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国共合作抗战的最主要促成者

唐正芒

1933年6月，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前夕，毛泽东在闽西

摘要：抗日战争能取得最后胜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全民族抗战。瓦窑堡会议后，为努力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向国民党人士写了大量书信，使得国共两党在历经十年的武装对抗后再度携手、合作抗日。仅从“西安事变”之前半年多毛泽东致国民党人士的40多封书信的角度，可以说：毛泽东是国共合作抗日当之无愧的最主要促成者。

抗日战争能取得最后胜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全民族抗战。而能使国共两党在历经十年的武装对抗后再度携手、合作抗日，其功劳最大、贡献最著者当属毛泽东，他是当之无愧的最主要促成者。为了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毛泽东披肝沥胆、殚精竭虑。

瓦窑堡会议后，为努力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就红军东征抗日被阻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5.5”回师通电）。通电指出，尽管红军对阻挠抗战的阎锡山军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但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使蒋介石及其部下最后觉悟，抗日红军仍毅然撤回黄河西岸。通电呼吁南京政府“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实现全国一致抗日。通电取消“讨蒋”、“反蒋”口号，将“蒋贼”改称“蒋氏”，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在全国各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从“5.5”回师通电起，至“西安事变”爆发的半年多时间内，已披露的仅毛泽东致蒋介石及国民党有关人士的书信就达四十余封，疾呼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其殷殷救国之心，跃然纸上。

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申明红军西渡“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表明红军抗日虽被阻，然“救国大计，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同日，毛泽东还分别致信晋绥军72师师长李生达、66师师长杨效欧及赵次陇，说明红军西渡为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愿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此前，为联合抗日他还致信国民党84师师长高桂滋，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派代表谈判合作条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寇深情急”，请高桂滋“熟思而审图之”。

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迅速发展的国内形势和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决定由毛泽东负责领导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的工作。这使毛泽东更觉重任在肩，也更有责任、理由和条件加强同国民党等各方面的书信联系。

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对杨同意联合战线极表欢迎，同时愿在各方面为其联合抗日提供方便，乃至“代为设计”，使杨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以帮其克服困难、去除顾虑，促其改变“虚与委蛇”态度而表确实之意向。同日，他又致信杨虎城17路军的总参议、德高望重的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请他在“国难日亟，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之际，进一步推动杨虎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参加西北的联合战线；亦望其对西北各部大力斡旋，共图“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

8月14日，毛泽东分别致信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和察哈尔省主席的刘汝明等几位原西北军将领，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去拜谒和洽谈的具体办法。同日，毛泽东不顾疲惫，又先后致信几位国民党要员宋哲元、傅作义、宋子文。宋哲元时任河北省主席、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首先在信中仰佩他情殷抗日，称赞他“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盼其“确立抗日决心”，“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成为真正之抗日英雄；并深表与宋哲元及“鲁韩绥傅晋阎”等处共组北方抗日联合战线的企盼之情。宋哲元后来能率部在卢沟桥奋起抗日，擂响全面抗战的战鼓，与毛泽东此信不无关系。傅作义时任绥远省主席、第35军军长。毛泽东致傅信中极言“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宋子文系蒋氏家族要人并任政府要职，毛泽东在信中深情感怀：“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内对外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并称赞宋“时有抗日绪论”，并深望其“竿头更进，起为首倡”，为救国与自救而恢复联共等政策表达了“情切嘤鸣”之联合抗日真情。

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强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谈判对手，并决定发出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使毛泽东大大加强了同国民党有关人士的通信联系。自此中共开始实行“逼蒋抗日”方针。

作为公开宣言，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示愿与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早已准备派出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信中强调，我们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至今未发动，而日寇却“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为此，本党“再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否则，“祸患之末，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信末展望前景，认为抗日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则我们就有权利高呼：“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全信晓之以亡国危急之理、动之以救国急迫之情、痛之以国民党误国之惜，憧之以合作抗日之景，既义正辞严又情真意切，对国民党人士不能不产生震动。

作为“秘密文件”，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

自确定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谈判对手后，特别是1936年9月间，毛泽东致国民党方面人士关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信件明显增加，其量之多、其速之快、其心之切、其情之真，不仅为毛泽东个人书信史上所未有，甚至堪称世所罕见！封封不离抗战、句句关乎合作。

