

在和平环境下开展现代化建设是毛泽东的一个梦想。新中国面临着繁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任务。毛泽东希望能够有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生产，进行现代化建设。在谈到新中国的现实状况时，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他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外交上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毛泽东希望能够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他表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外交努力一直把国家发展利益放在首位，把争取和平环境视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巩固社会稳定、发展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

3.中国需要朋友，需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

与世界各国人民发展友好关系是新中国立足和发展的现实需要。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庄严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看到，在许多正式场合毛泽东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愿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与合作的明确主张，他的一系列讲话充分表达了他向往和平并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思想。当时由于泰国和菲律宾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了解，对中国政府产生了一些误解。为了充分显示睦邻友好的诚意，毛泽东多次请求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昊努以及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帮助“劝说一下”，告诉泰国和菲律宾领导人“中国是想跟他们的国家友好的”。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表达了中国“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的诚意。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与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时也说明：“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后来，毛泽东利用多种时机声明，“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他强调说：“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

即使是在冷战对峙的严峻时期，毛泽东也主张要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他说：“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希望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希望与更多的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友好合作。1957年1月，毛泽东就曾经预言：“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在当时的复杂国际背景下，毛泽东的这些积极想法没有立即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正面回应，但是却能证明他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合作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二、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基本主张

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具有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对一切国家主权的尊重，以及国家之间平等相待的基本主张，而且还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如何合作和共处的原则与策略。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

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一个立足点。在对外交往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国家大小只是形式”。各国人民之间相处要感到“一种平等的气氛”，要以“平等的态度”相待。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吴努的谈话中阐述中国对待邻国和小国的立场时说：“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毛泽东关于大国与小国一律平等的和平思想，代表了当时广大新兴民族国家要求改变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的共同心声，受到亚非拉国家的普遍欢迎和赞同。这些主张不仅为我国赢得了邻国的理解，而且赢得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2.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不干涉别国内政

不干涉别国内政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一项基本原则。毛泽东历来反对大国干涉小国内部事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谈话时明确表示：“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同时，他也主张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更反对对外侵略。毛泽东在与包括缅甸在内的多个邻国领导人谈话时都阐明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表示中国不会于涉邻国的内政。他说：“我们坚决反对侵略，对任何国家的侵略都是一样反对。”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毛泽东还谈到，中国在国外的华侨也要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规。“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毛泽东对外交人员也有明确的要求：“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1963年5月，毛泽东在同几内亚政府代表团谈话时向对方表示：“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和平思想和主张贯穿于他对外政策的始终，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3.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

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做法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和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自己的处境十分艰难，但对一些经济更加落后的国家却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方面一直是按照“八项原则”来执行的。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国政府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对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以体现中国遵循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1957年5月，毛泽东在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达姆巴的信中，在谈到中方向蒙古派遣技术人员时明确表示：“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1964年6月，毛泽东在同坦桑尼亚领导人谈话时表示：“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那就不行，对你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到外国去剥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一系列主张和做法，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赞扬，也为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4.国家之间交往要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利互惠，互相学习

求同存异、相互尊重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中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方式。1955年6月，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强调共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可以慢慢地谈，可以展开讨论。如果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那可以放在一旁，以后再谈，不使它妨碍彼此的关系。”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指出：“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

互利互惠、友好合作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在国家间交往中的一种体现。毛泽东认为，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长久合作。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尼赫鲁谈话时表明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这种立场，他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氰”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

各民族相互学习的主张更能体现毛泽东的和平思想。毛泽东认为，各国各民族要在和平友好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各个民族都有特点和长处可以学习……各民族间应该交流长处。”“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毛泽东在主张向苏联学习的同时，也提出要向其他国家学习。“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及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与此同时，也要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的论述表明，他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在和平友好的环境中与世界各国和各族人民加强交往，互通有无，增进友谊。

