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伯父曾说过：“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

每当人们问起伯伯的出生地和籍贯时，他常常笑着回答：“我乃江浙人也！”“江”，指他的出生地江苏淮安；“浙”，指我们的祖籍浙江绍兴。

这个世居江浙的周氏封建大家族，幸运地养育出一代伟人周恩来。伯伯自幼受到家族熏陶，目睹它的衰落，经历幼年苦难，对自己出身的这个封建家族，既持有强烈否定和深刻批判的态度，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高度，对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给以足够肯定。

他是一个既彻底背叛封建家庭，又堪称在树立优良家风中充分传承宝贵历史遗产的典范。伯伯一生中的所言所行，体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情操和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1

家族渊源

我们周家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传统的世家。有史可考，这一脉系的周氏始祖是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理学家、诗人周敦颐（1017—1073）。敦颐公所著《爱莲说》，以文明志，以物喻人，清雅脱俗，字字珠玑，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七伯曾教诲我：“小时候读书，就被《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句诗深深吸引，它用清新美好的形象和简约的语言，教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希望你常常诵读，自省自律。”

青年周恩来。图｜新华社发

相传宋末元初，周氏家族由江西迁至浙东山阴，就是如今的绍兴市，定居在宝佑桥。因为祖先中有两位年过百岁的老人，祖居取名“百岁堂”。门前现有匾额：“周恩来祖居”。老家厅前悬挂一副楹联：“莲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上联中的“莲溪”，是周敦颐先生别号，又称“濂溪”，历代人称“濂溪先生”。下联中的“沂国”，相传是指周氏高祖周茂，南迁时因功被元朝廷册封为“沂国公”。这些史实是否确凿，有待进一步考证。

旧时代，民众的国家意识比较淡薄，家族观念却很强大，周家族人曾一代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随着近代社会变迁，几百年间，各房弟兄由祖居绍兴迁徙到江苏淮安、天津、沈阳、扬州、上海各地，仍然维持着家族的纽带，名义上并未分家。伯伯就是在淮安出生，在我上一代“恩”字辈中，他排行第七，因此，我们所有侄儿女辈都尊敬和亲昵地称他为“七伯”，称颖超伯母为“七妈”，概无例外。父亲恩霔是同辈中最小的一个，排行十四， 七伯称他“十四弟”，但更多的是用“润民”这个父亲的别名。

正因为如此，我在周家的“恩”字辈中虽然有十三位伯父，但我与同辈兄妹们一样，与其中的绝大多数伯叔父都从未谋面，只在族谱中看到过名字。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感激命运的厚爱：我们这房从我祖父起，几代人都和恩来伯伯有过亲密接触。

这份特殊的亲缘，使我有机会多次面见七伯和七妈，聆听他们的人生教诲，近距离感受他俩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和非凡人格。这份“得天独厚”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一生。

2

骨肉情深

20世纪初期，随着外敌侵扰、战乱纷起，无数个像周家一样的中国家庭解体了。周家的家族纽带也逐渐瓦解，相互关系的亲近疏远，也只能随着颠沛动荡的生活，听凭命运的摆布了。

七伯的二伯父即我的祖父周贻康，186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他是一个勤奋的读书人，是当代周家中举的第一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曾出任晚清保定知府，江苏巡抚陈夔龙总文案，民国时期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秘书。

祖父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写有《自箴诗》明志：

莫以爱憎从俗尚，需知穷达总天生。

谋无习巧唯安命，名不求高但近情。

由于祖父少年时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大伯父，自许在家族中挑起长房长子的担子，因此改名“龢鼐”，取字“调之”，借“和”“调”的寓意，企望居中调节各房之间的关系，保持周氏家族的和睦与团结。但囿于宦海浮沉、远离家乡又频繁搬家等客观条件，他未能实现愿望。

尽管如此，祖父还是尽心尽力为生计困难的亲属纾困解难，并提携七弟周贻能（七伯生父，族辈排行也是第七，我们称他七爷爷）在自己身边多年。由于这层机缘，他一直都与从孩提到青少年时期的侄儿恩来有亲密的接触，并认定他是一个聪明睿智、必成大器的后生，给以格外的关注和帮助。恩来伯伯不仅随生父多次住在我祖父家中，并在东渡日本求学和赴欧洲勤工俭学前，专程到当时在天津和南京的我祖父处当面请教。祖父每次都同他亲切交谈，对他改革社会的远大志向十分理解和支持，在他临行时都给予资助。（祖父于1921年在上海逝世，享年五十三岁。）

1984年8月，我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她深有感慨地回忆：“二伯父是个忠厚长者，对你们七伯多有关照，尤其在他的青年时代给予经济资助，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二伯母是个老实人，对我们俩也很好。可惜二伯父身体太弱，五十出头就过世了。”

