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兄弟秘密赴苏留学前后

倪良端

大革命失败后的1930年10月，受中共指派在长沙板仓一带坚持斗争的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她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同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壮烈牺牲。

杨开慧与幼儿时的毛岸英、毛岸青合影

杨开慧牺牲后，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辗转来到上海避难。在上海的日子，毛氏三兄弟可谓命运多舛。后来，毛岸龙不慎走失。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被中共地下党员、牧师董健吾收养，兄弟俩这才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

为更好地培养和保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烈士杨开慧的后代，董健吾和张学良共同筹划，计划将兄弟俩送到苏联去留学。后来，在张学良的资助下，毛氏兄弟前往苏联学习。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开始了在莫斯科西郊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的学习和生活。

毛岸英兄弟赴苏联留学的过程颇为曲折，经过多人的努力才达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牧师董健吾。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毕业后，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1月，受宋庆龄的委托，董健吾怀揣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前往陕北。大雪封山道路阻塞，董健吾请求张学良帮助。张学良全力以赴，还亲自驾车送董健吾到机场，并指派美国飞行员驾驶自己的座机将他送到延安。此事后，董、张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刚到苏联的毛岸英(左) 、毛岸青兄弟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再次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完成护送任务后的董健吾回到西安，拜会张学良，畅叙友情。董健吾欲返回上海，张学良却挽留他在西安盘桓数日。

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见张学良面有难色，问其原因。原来，张学良十分喜爱的一对明代花瓶被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一个，很心疼。了解此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建议买几件瓷器送给张学良。征得刘鼎同意，董健吾买了一套宋代彩瓷送给张学良。张学良夫妇爱不释手，非付重金不可，董健吾坚持不受。

在西安停留几日的董健吾要回上海了，张学良特设家宴相送。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后又问：“有没有私人的要求?”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恳善意，说：“我有三个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郑重地承诺：“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的一天早上，接到李杜的电话，称张学良已到沪，约明日上午在某咖啡馆面见，履行在西安许下护送3个孩子赴苏联学习的诺言，洽谈相关事宜。喜出望外的董健吾按约定作好面见张学良的准备。

在南京参加完军事会议的张学良，来到上海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时住上海宝鸡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兄弟姐妹。他多次派人前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一直要求去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

张学良来访李杜，一是设法帮助李杜尽快赴苏联收拾旧部，二是请李杜把3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与张学良商谈赴苏事宜后，欣然接受了带孩子入苏的托付。

张学良

接到李杜电话的董健吾认为送护毛泽东的儿子出国是件大事，不能擅自决定，他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上海党组织研究后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同意，派刘仲华同董健吾一起前往面见张学良，商讨护送孩子事宜。

按照事前约定，这天一早，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一家法国咖啡馆。服务员引他俩进入幽静的单间，送上两杯咖啡。不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轻步进来。

张学良向董健吾和刘仲华介绍说：“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张学良和李杜介绍了刘仲华，4人坐定。张学良望着董健吾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光临寒舍。”说着，他将目光转向李杜：“最近，李杜将军要去苏联一趟。说去考察，实际是去把撤退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领回国。”

张学良将目光转向董健吾，继续说：“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董先生和刘先生，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李杜坦诚地说：“张先生托付之事，我一定尽责尽力!你们二位对旅途中可能遇到的麻烦，要尽量为我想到、提出，我们亦先作些预测和应付策划。”

董健吾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都感到满意。他们还为三个孩子出国旅途中的风险及处置预案进行了研究，张学良最后诚恳地说：“三个孩子出国的费用，由我负责。”随即他将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为孩子们做好出国的准备。

护送孩子出国的事谈妥后，张学良站起来说：“此地不便久留。”四个人马上撤离咖啡馆。为保证董健吾的安全，张学良用自己的汽车把董健吾和刘仲华送到法国公园门口，目送他俩平安无事地进入公园，方驾车缓缓离去。

董健吾回到家中，迅速为3个孩子每人添置了1只小皮箱，买了许多生活必需品，以及四季更换的衣服等。不久，董健吾租来汽车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寿祺送到了李杜家里。李杜在自住的丹麦式小洋楼里为3个孩子准备了1间卧室，安排副官教孩子们如何吃西餐，教给他们途经和目的地国家的礼节……

与此同时，上海党组织为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安全，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随李杜出国，加强中共方面与张学良和李杜间的联系，承担管理孩子生活起居等方面琐事，以利不过多干扰李杜。

周恩来邓颖超在苏联时与毛岸英毛岸青留影

1936年7月初，化名“王元华”的李杜通过各种关系办妥出国手续，带着3个“儿子”登上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赴苏联考察。他们一行9人：李杜和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师长赵毅，杨承芳和3个孩子。邮轮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8月初抵法国马赛。

旅途虽艰辛，但孩子们很高兴。他们抵达马赛即换乘火车去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竟然遭到拒绝。李杜派秘书多方了解才知道：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当时国际形势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为李杜等签证。

签不了证，李杜等人只好滞留巴黎。后来，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发行《救国时报》的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已经到巴黎几个月了，请苏联政府早日发出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和毛岸青入境，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苏。

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无心逗留国外，也没有必要去苏联境内收罗旧部。李杜、杨承芳等人将毛岸英兄弟送到苏联驻法领事馆，与前来迎接毛氏兄弟的康生办理交涉后即返回上海，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

1937年初，康生护送毛岸英和毛岸青来到莫斯科。当年14岁的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12岁的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兄弟俩被送入国际儿童院。从此开始了苏联留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