5.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只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内部事务就可以和平共处。1954年8月，毛泽东在与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在谈到和平共处的条件时指出，只要双方愿意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他认为中英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也是可以合作的。基于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毛泽东也希望通过英国来做美国的工作，他“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时指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毛泽东晚年虽然受冷战因素的影响，备战想法一度成为主流，但和平外交思想在其思想中仍占有重要位置。他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尤其更应该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毛泽东关于处理国家关系、国家交往的多项原则和主张，构成了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提及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外交关系的构想，成为中国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的重要内容。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代表团谈话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与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基本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它得到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一致认同，并已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石。

三、毛泽东和平外文思想的宗旨是世界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宗旨。长期以来，毛泽东把争取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毛泽东主张扩大团结范围，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都团结在一起，要“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毛泽东关于世界和平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和平为上”具有世界意义

在对外交往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世界和平的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世界性。他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在抗战后期，如何建设新中国，如何发展对外关系是中国共产党考虑的重要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和平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与来访的多国领导人会谈时，毛泽东都表达了和平友好的意愿，表明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进行友好合作。1955年5月，毛泽东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时向西方国家发出呼吁：“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他还说：“我们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战争……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毛泽东一再强调：“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和平为上的思想是毛泽东追求世界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

2.为了和平，要支持正义战争

毛泽东认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他呼吁：“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毛泽东认为，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为了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他不希望发生战争，主张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做不懈的努力”。但同时毛泽东也认为，为了和平和正义事业，不能害怕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因此，“要和平只能不怕战争，备战才能制止战争”。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峙使人类一直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如何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也不断考验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胆识和智慧。毛泽东虽然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的准确判断，但对两种可能性都进行了准备。毛泽东坦言：“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表明，一方面要号召世界上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也要争取一切力量，做好一切准备，为和平而战。

3.争取永久和平

争取永久和平是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导人始终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要与世界各国人民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永久幸福而战!”在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紧张时期，国际上有不少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美国和苏联之间必有一战。毛泽东则认为：“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地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毛泽东认为，缓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毛泽东在与尼赫鲁等外国领导人谈话时多次发出呼吁：“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要尽可能团结热爱和平的力量，“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在毛泽东看来，争取永久和平应该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力量共同奋斗的目标，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从毛泽东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和主张来看，他一直在积极争取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努力促进世界永久和平。在当时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世界和平思想和主张坚定了中国和世界人民一道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信心和决心，也为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四、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厉史贡献

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不仅为中国的对外交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中国的外交实践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对中国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对外政策向真正不结盟方向调整和变化，对外关系向全方位、多层次发展。在建立面向新世纪对外关系新格局过程中，中国一直主张反对各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尤其主张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构筑面向21世纪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系新格局中，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积极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政策，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在多边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每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有所不同，但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毛泽东时代创立的和平外交思想，并且这一外交思想依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和基石。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也是对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为新中国外交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主张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与不同制度国家进行合作，尤其要与中小国家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合作，表明了中国要融人世界的愿望和决心。长期以来，中国外交遵循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正是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为中国的对外交往指明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外交政策时指出：“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

3.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先后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大国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中国代表团倡导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方式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关于处理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立场和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尤其是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赞扬。毛泽东以和平外交思想为基础，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通过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打破了美国和西方的封锁和遏制，而且逐步打开了中国与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与亚非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截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已同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益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在评价当时的中国外交成绩时指出，虽然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4.为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在发展与邻国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和平合作，相互尊重，互利互惠，求同存异，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这种主张也为中国发展与周边邻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内，中国首先同印尼签订了关于避免双重国籍的条约，然后又分别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依照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采取的这些举措，慎重稳妥地解决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不仅消除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因华侨问题产生的疑虑，而且也缓解了周边一些邻国对中国的担心，对稳定中国周边环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与部分邻国正式划定和勘定陆地边界的做法，为后来通过和平的、外交谈判的方式，全面、彻底地解决与周边邻国之间的陆地边界问题创造了条件。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赢得了周边邻国的理解和信任，为中国与周边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和前提。

五、结语

毛泽东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和平外交思想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理论的思想基础与基本原则。新中国遵循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以及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活动创造了前提。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当前，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按照国际法则和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做出客观判断，决不屈从于大国压力，不与任何大国和集团结成联盟。中国尊重任何国家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中国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构建和谐世界，这正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更是对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始终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作者简介：黄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