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四题

许全兴

“改造主观世界”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哲学修身传统三者相结合的产物。重视改造主观世界，重视改造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重视“改造主观世界”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

马克思在批判改造旧哲学、创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时明确地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他以实践观点超越了“环境决定人”和“人改变环境”的对立，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这之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革命实践的意义时说：“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又说：“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他们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无疑内含对非无产阶级的改造及无产阶级自身改造之义。但总体来看，他们一生更多的是从理论上一般性地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条件，他们较少论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人自身。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没有提出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改造主观世界”命题的是毛泽东。在他之前，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改造世界仅仅理解为改造客观世界，理解为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而未包括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毛泽东在其《实践论》行将结束时则明确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两个方面。他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共产主义的时代。”整个《实践论》告诉我们：人类只能在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在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去改造主观世界，又在改造主观世界中去改造客观世界。这是毛泽东揭示的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规律。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而且在尔后的革命和实践过程中，为了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保证党的路线的正确并得到贯彻，他始终重视共产党自身的建设，重视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重视主观世界观的改造。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共产党自身的一次思想改造运动，一次思想革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重视人的思想改造。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他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六亿人民，人人要改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也要改造”。他明确指出：“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

周恩来也常讲思想改造，讲自己思想改造的经历和体会，以教育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自觉改造自己。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讲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说：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要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上时代，时时前进。“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到老。”

越到晚年，毛泽东越感到人的改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他又说：“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问题。”他在生命的最后还在谆谆嘱咐：“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他的这些话自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但历史表明，他的这些话依然值得每个共产党员深思，亦不能简单全盘否定。

总之，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这是由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去改造主观世界，又在改造主观世界中去改造客世界，这是由毛泽东提出的。为了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从而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不断推动认识和实践的发展。

二、“改造主观世界”与中国革命实践

毛泽东为什么能在《实践论》里提出“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他为什么一生都那么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

思想、理论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用以表达思想、理论的概念、范畴、命题是认识的结晶。“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并不是对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演绎的结果。它的提出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一般地说，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运动的产物。不言而喻，组成共产党的主要成分是现代产业工人及其知识分子。共产党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其主要活动是在城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革命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主要动力是广大贫苦农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主要来源于贫苦农民，党的主要活动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极为落后的农村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遇的历史难题。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在有些人看来，这简直是一道无法解决的难题。难得很!不等于不可能。为了破解这道历史难题，毛泽东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他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要，十分重视反对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十分重视党员的思想改造，解决从思想上入党。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在1929年12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首次显示了这一特点。该《决议》有“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最为重要，经作者校阅后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伟大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为此，《决议》分类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及其危害，分析其来源，提出纠正的方法。《决议》的着眼点是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以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决议》的落脚点则是通过理论学习、思想教育、制度建设、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实际问题等方式，纠正党员身上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员的觉悟和素质。《决议》主要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决议》把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落实到纠正党员个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提高党员自身的修养上。

《决议》虽然讲的是军队党的建设问题，但对整个党的无产阶级化有着普遍的意义。《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而且后来在红军的其他部分也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该《决议》的第一个部分被列为十八个必读文件之一。

《决议》的哲学意义在于不开展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就难以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难以完成革命任务，改造好客观世界。

尽管“改造主观世界”涉及党的建设、道德建设、个人修养等多方面，但它首先是一个哲学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同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哲学，有很好的哲学修养密切相关。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他善于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专门列有“关于主观主义”一题(按：原为“唯心观念”，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他又在两处说道，盲动主义是“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他提出：“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针对党内盛行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指示的教条主义(当时称本本主义)，他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进一步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初步形成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抓住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有利时机，发愤读书，尤其是钻研哲学，进一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批判主观主义，为即来临的抗日战争磨制思想武器。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的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就能打胜仗，不符合实际就打败仗。军事上比较多的打胜仗，比较少的打败仗，“关键在于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党内的教条主义并不懂得这一道理，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为了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十分强调充分发挥战争的主观指导能力，十分重视提高战争指挥者的主观指导能力。他说：“战争的胜利，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能力。”为了提高主观指导能力，必须善于学习，认真改造主观世界，克服主观主义。改造主观世界既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必要条件，也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此可见，“改造主观世界”命题的提出，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毛泽东本人以往哲学思想的升华。

