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毛泽东和著名中医施今墨（右一）交谈

原标题：毛泽东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伟大实践。其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赤脚医生队伍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必须领导卫生工作

毛泽东极为重视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1951年9月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这个指示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53年4月3日，毛泽东对《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做出批示，严厉批评了军委卫生部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指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绝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批评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党要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状况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像毛泽东这样把卫生工作当作党的事业，提高到“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共同努力，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

1958年，毛泽东视察四川农村卫生工作时，拿着蟑螂标本，问娃娃们认识不认识

毛泽东创建了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就确立了根据地的卫生工作要为军民健康服务，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

1929年，毛泽东提出“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宗旨，提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37年12月，毛泽东为白求恩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并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政府努力创新并实践了极为有效的、综合性的“人民卫生观”，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注重疾病医疗，更重视卫生防疫，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注重社会保障和移风易俗，整治卫生环境，引导人民群众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把发展人民群众卫生事业视为党和政府的责任。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发展高潮时期，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地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到安徽省博物馆视察防治血吸虫病规划情况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1968年9月，毛泽东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最高峰时全国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分布在广大农村，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赤脚医生是广大农民名副其实的健康“守护神”，也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即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进一步治疗。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

为了让合作医疗制度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民，解决农民的看病就医吃药问题，毛泽东推动全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医疗遍地开花”。1968年11月，毛泽东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实行合作医疗的办法是这样的：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钱。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所十二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十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为了照顾医生流动性大、花费比较多的特点，每月按情况不同补助三元到五元。”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此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1976年农村合作医疗生产大队覆盖率超过90%。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政府在全国城乡组织开展了诸多医疗卫生实践活动，如宣传医疗和疾病防治常识，培训乡村接生员、保育员、保健员、赤脚医生等医务工作人员，在乡村建立保健站、产院、保育院等基层卫生组织系统，开展合作医疗等，还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树立许多模范标兵和农村卫生模范村在全国广为宣传。毛泽东推动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队伍，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

毛泽东的公共卫生思想发轫于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因根据地卫生基础条件差，又加上敌人“围剿”，以致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生存和发展都十分困难，毛泽东产生了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思想。1932年在闽赣苏区，面对当时严重疫情，毛泽东对时任红军军医处处长的贺诚说：“红军的卫生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发展革命斗争的胜利极其重要。……现在许多人生疮害病，苦于没有办法来防治。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战士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1944年11月1日，毛泽东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说：“边区文教会议的任务，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哪一项，就都是告诉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做斗争。”

毛泽东强调全民参与，主张预防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这也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他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他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以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气概大搞卫生运动”，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免疫注射，整治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毛泽东还针对学生的健康问题做出批示，对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批评，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主张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增进健康，预防疾病。

毛泽东指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时，在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设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的开展，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负责。在运动期间，各种资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如清扫街道、灭杀钉螺等。在政权治理层面，面对100多年来外侵内乱造成的鸦片等毒品为患和伪劣药品大量充斥市场的局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并授权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三年时间，便解决了旧中国长期解决不了并令世界各国政府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强调采用适宜的医疗技术。在“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中，毛泽东指出，医学工作“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严肃批评了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也有必要，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医学“以治疗为本”的思路，即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基于这种思想，大量赤脚医生遍布城乡，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状况的新模式。毛泽东让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毛泽东推动各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建立了有效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

毛泽东挽救了中医和中药

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提出：“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在革命战争时期，环境恶劣，面对根据地极为困难的医疗问题，提出“中西医两法治疗”。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合作社中，“中西医结合”是合作医疗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府曾经抵制、否定甚至极力取消传统中医药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政府对中华民族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中医药采取了务实的肯定态度，坚决反对以西医理论作为衡量中医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准，提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并提出建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宏伟目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支持传统中医药的应用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并将“团结中西医”列为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在他看来，中医西医皆有道，是不可偏废的。他认为：“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具体说就是，“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繁衍，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的周泽昭谈话时，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的态度十分坚决，提出“我来干”，其实是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

毛泽东重视中医药的保护和发展。毛泽东在中医药材的种植、流通，中医药典籍的保护、整理，中医师的培训等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指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写给杨尚昆的信中指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泽东这种纵横古今、横跨中外的宏观思维和中医治病用药讲究整体辨证、君臣佐使，在思维特点上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也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底蕴，更能理解和认同中医隐喻的哲学内涵。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有“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盲目否定中医，且提出了一套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正相对抗的排挤和消灭中医的实施办法”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随后，卫生部开展了全面讨论、批判，正本清源，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始终强调努力发掘中国古代医学遗产，加以继续利用，主张中西医结合，提出要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目标，除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药在农村合作医疗、保护人民健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毛泽东挽救了中医和中药。

毛泽东主导建立了高效的医药供应体系

毛泽东对贫困农村缺医少药感同身受，革命战争时期，更是因药品短缺受尽困扰，对药品的重要性自然认识深刻。不管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闽赣苏区、延安，他都非常重视药品的生产工作。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强调自力更生，自办药厂、医疗材料厂，保证了药品供应，保证了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也保证了军民的健康，从而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医药生产也要坚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他对中医药的生产和配送十分重视，在1954年提出：“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设备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1958年6月，他又提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和引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资金、技术、设备等均严重不足的不利情况，在医药方面，取得了成功研制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

毛泽东强调，不能以赚不赚钱来看药品医疗。他一直认为医药是为人民服务的，药品是保护劳动力的，不能以药品能否赚钱来衡量医院的作用。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和医务人员谈话时指出：“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1965年8月15日，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的汇报谈到药品问题时，毛泽东插话指示：“药品应当降价。”“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在毛泽东的主张下，国家对药品供应、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免费、半免费和低价供应的政策，既帮助群众解决了防治疾病的问题，又减轻了群众经济上的负担，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毛泽东重视医药工业产业的发展。1953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生物制品规程，兴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接管并调整医药院校，协调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1955年，轻工业部、卫生部、商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医疗器械专业会议，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私营医疗器械厂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进口药物也开始了规范管理检验。先后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建立了新中国药品生产、经营、科研的完整产业体系。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从中央和地方、管理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听取薄一波等关于196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当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说：（试办托拉斯）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1965年4月17日，北京市的一份材料《全国医药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况》反映：医药托拉斯统一安排生产后，北京市药品品种减少，供应量下降，一批常用药严重脱销，这种统法不能适应医药生产供需的特殊情况。4月29日，毛泽东就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决。”随后，北京等六大城市医药生产服务站成立，主要配合解决各医疗单位和市场急需的药品，安排“零星小包装、小规格、小批量”的“三小”药品以及特殊配方药品的生产任务。1974年，国家成立化工部医药局负责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在这期间各省、专署和县、公社都成立了医药公司、医药站，负责药品的采购和配送。

综上所述，回顾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平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指导，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毛泽东指示、部署、推动的。他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人民性、社会性、公益性，坚持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使新中国的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