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原本是个温情革命者，五四运动前后，他奔走呼号，所作所为无非是“忠告运动”“呼声革命”，不主张“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中共建党初期，实行国共合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两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上，也没有想到枪杆子的暴力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反目成仇、凶相毕露的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故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言近旨远，感慨而发，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他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山穷水尽的一个变计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年青的毛泽东报名参加了湖南新军，就是这位很不起眼的列兵，竟对时事和社会问题表现出罕见的兴趣和热情。他从当时鼓吹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接着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1915年5月，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这之中固有对“奇杰”和“非常之人”的期待，也不乏历史担当的自信。

　　1918年4月，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次年7月，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湖南省学联创刊《湘江评论》，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撰写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反对强权政治，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已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他对于“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受之影响在中国则“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他呼吁中国要实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并指出“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说：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竟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显然，他反对所有的暴力革命，也包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相反倒十分欣赏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这是一种温和的社会改良方法。他说：

　　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相互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已经小有名气，他的许多文章见诸长沙报端，1919年11月8日至10日，长沙《大公报》每天都刊登这样的启事：“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其间，他大多时间用在参与和领导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他草拟出《问题研究会章程》，通过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这个章程所列举的涉及方方面面的140个问题，尽管“致影响于现代人之进步者”，但并没有鼓励以极端的方法处理，而是提倡“先从研究入手”，“以学理解决问题”，以“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

　　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5月，毛泽东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上海。6月的某天，他特意前来拜访自己心中的偶像陈独秀。此次会晤给毛泽东留下至深的记忆，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长沙，他受陈独秀之邀，参加创建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此时，他终于悟到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就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

　　毛泽东因为有以上的感悟，才于1920年12月1日，在给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中说：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已经摒弃了温和的“呼声革命”，赞成十月革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得不为的“一个变计”。应该说，他对列宁的武装革命已有了认同的理念。这之后，他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接着，他被调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后又由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荐，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时，枪杆子的暴力革命，对于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说，还没有那么凸显和迫切。

　　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1925年2月，毛泽东因病而携全家回韶山休假，在这里他几乎每天都要走亲访友，访贫问苦，就是从此开始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农民运动。他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并于6月成立中共韶山支部。他说：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的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回到广州，他仍在国民党当差。他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在解放农民。”会后，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常来农讲所讲课，其中就讲到：“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到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湘乡考察农运时，就注意到农民的武装问题，他说，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他在衡山县召开调查座谈会时，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回到武昌，他立即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充分肯定农运“好得很”，指出：“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同年3月5日至4月3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分四期，连续刊载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论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还在《报告》中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稍后几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汉口《民国日报》副刊和《湖南民报》，或发表其中的部分章节，或全文发表。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单行本，瞿秋白专此写了序，其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以俄文版和英文版，于同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这个《报告》，冠名为《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所加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特意推荐这份《报告》，他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北伐胜利了，蒋介石感觉苏联顾问和中共的价值已利用殆尽，于是脸就一变，原先对准军阀的枪口，立即对准中共和工农大众。1927年4月12日，是民国史上最血腥的日子，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和毛泽东等193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此时，毛泽东正在武昌，面对日益恶劣的政治形势，“心情苍凉，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独自一人徘徊在黄鹤楼，望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和着心中愤懑之情，低吟一首《菩萨蛮·黄鹤楼》，其中有云：“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处此革命危急之际，毛泽东决不会束手待擒。他和其他同志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各省农民协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发出通告，其中就有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武装农民的指示。6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毛泽东回湖南任省委书记。

　　回到长沙，毛泽东召开党和工农青妇干部会议，一再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指出，现在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形势的发展不幸而被毛泽东言中，由于中共毫无武装基础，汪精卫也于7月15日与中共彻底翻脸，实行分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筹划湖南秋收起义。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这是他一贯的思想，早在八七会议前，他就主张建立农民武装，提出“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只是当时的形势似是雾里看花，不甚明晰，才没有引起全党的足够重视。经过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中共在付出血的代价后，才分外觉得毛泽东的警告特别的真实和迫切。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让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回到湖南，他就积极筹划秋收起义，明确提出，秋收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行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湖南省委会议认为，国民党已走向反面，民众对国民党普遍存在唾弃心理，所以，秋收起义再也不要打国民党这块招牌，而要堂堂正正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和发动。会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明确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

　　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他把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然后兵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看着猎猎飞舞的红旗，听着暴动起义的呐喊，与一个多月前共产党处处被动挨打的情景，形成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起义军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决定转向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在艰难的转移途中，伤病员一天多似一天，有些伤病员因缺医少药而不得不弃于路旁;连日行军，疲惫不堪，很多人因看不到希望而悄悄离队。同时，官兵关系不和睦，党的组织也不健全。部队好不容易于9月29日来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里群山环抱，部队已远离追击的敌人，而且这里又没有地主武装，连续疲劳行军20天的部队，总算找到一块落脚休整的地方。当晚，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措施，决定对这支不足1000人的部队进行整顿与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亲身经历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的张宗逊将军感慨地说：

　　三湾改编，确定了在部队中健全各级党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北伐时期，团部设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工作，连不设支部，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党支部建在连上之后，排或班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把团政治指导员制度，改为团、营、连党代表制，从而加强了党的组织力量。部队还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从此这支部队完全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这个山就是井冈山。三湾改编后，这支队伍于10月3日到达宁冈县古城，这是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人口稀少，十分荒凉。毛泽东一直在寻找这支部队的落脚点，而罗霄山脉中段最适宜开展游击战争，井冈山则是最理想的落脚点。