爱屋及乌，推己及人。正是因为七伯从我祖父那里感受到的这份独特亲情，他对小自己十岁的十四弟即我父亲恩霔，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疼爱。父亲充满感情地向我回忆当年情景：

我是在华北生长的，和你七伯头一次见面是在天津。他一九一三年考进天津南开中学，我才六岁，还不懂人事，不过看到这位还不到二十岁的哥哥，直觉上感到与别人不同。他显得英姿秀拔，态度凝重安详，可对我这弱小的弟弟，是爱抚亲密的，我对他又怕又爱。他在我家总是和我老父谈心，谈论国家民族大事，我也不懂。我父虽是晚清遗老，可对这个侄子，很是器重。

一九一六年你七伯到北京演出话剧《一元钱》，住在我家，那时我家已搬到北京东直门大街柳树井对面，一所四合院。其后你七伯一九一七年南开毕业，在东渡日本之前，又来北京住了一时。我已九岁，略懂人事，还未进学校，在家读书，请了教读老师，东厢屋做书房，你七伯住西屋。他常纠正我握笔，或考我功课。我看演义小说，他让我背《水浒》上的好汉绰号，我答出来，他便高兴地笑了，并奖我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湖风景画》画册，作为鼓励。

在这期间，我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上，律己甚严，不饮酒，不抽烟，天明即起。我起床后，他已在大天井中做健身操，还练操步，总得二十几分钟。他很注意体育，为未来参加革命艰苦斗争锻炼身体本钱，不然的话，不可能胜任那二万五千里长征。

说到这里，父亲不无骄傲地说：“我这一生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我是周氏家族中唯一的书法家（父亲很早就是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同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吴青霞、费新我、陆俨少等互有切磋，交往甚深），这与当年你七伯的指点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父亲是独子，生父早逝，祖母难免有所偏爱，七伯在相处中频频嘱咐他勤奋读书，正直做人，切勿沾染社会不良习气。在欧洲勤工俭学时，七伯仍保持书信联系，给予亲切鼓励。

1927年，七伯赴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在战事激烈、险象环生的百忙之中，特地约父亲秘密会晤。

父亲在去世前留赠我的回忆录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那是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以后，反动派悬赏八万大洋购买恩来同志的脑袋。那时我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恩来同志通过他父亲辗转得知我的下落（当时七叔在上海帮助恩来同志做些秘密通讯联系工作），约我到三马路（现汉口路）昼锦里附近一家不大的“上海旅馆”秘密见面。那天我和七叔同去，看到多年未晤的七哥，显得有些苍老，但双目炯炯有神，态度从容镇定，在紧张严肃中谈笑自如，与在国内读书时更自不同。这次会面中，他除和七叔谈论革命工作外，殷切询问我母亲的健康情况和我读书的情况，叮嘱我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切勿沾染游荡习气。我那时虽长大成人，但更事不多，也不关心政治，可是对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大众的革命精神和他所特有的那种临危不惧、坚毅沉着的高贵风度，却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南昌起义后，七伯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再次同父亲取得联系，并把我们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七七事变后，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伯受中央委派，调重庆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他把当时住在我们家的七爷爷从上海接到武汉，后到贵阳，最后定居重庆。随即召我父亲去他身边，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秘书，负责文秘和文艺接待工作，在曾家岩与七伯和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朝夕相处，父亲获益匪浅。父亲是七伯在大革命时期之后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唯一的亲属。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同样是在七伯、七妈安排下，调到苏皖边区政府从事司法、文教工作。七伯在戎马倥偬的间隙，仍然关心他的情况，写信给七妈，嘱她打听父亲下落。1947年9月14日，七妈在给伯伯的回信中说及：

关于润民的消息，据董老告我……，他拟回浙江去，在苏北、山东时参加过司法机关的工作，后转入评剧团，编了一些剧，情绪还好，终以体弱难支不能坚持。

父亲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自幼体弱多病，早年耳聋，又患肺结核，虽然大学毕业，但不屑于经商从政，又不善钻营，幸而在人生的各个关键时期，得到七伯、七妈的关怀与引导，得以投身革命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成为他终生的幸事。

父亲秉性善良，行事低调，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热爱京剧艺术，造诣颇深，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私交甚笃。在梅先生去世后，他为上海《文汇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回忆上海沦陷期间，他遵周恩来之嘱，设法请梅先生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的往事。这篇文章很有史料价值，发表时，他用自己的别号“翕园”署名。七妈看到这篇文章很高兴，特地告诉我：“你们爸爸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他这篇文章署名用的是别号，没有用‘恩霔’，这样做很对。”