1936年8月底，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爱国将领、67军军长王以哲表示：蒋氏政策已开始若干转变，如其果能抛弃过去政策，恢复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中共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9月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17路军17师师长孙蔚如指出：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9月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称赞他“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大志，但告其在日寇的飞机大炮下搞开发、建设“必不成功”。在抗日问题上“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又有合的机会”，诚望其“去旧更新”，合作抗日。同日，又致国民政府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信，强调两党两军“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应“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同日，还致信国民党第3军军长王均，告之他在陆军讲武堂的同学朱德极愿与其合作抗日，“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为合作抗日，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同日，还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主题致信国民党第27军军长毛炳文。

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道：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已遍及全国，望宋庆龄先生唤醒蒋氏及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审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敬求接洽。信中还请宋庆龄“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恳谈合作抗日大事。同日，又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诸位知名人士，称赞他们“抗日救国的英勇行动”已引起全国的同情和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说明：为不因内战隔离而使诸位先生对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与行动产生隔阂和误会，特委托潘汉年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的热烈希望。

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蔡元培，指出：由于当局“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致“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信请蔡元培“起而率先”，“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置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如这样，先生“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同日，毛泽东还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及于学忠等。在给李、白信中说道：“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在给蒋、蔡信中说道：“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在致甘肃省主席、国民党第51军军长于学忠信中，他介绍了中共统战代表彭雪枫“晋竭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并与其共勉：“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

9月23日，毛泽东又单独致信李济深，勉励他为“伟大的抗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而奋斗，并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专人来陕常驻“沟通情意”。后来他们派著名政治活动家、亲近中共的民主人士刘仲容为桂系常驻延安代表，这对联合桂系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自9月起，毛泽东在致上述各国民党人士信时，均随寄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广泛宣传抗日统战精神和主张。

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信张学良，再次申明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张“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这使张学良越发感受到中共抗日救国的诚意。10月18日，毛泽东起草徐向前致胡宗南的信，表示双方宜“弃嫌修好”。“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则“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此信以黄埔情谊，架统战桥梁、谋抗日大计。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彭雪枫，要其搞好与傅作义的统战关系，并嘱其请傅介绍见阎锡山。10月25日，他又专致傅作义信说：“日寇西侵，国难日亟。”“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抗日，不为蒋阎所谅。“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红军“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10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等46人联合发表《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指明：“国事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深望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指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信中严正指出：为了抗日，红军已逐步退让。但如以为这是红军示怯，那就大错。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在十年对垒中诸先生“不乏身受其教训者”。信中明示：“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此信所陈，至诚至真。

11月2日，毛泽东在致许德珩等教授信中说：“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全国出兵抗日。”“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11月4日，毛泽东又致信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时19路军与红军联络代表陈公培说：“各方统一战线，深仗大力斡旋，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彻底胜利，“疾风劲草，愿共努力”。11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致信傅作义，祝贺并赞扬绥远守军抗日胜利，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致信蒋介石，“以至诚”望蒋“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竭诚谏蒋：“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日：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史实表明，蒋介石当时并未受此信感动，反而视毛泽东等人的忠告为软弱可欺，更变本加厉调集30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还亲自飞抵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下达剿共的最后通牒，终于“逼”出了“西安事变”。虽如此，但似乎仍不能完全排除此信对蒋介石被扣押后改变强硬态度、答应联共抗日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

12月5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和杨虎城。希望冯玉祥“登高一呼”，致“众山齐应”，实现各方停止内战，立赴抗日战场；“属望”孙科率国民党中之抗日派向降日派与妥协派进行坚决斗争，并战胜之，实现全国抗日；致杨虎城信则就“联合救国之大计”一些事情同杨协商。

一个星期后，“西安事变”爆发，时局重大转折出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抵达西安进行和平谈判。在中共的大力斡旋下，蒋介石表示愿意联共抗日。1937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内容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同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要“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7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里，再次号召“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从而宣告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历史表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答应联共抗日，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坚实基础能由此奠定及国共合作抗日局面能最终形成，固然是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但我们从上述40余封毛泽东致国民党人士的书信即可见，毛泽东民族至上、宽宏坦荡的胸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运筹帷幄、掌控千里的智慧，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忠诚，加之中央分工、重任在肩的契机，决定了只有毛泽东才是国共合作抗日当之无愧的最主要促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