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时便想建军

中共建党时，一大代表乃至全党50多个党员，只有一个人当过兵，那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在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过半年列兵的毛泽东。

在中共一大党章中，曾出现了武装斗争的规定，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这段话却是共产国际代表所写，到会的人还不了解怎样建军，走什么样的夺取政权之路，包括毛泽东在内。因为那时的毛泽东，理想还是从政，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方式改造中国。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推举的领袖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时，也曾想学习军事。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他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他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因对当时军校中的军国主义教育极为反感，才转而退学投身于文学活动。

中共一大后，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与陈独秀长谈，首先询问中国革命何时能成功。据旁听者到莫斯科时述说，陈独秀声称只需五年，办法是先占四川再组织军队和农民，那里物产丰富，外人不能进，可以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再向外进攻，中国革命便可成功。

从历史的进程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提出革命军事路线“具体方案”，不过此种想法随后被共产国际嘲笑为“乌托邦思想”。事实也证明，陈独秀当时已经关注军事，只是想法太脱离实际，封闭的四川怎么能成为中共最早的根据地呢？怎样才能占领那里，又怎么在那里建政建军呢？

“二七大罢工”成为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开展“工运”有两个重点，南方是安源煤矿，北方就是京汉铁路。至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主要城镇基本都已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发展了项英、林祥谦等一批工人入党。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开始时，提出的要求无非是增加一点儿工资，有集会和建立工人组织的权利，这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是很正当的。可是，在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封建军阀看来，这却是大逆不道。当时控制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讲的一句“名言”便是：“你有罢工的自由，我有开枪的自由！”

1923年2月7日下午，北洋军阀用枪弹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重要的“一堂课”。集会中，当场有37名工人被打死，200余人负伤。接着，军警大肆搜捕罢工领导者，组织罢工的领导人张国焘、林育南、项英等人在工人掩护下逃脱。当夜，军警抓到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将他绑在汉口江岸车站的木桩上，强令其下令复工，遭到拒绝后就马上将其斩首，并把头挂在电线杆上威吓工人。

接着，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工会随之关门，整个工人运动陷入低潮。

“二七大罢工”变成“二七”惨案，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重要的“一课”，使大家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

此前，中共旅俄支部曾从莫斯科东方大学选派了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四人进入红军军事学校接受初级军官训练。1923年初，到莫斯科的陈独秀听说萧劲光等人不在东方大学而去了军校，马上将其招来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想干什么，想当军阀啊？”在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党的最高负责人看来，在国内革命的当务之急还是用笔杆子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以及搞工人运动。

从黄埔军校发端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联合苏俄并吸收中国共产党人加入。李大钊、毛泽东等也参加这次大会并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当时，到会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得知孙中山决定建立军校，认为是一个派党员干部前去学习军事的好机会，于是马上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发动各地迅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共青团同学及国民党左派同学”往广州投考。

结果，在第一期入校的470个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80余人，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军队重要骨干的徐向前、陈赓、左权等人。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左派。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军事人才，为建立红军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1924年末至1925年末的一年间，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发展起来的部队由两个团扩充为一个军。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根据苏俄的经验和国内的实际，坚持在连以上单位都设立党代表，团以上单位都设立政治部。在行军作战时，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要身先士卒。此举为后来中共建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25年末第二次东征胜利时，由黄埔生为军官组建起来的第一军内有共产党员200多人，差不多都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门的职务。在三个师中，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第三师党代表鲁易都是共产党员。九个团中有七个团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营、连党代表大部分也是共产党员。

对此，蒋介石极为不满。第一军在潮汕欢庆东征胜利时，蒋介石突然找到周恩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我看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条办法是军校内共产党员都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做不到，第二条办法就是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这番话，等于向共产党人摊了牌，即不允许共产党在他的军队中存在。

周恩来主张将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的军队中撤出，另外建立军队，中央和共产国际方面却不同意这一方案。至1927年春夏之际国共彻底决裂，黄埔军校及其各地的分校共培养出的1万多名学生中，有2000余名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共产党武装的参加者，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早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种子。

1925年11月，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去年周恩来在广州建立的以黄埔一期生为骨干的“大元帅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团的正规军队。为此，陈延年、周恩来等广东区委负责人派出一批共产党员黄埔生到团内担任军官，再按旧军队的雇佣法招募士兵，以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叶挺为团长，于广东肇庆成立了第四军第三十四团，翌年改称第四军独立团。

这个团在历史上被称为“叶挺独立团”，这支在北伐开始前只有2100人的部队，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始祖。

从当时的形势看，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这一个团的兵力仍是远远不够的，而未能多建，主要是经费不够。当时，苏联领导人重视的是国民党，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等也未看到抓武装的极度重要性。与自己父亲陈独秀一向见解不同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费了很大力气，与周恩来多方奔走筹划，才建立起一个团的军队。

武昌国民政府“分共”后，各方力量的加入使独立团队伍不断壮大，兵力逾万，与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贺龙部第二十军共同成为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史册上，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批从事武装斗争和研究革命战争的人。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却把毛泽东等多数共产党人推向了军事斗争的第一线。大革命失败后上百次暴动的失败证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早年的毛泽东从外表和气度举止看，无论如何也不像军人，却像那个时代浪漫而又有些不羁的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出于革命激情到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兵，却没有打过仗，并对部队官兵对立、军民对立的情形十分厌恶。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辛亥革命果实落到袁世凯手里。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结束，退出军队，决定继续求学。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又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

毛泽东刚上井冈山时，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过：“我是文人，军旅之事未曾学也。”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年仅34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革命家及政治家、策略家，一个擅长领导群众特别是有“湖南农民之王”称号的组织家，一个长于思索和思辨的哲学家，同时又是书写古文、时文都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还是具有浪漫想象气质的诗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恰恰不是军事家。

但此时还未想去搞军事的毛泽东却已经具备了世界近代战史上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所概括的一个优秀统帅所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坚定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及优等的才学机智。当历史呼唤他从事武装斗争时，这些素质很快就在军事舞台上放射出惊人的异彩。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领导人中，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接触农村实际最多，联系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广（近代中国90%的人口在农村，绝大部分士兵出身农民），对革命的策略思虑谋划最深。他没有陈独秀等人的书斋迂腐气息却有其学者风度，他没有王明一类纨绔子弟式的夸夸其谈而更善于争取群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十几年，领导人经“五朝更替”，最后全党选定了毛泽东，这与他的素质也是紧密相关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中外军事家都承认的原理。指导军事活动的水平，自然要以政治素质为基础。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来搞军事，形成了他独特的优势。从红军上井冈山，直到志愿军在朝鲜同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军作战，交战双方的武器都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人民的军队能打败一个个强敌，首先是赢在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