《文汇报》刊登的周翕园（恩霔）回忆文章（1981年8月16日）

3

历史文物和背后的故事

七伯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时，与我祖父和父亲互有通信，还赠给父亲一些精致的工艺纪念品。父亲一直视若无价之物地珍藏在身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不知从何处得知父亲存有这批珍贵历史文物，特派杜魏华、李慧庄两位同志到上海家中看望父亲，希望他把这些珍品捐献给“历博”珍藏，最好是原物，或者由他们复制后归还。

本来父亲很舍不得，正巧我出差在沪，特地同我商量。我说，七伯是党的领导人，他的遗物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应该给以支持。父亲接纳了我的意见，同我一起精心挑选了五件文物，包括两封七伯给二伯父即我祖父和我父亲的信、三件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寄赠父亲的工艺品，交给杜、李二同志，请他们复制留馆后将原件退还。

以上文物，特别是七伯的欧洲来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致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对此，我逐一做简要诠释并附原件照片，以飨读者。

第一件，七伯在南京辞别二伯父（即我祖父）、在上海乘邮轮抵达欧洲后不久，于1921年初从英国写给二伯父并转六伯父的一封长信，行文流畅，字迹秀丽。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一段话：

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复杂，人种萃聚，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七伯信中这一段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后，引起国内研究党史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周恩来思想生平的专家金冲及，在他的重要著作《周恩来传》中特地全文引用，此后，又为其他多种著作所引用。

金冲及认为，七伯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初衷，就是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英国当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之缩影”，那里的实际情况，正是七伯所企望的“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事实上，他在英国和法国，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约三万五千字。从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正是这种现地考察和研究，帮助七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主义”进行推求比较，又通过在欧洲期间从事革命运动的实践，最终认定，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重要创建人之一。

周恩来从英国伦敦寄回的信（1921年）

这封信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七伯从早期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成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演变进程。

第二件，七伯1939年6月22日从重庆曾家岩寄给父亲的家书，全文是：

润弟：

分手两年，居时念弟，今春得来书，甚以为慰。兄自去岁来渝，安居至今，父亲亦自贵阳移来同住乡中，城中房舍久已毁去，今日适逢父亲寿辰，庆幸之余（思）念及弟，不识二妈大人身体精神两康健否？

专此，即颂

双佳！

兄鸾手启

六月廿二日

二伯母大人安！

七嫂附笔

诸侄好！

周恩来（小名“大鸾”）给周恩霔的家书，用正楷书写，提及对方时均空格、抬头（1939年）

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百余字，但七伯一改行云流水的书法，都是用端正秀丽的正楷书就，一笔不苟。凡是提及他生父、二伯母（我祖母）包括我父亲的地方，一律空格、抬头；自称“兄”“嫂”时，则列于右侧。在他生父生日的当天，七伯专门致信上海，向我祖母请安，同时表达对我父亲的思念之情，充分展现了七伯对亲情的关注和对传统礼仪的重视。

第三件，七伯1922年12月9日从巴黎寄给我父亲的明信片。这是一张漂亮的新年贺卡，虽因年代久远，纸质变黄，但仍可以清楚地看见贺卡上的文字：

润弟存

来兄

九.一二.二二

寄自巴黎

新年大禧！

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寄给周恩霔的明信片（1922年）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22年12月前后，正是七伯策划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见朱德同志并介绍他入党期间。次年夏天，七伯就入住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专门从事党团工作。这个明信片表明，在建党初期的百忙之中，他还惦记着自己的润民弟弟。

第四、五、六件，在欧洲寄给我父亲的工艺礼品。

当时共选择了三件交付“历博”：一件是银色金属质地的折叠式巴黎风景匣，匣内装有著名景点埃菲尔铁塔等几张照片；另一件是仿象牙质地的微型瞭望镜，从视孔中可以看到巴黎风景画；第三件是德文商标的图钉盒。

这三件工艺品，虽说是小礼物，但质地精良、制作精细，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想必价值不低。七伯在给我祖父的信中提到“初来此邦，人地既生疏，语言且多隔膜，置身伦敦则殊不知所何措手足”，他初到陌生的环境，用微薄的收入屡次购置珍品赠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我父亲，足见他对手足之情的重视！

中国历史博物馆致周恩霔函（1979年3月12日）

4

家风祖训

据我观察，七伯对周氏这个封建大家庭，如果按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来区分，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对清朝以前的封建家族，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充分肯定祖辈中品行端正、廉洁自好的人士，强调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对属于封建遗老的长辈，同样恪守礼制，尊敬有加。

