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思想智慧

毛泽东的经验、智慧和才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从毛泽东的阅读可看出，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创造，多多少少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博览广学，深读细品，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领军、理政和治国的思想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内涵和领导能力。

毛泽东最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来自他主导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丰富阅读有密切关联。他的理论思想，常常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仿佛是一个人的灵魂;二是丰富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躯体;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五四运动以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作风、气派，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血脉。没有科学的灵魂，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坚实的躯体，其灵魂则无所依附;没有畅通的血脉，其躯体则难以得到滋养因而羸弱。三者俱备，便形成鲜活生动的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领导风格

驻足毛泽东的读书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出身，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选择后，才确定其未来的道路。他深深懂得，人们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影响很大。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那么复杂曲折的过程，每段行程都面临如何总结经验、认识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的问题，党员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理论准备又往往严重不足，如果不通过读书学习，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国共产党要干成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才全面成熟起来，才得以储备了那么多成熟干部，才能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穿越那么多险隘，取得那么多成就。

除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用他1939年1月28日在一个会上讲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人们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既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从而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行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编书、荐书、讲书，就属于实现领导的桥和船。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促成党内浓郁的读书学习气氛。就领导层来说，刘少奇的理论修养很高，这与他勤奋读书有关。始终在一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从来不放松读书，这从他1973年3月26日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朱德的名言是：“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董必武是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在自寿诗中常常谈读书学习之事：《七十自寿》讲“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八十初度》说“观书有得觉思清”;《八六初度》再道“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这些都使人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来看待的。

(三)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文化影响力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建树和创造的人。

毛泽东酷爱读书，拥有多方面的才华，实践能力又那样突出，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人格内涵，形成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毛泽东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谈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同来访的外国政要谈世界历史和现状，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进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这些都使对方自然生出特殊的亲近感。毛泽东深厚的学养，还使他能够和学界大师们轻松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见识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以及文史哲领域的一些学术话题。此外，毛泽东喜欢读古代诗词曲赋和书法作品，使他成为杰出诗人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即使是外国人，在同毛泽东有过一番接触交谈后，也无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个领袖的文化素养和个性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后，写了一篇《不会失败的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亨一写的《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一文说：毛泽东的文史素养“大大有助于使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他成为具体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形象”。

1973年访问中国，和毛泽东见过一面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 高夫惠特拉姆回忆说：“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1974年访问中国，同样和毛泽东只见过一面的英国前首相希思也说：“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角度考虑问题。”

在中国，毛泽东的文化影响力又如何呢?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的2008年，学者康晓光在《领导者》第二期发表《复兴传统文化现象研究》一文，作者说他对10个样本城市做了统计调查，涉及1254个统计样本，其中一个问题是问受访者谁是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毛泽东、孔子、马克思排在前三位，认同毛泽东的有653个，占受访者的52.1%。被访者对思想家的定义未必一致，但他们大体是根据自己所接受的思想影响来选择答案的。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把古往今来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分成两类，一是“办事之人”，一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认为后者的道德学问和事功俱全，是理想的人格楷模。对这种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条伏线，影响到毛泽东后来的一些想法。比如，他的诗词代表作《沁园春雪》直陈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再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打算退出一线，理由就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考虑理论和战略问题。毛泽东晚年讨厌强加给他的“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却独独认为可以保留“导师”这个说法，理由是在英文中，导师和教师是一个意思。这个保留，很耐人寻味。

毛泽东的读书和倡导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建设和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且重要的途径。从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目标和做法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和方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读书学习的典范，给人们提供的启发是，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