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还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结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使之能够更好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1926年，毛泽东曾说过：“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儒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因为洪秀全的手段错了。”①这是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提出的对传统政治和思想秩序批判的观点：中国的农民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要肯定传统，而且还要借助传统为手段来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特性。”②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政治和伦理本位主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政治哲学。哲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思想核心。中国传统哲学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哲学将物质世界看成为一个不断发展、不停运动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但是物质世界永不停止、不断更新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社会道德思想和自然规律的融和、不停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国传统哲学的观点是将生命的运动过程看成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意义实现的历程，认为天与人之间是存在同一性的，天地万物自然一体，以形成与自然和谐、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和统一的思想境界，认为人的道德理想高于一切，将哲学与政治活动中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的伦理原则密切地结合起来，尤其强调个人道德思想的完善，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和谐，同时较为注重客观辩证的认识世界，体现出了唯物辩证的思想传统。中国传统哲学缺少对自然本体论的思辩，所以不是一种自然哲学，它所表现的是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有关哲理的思考都是从宇宙的广阔视野，从天人共存、天人合一的整体上出发的，同时特别重视个体道德精神的锤炼，强调为政治服务。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影响，他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大体上与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一致的。所以，毛泽东哲学是将其理论为政治服务，并且为政治实践准备了理论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哲学思想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服务于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们思想的目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带有浓厚政治伦理色彩的哲学。
毛泽东哲学的伦理本位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小农自给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性。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本体论和社会发展观等都具有一定的伦理化倾向。中国尊崇儒学，儒学作为一种伦理思想，有三个基本的观点，第一，个人和社会整体的最高境界都是道德伦理的完善；第二，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是伦理秩序的建构；第三，道德人格的修养是人们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中国的哲学思想深受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思想的影响。它一方面肯定了人的道德意志的作用，也充分表明了对道德人格力量的赞美，但另一方面往往过分强调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以主观判断代替客观性的存在，从而忽视、违背客观规律。毛泽东对于人的自身道德修养十分重视，一贯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在客观实践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在改造主观世界上，首先注重主体结构和认识结构的改造，在工作中不断提醒并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学习好、掌握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辩证法，其目的就在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其次，在主体观念和情感的改造上，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人民大众的影响，通过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把中国人民的立场观点和情感态度提升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层次，从而构建起了中国人民崭新的思想价值体系；再次，在主体道德意志结构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继承并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道德意志的能动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以加强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基础，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为方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伦理本位主义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体用不二”方法论

一直以来，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一贯倾向于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而不是热衷于纯而又纯的哲学思考。在他们的眼中，不存在现象与本质、个别与整体之间的对立局面。他们强调“道不离器”、“体不离用”，这是一种“体用不二”的思想，它最主要的表现还是体现在了“道”上，即存在于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一定的世界观在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着重体现在了方法论上。这一方法论强调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实际的思想方法和组织方法，这种思想风格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色，而且还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精神。
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体用不二”的特点就是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此作了全面的论述。实践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毛泽东还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提高了实践的地位，这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科学地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为中国哲学发展史增添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实践论》除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创造性发挥，还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维。
除《实践论》等专门哲学论著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还体现在《矛盾论》、《反对本本主义》、《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军事和政治著作中。在他的众多书籍中，毛泽东往往通过一定的社会实践对各阶段的认识程度作一个充分的辨析。从他的方法论中不难看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总公式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是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民本新思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把民众比作兴邦的载体，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只有善待于民，国家才能稳定。但这种思想是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其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服务于剥削阶级，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真正实践民本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确立了民本新思想。这种民本新思想是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历史唯物论。他一直强调：“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③并肯定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民的重要贡献，并始终相信，只有人民，才是改变世界最根本的动力。在革命的战争年代中，历史见证了人民在祖国受到侵略时所表现出的伟大力量。因此，毛泽东始终认为，只要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问题，都是重大的问题，只有通过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依靠，相互帮助，互相团结，才能使革命胜利，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毛泽东还提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纵观中国朝代的更迭，没有一个朝代能够永久存在下去，究其原因，毛泽东认为，人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舆论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人民的监督才能够促进国家的发展。只有实行人民民主，讲真话做实事，才会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民本新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他认为，无论处于什么时期，都应当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同时也拥有了民心这一有利的政治优势。
毛泽东一直坚持让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之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保护自己和与他人战斗的有利武器。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哲学中的民本新思想有别于传统的“听政于民”，听政于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毛泽东的民本新思想是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躬行践履”风格

“躬行践履”是儒家认识论的方法论之一，是经过历代思想家长期论证的“知”与“行”关系正确的成果。它最早出自于《诗·大雅·行苇》：“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指牛羊脚踏苇地，后来儒者引申为身体力行。
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躬行践履”十分重视，同时也注重“实事求是”的思想风格。毛泽东对于这两者的继承可谓是恰到好处。“实事求是”一词，最初见于后汉史学家班固编纂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习风格。毛泽东反对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主义出发的思想作风，尤其是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一切从客观现实出发，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
首先，他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把实事求是列为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并要求共产党员要从斗争中积极创新，开创出了思想路线的新局面；其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一些重要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容，“实事”就是指事情的本来原貌，“求”是指研究，而“是”则是事物的规律性；再次，实事求是是学风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原则，是党性的表现。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任务，他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总而言之，“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最基本的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马列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党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毛泽东善于用朴实的生活事例和历史典故来表达深奥的哲学道理，这也就是他反复强调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哲学思想开辟了中国哲学通俗化的先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吸收和内化，并赋予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深度挖掘和继承发展，运用其优秀的资源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其从形式到内容皆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劳动人民的理论需求与接受心理，运用人民群众容易接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要素、文化特性、价值标准、行为准则、言语表达等密切结合在一起，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客观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果，包括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以及一些富有哲理性的故事、成语、名言警句等，运用中国文化特有的语言组织方式和逻辑思维习惯，重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人们已经熟悉了的、习惯使用的、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的词汇与传说故事或诗词来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或文字把深刻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把难以理解的哲学理论，转化为简单的、具体的事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地通俗化。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系统化、具体化了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作用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具体化了的实践哲学。也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实践为主的哲学理论。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融合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特别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实践活动中的方法论问题，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两点论、两条腿走路、“解剖麻雀”和开现场会等，使哲学真正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这一实践的哲学思想既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
毛泽东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第一，世界观的转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认为世界是静止的或是循环往复的，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认为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质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这极大影响了中国人民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改变了中国人民传统的世界观。第二，确立了民本新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王权是“天道”的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毛泽东则强调，人民群众、只有劳动群众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过程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发展过程，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社会发展的缔造者。第三，人人平等思想的形成。儒家传统文化中伦理纲常的等级思想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生活行为和处事方式，毛泽东则以马克思主义中的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为基础，指出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使得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互相团结的集体文化与平等主义思想，这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婚姻关系及其行为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社会构成与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结成的关系皆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同时也将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以及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