例如，七伯十分敬仰高祖周元棠（1791—1851）的为人和他的诗作。元棠公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中秀才，后科场失意，以课徒为生。他一生甘守清贫，品行高洁，所著《海巢书屋诗稿》收录有134首诗词，七伯视若珍宝，始终放在床头枕边，时时阅读直到去世。其中的一首《自述》，更受到七伯的高度赞赏：

人情薄如纸，世态淡如水。为人不由人，当作奇男子。我行不入邪，我言不苟訾。言只舒我心，行只安我履。躬耕惟砚田，不须分疆以。舒情惟笔锋，何事执弧矢。欲希倚马才，抛尽雕虫技。功名虽偃蹇，此志无时已。身或作飘萍，门总开桃李。惟冀才学成，不愧一佳士。内动亲心欢，上对天颜喜。

又如，七伯十分重视祖辈的历史沿革。1939年他去绍兴祭祖时，亲笔续写家谱，全凭记忆写下同辈十三位兄弟的姓名和所在房系。回到重庆曾家岩后，七伯向我父亲详细描述了此行经过和家乡亲友情况，并把带回的一份不完整的家谱交他做系统校订。父亲整理好后，将正本交给七伯，自己留下了副本，此后又将《周氏家谱》的副本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正本则不知去向。不过，父亲把他在重庆时写下的草稿和随后整理的一份更详细的家谱以及曾祖父周樵水（1819—1851）和夫人樊氏的画像（自樵水公后，周家近代逐渐由绍兴迁居淮安），都交给我妥善保存，作为家传的重要史料。

周恩来曾祖父周樵水与夫人樊氏（清嘉庆年间）

七伯对自己的生父周贻能，更是侍奉唯谨，挚爱至深。在严酷的对敌斗争时期，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时间孝欢慈亲、奉承于膝下，但只要有与七爷爷见面的机会，哪怕一时半刻，也要力争当面请安问候，随侍在侧。20世纪20年代以后，我家居上海、南京、扬州、镇江等地，七爷爷大都住我家中。七伯在从事地下斗争时，多次冒着敌人跟踪追捕的风险，秘密来家看望生父。

我六七岁时，在扬州、镇江曾与七爷爷短暂相处，还记得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忠厚长者，非常和蔼可亲，时常同我聊天，把七伯儿时和青年时代勤奋读书、立志救国、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卖国政府、领导地下斗争及尊敬、孝顺父母的情景，当故事讲给我听。我听得入神，印象深刻，至今仍仿佛记得，朦胧地感觉周家出了一个人物。

七七事变后，七伯赴重庆工作，稍稍安定下来，立即把七爷爷和七妈的母亲接到身边，与七妈一起悉心照料。由于重庆气候潮湿，七爷爷身体不是很适应，在1942年7月下旬不幸病故，终年六十八岁。七伯当时正住院手术，生父去世的消息开始没敢告诉他，三天后他才得知噩耗。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说：“从未见过你七伯这样伤心、激动，他听到消息，顿时跌坐在地，痛哭失声，严厉地指责你伯母：‘老爷子去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谁无父母，何从报恩！’”尽管手术后没有痊愈，他仍彻夜未眠为父亲守灵。

我们的这位七爷爷，一生偃蹇不得志，但他为人忠厚善良，任事勤勉，甘守清贫，不事逢迎。在七伯身上，我看到了七爷爷的影子。

再如，即使对当年勤工俭学时未能在申请“官费”一事上给予自己帮助的六伯父周贻良，他仍不计前嫌，恭谨如初。嵩尧公曾任晚清邮传部郎中、袁世凯秘书，是解放后周家尚在世的七伯唯一的伯父辈。七伯特地邀请他来京相见，聘请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向他请教前清和民国时期政府机构沿革情况，供政务院参考。在嵩尧公八十大寿时，七伯还在西花厅为他设家宴庆寿，亲自下厨做了他拿手的两道淮扬菜：霉干菜烧肉和清蒸狮子头。六爷爷感动不已。

另一方面，七伯对周氏封建大家庭中的阴暗面则十分厌恶和痛恨，始终持否定态度。他不止一次同我们这些侄辈谈家史，要求每个成员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其中的“亲属关”（“家庭关”），就是要求我们同封建家族彻底划清界限。七伯尖锐地指出，我们周家历代虽然不属于富豪贵族和官僚资产阶级，但也是一个带着深刻印记的封建大家族。近代以来，随着这个家族的衰败破落，出现了一些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种种不良社会关系。我们作为周家后代，要向无产阶级投降，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正是从继承家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摈弃一切封建糟粕和陋习出发，七伯、七妈向侄儿女们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我们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假日或出差时顺路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七妈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家的家风和祖训，周到具体，一目了然，是我们今天传承学习周恩来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