　　井冈山已有落草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工农革命军要上井冈山，必须要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同意。毛泽东决定说服袁、王，使工农革命军顺利上山，以图共同发展。可是，袁文才对这支实力比自己强的队伍，心存疑虑，担心会重演《水浒传》上宋江火并王伦的一幕。他派人来说，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还是请你们“另找高山”。袁文才的这种态度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据何长工回忆：

　　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

　　毛泽东决定先从已是中共党员的袁文才入手，然后再通过袁去做王的工作。10月6日，毛泽东只带了几名随从人员，来到宁冈大苍村林风和家会见袁文才。袁文才为防止有诈，早已埋伏下20多人，乌黑的枪口对着林家，一待有变，立刻先下手为强。见毛泽东只带几名随从走来，袁文才悬着的心才放下，也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动。他们在林家吊楼上谈得甚为投契，知道袁文才部缺少枪支，毛泽东当场宣布赠予100支枪。这太出乎袁文才的意料，当即表示尽其所能为工农革命军提供帮助，并回赠工农革命军1000银洋，同意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并答应去做王佐的工作。

　　就这样，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时机成熟了，毛泽东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10月27日到达茨坪，毛泽东给王佐部送去60支枪，王佐派人下山接应接济。不几日，部队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初，王佐也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中旬，袁、王的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两支部队融为一体。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站稳了脚跟，只是有了存身之所，作为长久的工农革命，还要将革命向外延发展。毛泽东在向工农革命军分析形势时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激获武器。”毛泽东把这些通俗地概括成：“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的部队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宁冈龙市会师。两部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共辖三个师九个团。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创建的红五军主力，在宁冈龙市、新城与红四军会师。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此时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已冠全国之首。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

　　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促使国共两党走到一条战线，共同担负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实际上，早在西安事变前，国共双方就有过秘密接触。1936年1月17日，邓文仪受命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谈，其中就谈到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改编后即赴内蒙抵抗日军的内容;蒋介石还亲自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希望苏联施加影响力，让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还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

　　蒋介石这里包藏有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的险恶用心。他让改编后的红军开赴内蒙，与日军精锐部队作战，以红军的装备、实力，自然不是日军的对手，日军也会在决战中挫其锐气，这样的两败俱伤，蒋介石即可坐收渔翁之利。这种动机和用心，怎能瞒得过毛泽东，他与张闻天、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在给与张学良谈判的李克农的训令中说：“蒋介石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

　　在与国民党谈判改编红军时，毛泽东一再指示“红军基本不动”。红军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请注意这里的“服从抗日指挥”，而不是服从别的什么指挥，更甭说收编的指挥了。改编后的“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之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军队问题一直纠结着蒋介石，在他的心中，改编只是说说而已，收编才是他真正目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只可收编其部队，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他要毛泽东、朱德出国考察，将红军中的高级将领派任副职，然后再派国民党官员填补充任，以彻底地剥离共产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直至卢沟桥事变前，他都是这种态度，他的日记中写道：“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毛泽东有段著名的论断：“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通览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有军则有权”。毛泽东之看重军权，是在于他所献身的革命事业，是在于为革命为人民争军权拿枪杆。如今为全民抗日大计，中共可以放弃苏维埃旗帜，可以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全军指战员也可以换戴青天白日徽章的国民党军帽，但唯独不能让国民党来染指这支军队，中共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权一点也不能动摇。当蒋介石欲派康泽担任八路军政训处主任，并为各师旅派任副职官和参谋长时，毛泽东断然拒绝“不许入营门一步”。

　　中国共产党走过曲折坎坷的道路，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找到一条正确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怎么可能轻易地丢掉呢?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

　　二战结束后，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共产党交了枪，解散了自己的武装。这股风吹得很强劲，连斯大林也希望中共照此办理。美国更是幸灾乐祸，赫尔利就是以“参加政府，获得承认”为诱饵，企图欺骗中共放弃手中的枪杆子。国内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也劝说中共放弃武装。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张君劢就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规劝“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抗战胜利后，胡适也致书毛泽东，规劝中共“放弃武力”，在“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大公报》发表社论，“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而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接二连三地电邀毛泽东来重庆和谈，这恰好说明蒋介石对中共武装力量的重视与畏惧，否则，他怎么能屈身向昔日被通缉的“共匪”首领发出邀请。蒋介石一心要取消或削弱中共武装力量，这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偏偏在重庆谈判时，还有人附和，民社党领导人蒋匀田就放弃武装问题，询问过毛泽东。毛泽东在回答时幽默地说：“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他实际上是在告诉那些善良的人们，蒋介石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养有那么多的特务和军警，与这样人商谈和平民主，没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岂非是痴人说梦?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之所以改武打为“和谈”，是在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强大，他说：“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我们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

　　毛泽东在分析重庆谈判后国共军事力量对比时说：按照国民党官多兵少的编制，“我们一百二十万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就把枪交给国民党，相反，“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新中国成立后，有些民主人士建议单独保留国民党的起义部队。毛泽东的态度极其明确，这些起义将领可以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供职，可以搞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绝对不能允许任何个人武装的出现，军队必须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这一条是谁也不能改变的。人民共和国走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之所以能坚如磐石，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难道不正是得益于“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