三、“改造主观世界”与中国古代的修养

“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古代重视修养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主张以德治国。孔子提倡：为政以德，以德服人;政者正也，己正才能正人;正己要在修身，修己以安人(见《论语》的《为政》、《颜渊》、《子路》、《宪问》诸篇)。中国古代社会，家是最简单的社会细胞，家与国同构，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荀子则著有《修身》篇，其中说“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礼记·大学》则进而把修身看成治国之本，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的“修齐治平”思想为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所推崇，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丰富的修身理论，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伦理道德，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修养，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能认为只有中国哲学讲修养。但也要承认，像中国这样把修身看成治国之本，形成如此完备的修身理论则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修身、修养虽不能等同于改造主观世界，但两者的本质则是一致的。修身、修养实质上就是改造主观世界。

中国传统修身理论自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把修身用作维护“三纲”专制制度的工具;片面强调以国家、社会为本位，忽视个人权利和个性自由;片面强调正谊明道，把人的欲望看作恶，忽视了物质利益，甚至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等等。但传统道德中提倡的“夙夜在公”(《诗经·召南·采蘩》)、“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汉书·贾谊传》)等的大公无私精神;“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以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等的高尚情操;“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等的忧患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正始》;梁启超《痛定罪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等的爱国精神皆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未曾中断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精义所在。即使在近现代，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提倡者也仍继承着注重人生修养的优良传统。

从保存下的毛泽东的《讲堂录》(尤其是听杨昌济先生“修身”课的笔记)和他早期通信、文章以及新民学会的有关资料看，青年毛泽东深受时代思潮和老师的影响，亦十分注重人生修养。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他本人身体力行，堪称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和蔡和森等同学发起成立的团体取名“新民学会”，其“新民”一词就源于《尚书·康诰》和《大学》及梁启超的“新民说”，旨在标明重视国民自身的改造、自新和修养。由他起草的新民学会章程则明确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和会员须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规则。1921年，当他和蔡和森等人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新民学会的宗旨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注意学术研究与人生修养则没有变。他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提出，学会的活动，在重视“主义”研究的同时“须增‘修养’”。新年大会接受了这一提议。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修养的传统，使得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改造主观世界，十分重视提高党员自身的修养，从而能写出世界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样党的决议案。《实践论》有关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关系的论述是对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与重视主体自我修养这两者的统一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点血”。他又说：“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论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号召共产党员要在抗日民族战争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并提出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也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学习问题。他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号召全党要研究理论，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主义;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数千年历史的珍贵遗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研究现状，认识当前革命运动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命题的提出，进一步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中国传统的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扩展到党的“理论修养”。

在中国共产党内不仅毛泽东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注重党员的党性修养，而且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样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将儒家的“修身”转化为共产党的“修养”。刘少奇著有《论共产党员修养》(1939年7月)，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实在此之前，时任中共中央书处书记、负总责的张闻天曾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分别发表了题为《论青年的修养》(1938年4月12日)和《论待人接物问题》(1938年7月26日)的长篇讲演(均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解放》)。与毛泽东一样，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注重“思想改造”。他创建觉悟社，主编《觉悟》杂志，其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严格修炼自己。他在整风中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从学习、工作、与群众的关系到保持合理的生活规律等共七条。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视突出体现在延安整风运动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参加整风的每一个干部和党员，对规定的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在学习与讨论过程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亦强调反省总结的重要。他指出，整风“重心在自己”，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经过回顾、反省、总结自己的历史，自觉检讨缺点错误，每个党员提高了理论修养、思想意识修养和工作能力，增强了党性。

共产党员的改造主观世界、党性修养，无论就内容、方法和形式而言，自然与中国传统的修身、修养有本质的不同。但也应承认，我们党创造的整风这一党的建设形式，与中国传统的修养有着内在的联系。经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老人吴玉章在整风中撰文说，他自己从小受孔孟经典教育，深信“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中庸忠恕之道”。共产党改造了他的思想，发扬了他旧的好思想，洗掉了他旧的坏思想。“我常常把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处事的方法，与中国古圣贤所谓‘修己治人’之道相比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只有共产党员才能真正实行人类最高的道德。”“整风运动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运动，也就是使我党更加民族化、使马列主义更能切实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中。”可以认为，延安整风运动实质上是中国传统修养在现代的一种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实践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30多年后，邓小平依然评论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总之，把中国传统的“修身”转化为现代的共产党的“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经受各种考验，战胜各种敌人和困难，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法宝。

四、应把“改造主观世界”写入哲学教科书

以上三题说明：(一)“改造主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命题，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和中国哲学修身思想的继承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二)在改造客观界中改造主观世界，又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改造客观界，这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普遍的理论价值。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在“真理”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节中写入了《实践论》的有关改造客观界与改造主观世界关系的内容。虽然文字不多，但它代表当时中国哲学界对“改造主观世界”命题的肯定和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舆论宣传中以往常讲的思想改造、世界观改造不讲了，消失了。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哲学界。笔者在中央党校图书馆翻检了数十种大同小异的各类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发现写入“改造主观世界”命题、阐述有关改造客观界与改造主观世界关系内容的教科书则寥寥无几。在名家编著的哲学教科书中，笔者仅查到由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1983年)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1993年)两书有对《实践论》中改造主观世界论点的吸取和阐发。前者在“认识的辩证过程”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节中列有“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目;后者在“认识的辩证过程和主体的认识能力”章中专门设有“提高主体认识能力”节。另外，可以发现，国内各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大都无有这方面的内容。更令人遗憾的是最具代表性、权威性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萧前主编、黄枬森和陈晏清副主编，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点的十余位博士生导师和著名教授参与编写，历时8年，1993年出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首席专家为袁贵仁、杨春贵、李景源、丰子义，亦有数十位博士生导师和著名教授参与编写，历时5年，2009年出版)也均缺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容。对此状况，笔者则很不以为然。

针对哲学界的上述情形和我国党风政风堪忧、道德失范严重的实际，笔者在《〈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里对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做了说明，批评了“改造人、改造思想是违背人性”的错误观点。笔者论述了《实践论》提出改造主观世界，既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主体修养论的继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历史和现实证明：不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改造是做不好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政党和团体是这样，以至一个阶级、一个社会也是这样。倘若忽视改造主观世界，不讲改造主观世界，社会就私欲横流，谬误充塞，正不压邪，假、恶、丑泛滥，真、善、美消退，用不了多久，社会则由盛转衰。”

有的学者之所以对“改造主观世界”命题持异议的态度是因为在1956年以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在“改造思想”、“改造人”的实践上发生了严重错误，伤害了不少人，尤其是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以至今天，有些受过伤害的人说，一听到“改造思想”、“改造人”的这一类话就头皮发紧发麻，心有余悸。在“改造思想”、“改造人”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这是事实，不应回避，应认真总结其教训。“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脱离实际的“左”的口号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抛弃。大批判、劳动改造、不尊重人格、不尊重人权、不尊重隐私等简单粗暴的做法无疑应当被禁止。这些错误的口号和做法，虽然同“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的思想有着某种联系，但两者不能简单地等同。而是，存在着个别与一般的区别，不能用个别来否定一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改造着主观世界、改造着人，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不能因在运用客观规律的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就否认这一客观规律本身。

在如何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方面，我们既有丰富的成功的经验，也有着严重的错误和深刻的教训，我们应给予全面的总结。不能以一定时期内“左”的错误就否认以往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就今天而言，我们更应鲜明地提出：领导干部要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要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关键在于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管住自己。大量的事实说明：若不自觉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不仅难于有效地改造好客观世界，而且还会在各种剝削阶级腐朽思想腐蚀下，蜕化变质，甚至触犯党纪国法，有的锒铛入狱，沦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阶下囚，被强廹改造，重新做人。

为了提高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有必要大力宣传“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有必要把“改造主观世界”写进哲学教科书，使我们的每一个青年学生从学生时代起，每一个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要有自觉改造自己的意识，严格修炼自己，一直改造到老，修炼到老。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领导干部要严于修身、严于用权，严于律己，切中时弊，十分重要。在新的形势下，中断了30多年的主观世界改造、人的改造、思想改造等老话要重新常讲，并赋予新的内容。

我们不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吗?“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修养”等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命题，哲学家理应把它们写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让它们进课堂，进头脑，而不能再继续把它们排斥在教科书之外。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一书在结束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萝”题下讲了“理想信念与党性修养的关系”，论述了党性修养的必要和当前党性修养的重点，并归结到“我们在改造客覌世界的同时，必须认真改造主观世界”。如前所说，党性修养本质上是改造主观世界。因此《读本》比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前进了一步，应予肯定，但仍感不足。作为哲学读本，应讲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道理，让党员干部们懂得改造主观世界的意义和如何改造主观世界，做到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言行一致，反对伪言伪行，反对行己无耻，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改造客观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历史任务。

(作者简介：许全兴——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