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太太”身份把防御图传回大陆

张恩杰

▲朱枫的外甥女、84岁高龄的顾倬云在医院办公室接受记者专访

1928年23岁的朱枫

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恩杰）她是江南水乡的女儿，日军侵华，国土沦陷时，她教大家学唱抗日歌曲，义卖义演；她以书店邮购商、饮食店 “老板娘”等红色商人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并筹集活动经费；新中国成立后，她却来不及与家人团聚，成为中共派遣到台湾的秘密交通员，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这样的绝密军事情报安全传递到大陆党组织手里；在不幸被当了叛徒的同伙供出后，她以死相拼，吞金自杀未遂，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身中六枪英勇就义。

近日，《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专访到这名传奇女性朱枫的外甥女顾倬云，她将姨母朱枫短暂但却辉煌的潜伏生涯向记者陈述。在台湾，她献身后，骨灰长达60年无下落，所幸其女儿朱晓枫及亲属们努力寻找，在海峡两岸共同接力下，她的忠魂终归故里。

兑换三克拉钻戒向地下党根据地捐资

4月10日上午，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身穿白大褂的医疗专家顾倬云接受了《法制晚报》记者的专访。她虽已是84岁高龄，但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据其介绍，外公朱云水是浙江宁波镇海当地渔业公会会长。而其母亲朱启文和姨母朱枫（朱启英）两人为一母同胞，关系十分亲密。“母亲与姨母在我外祖母在世时，一直生活在报关行内宅，在外祖母的悉心教导下，至入学年龄，两姐妹先后入镇海高级女子小学读书。”顾倬云如此陈述道。

1927年，22岁的朱枫远嫁东北，成为奉天（沈阳）兵工厂大技师陈绶卿的继室，并生下女儿朱晓枫。1932年夏天，陈绶卿因感染时疫而亡故，朱枫得到了胞姐的慰藉和照顾。而当她看到姐夫患严重结核病辞职在家休养，姐姐日子过得颇为窘迫时，决定投资4000元，在汉口开店，与姐夫合股按各占一半股金，由其姐夫具体经营。

“1937年底镇海吃紧，姨母朱枫带领全家辗转到武汉。当时，南京失陷，武汉已成战时首都，汇聚了政府部门和各方抗战力量。姨母朱枫就住在我家，朱晓光（朱枫伴侣）及其哥哥朱曦光一家在汉口新知书店。”顾倬云说。

姨母一家在她家住了约半年。此时，她刚满5岁，已经开始记事，只是记忆很模糊。她只记得姨母教她学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母亲还告诉我，姨母在镇海期间曾组织抗日宣传，收容逃难来的难民，她教大家学唱岳飞的《满江红》，另有花木兰从军歌词，以及《保卫卢沟桥》等。”

朱枫和姐夫一家合开的大乐童装店在汉口中山大道大陆坊，这是当时汉口最繁华的路段。而此时，作为中共地下党根据地的新知书店总店随着上海沦陷日军之手，而被迫迁到武汉。徐雪寒是书店负责任人，朱曦光在新知书店工作。此书店在汉口江汉路联保里16号，离大乐童装店不远。

在有关朱枫的纪念文章中，徐雪寒这样写道，“当时身怀有孕的朱枫打算到湘西某地分娩，放下身上这块包袱后，再上抗日前线。她将变卖家产所得，向新知书店投入了一笔数额较大的资金。说投资，这是门面话，实则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对于资金十分窘迫的书店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大大鼓舞了我们在艰苦生活中坚守岗位工作的士气。”

1938年，新知书店也随着武汉沦陷而搬往桂林。朱枫负责新知书店桂林分店的邮购工作。“她很胜任本职工作，但凡有所需要，她总乐于帮助别人。她有交际能力，轮到在门市部站柜台时，逢到官方检查人员，能应付自如，对进步读者，能很好照顾，千方百计满足他们对书籍的要求……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党组织对她的理解和期望。”徐雪寒在纪念文章中如此描述道。

当时，浙江金华新知书店被查封后，朱枫奉命去上海购买印刷制版用的薄型纸（当时是禁品）。到上海后，她住在同学朱慰庭家里。朱枫曾委托其丈夫代向上海银行租用保险箱，由于薄型纸涨价，所带经费不足，她把一颗三克拉的钻戒从银行保险箱取出来，兑换“储备票”三千余元，购买了薄型纸五十令，连同新知上海分店为总店印好的何治核著《无线电学》两千册，把薄型纸夹在书包里打了二十二个大包。

因宁波日舰封港，朱枫回程只得走香港、大亚湾、沙鱼涌、溯东江转至桂林。抵桂林后，朱枫参加了新知书店桂林分店的工作。这时，朱枫又向新知书店捐资，她把钻戒换购薄型纸的价款充实了总店的资金。

故意输钱向国民党高官打探情报

1944年，朱枫忙碌在地下党在上海的书店里。就在同年10月，书店混入汪伪特务，遭受破坏，大部分同志被逮捕，在日本宪兵队受审。徐雪寒在其回忆录中表示，他知道后即到上海设法营救。朱枫虽经残酷拷问，但能从容应付，因混入书店内的汪伪特务不认识她，就将她和其他女同志一起释放了。

徐雪寒还透露，之后，朱枫还冒险在晚上潜入书店，把藏在暗处的重要材料、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账册等取出来，以便接应在狱中的同志，并对陆续获释后去根据地的同志提供路费等。经过这些考验和出于她本人的愿望，徐雪寒介绍朱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其归在中共驻上海秘密机关负责人张唯一同志的属下。

1946年，在徐雪寒的领导下，上海创建了鼎元钱庄，朱枫代表党成为鼎元钱庄的股东。她利用学生的身份，将后来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秘书的沙孟海老师请来，为她镌刻“鼎元钱庄”匾额。“我当时正为蒋介石纂修他们的宗谱，朱枫热情招待我，借此作为掩护，我也心知其意。但是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她，竟然将宴席设在了身为国民党军统工作人员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家里，而她妹妹却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这让我很惊讶也很佩服朱枫的深藏不露和睿智聪明。”沙孟海在纪念朱枫的文章中如此透露道。

而据鼎元钱庄的一名高管回忆，新中国成立前伪上海市银行有一名副总经理，对鼎元钱庄的资金周转帮过不少忙。有一次他举行寿庆，鼎元钱庄几名高管给他送贺礼并参加晚宴，饭后一起打扑克牌，同桌的除伪市银行几名高级人员外，还有几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和他们的亲属，其中有一个是伪山东绥靖区总司令和他的妻子。这一情况被徐雪寒知晓后，指示该名高管多同他们交际往来。

朱枫则进一步教鼎元钱庄这名高管与他认识的那些国民党高官赌钱时，有意识地输些钱给他们，让他们高兴，搞熟了，可以利用他们探听一些情报消息。“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夜间实行戒严，交通不方便，他们（国民党高官）要为我坐的汽车领一张通行证。那时局势动乱，银钱业有时银根奇紧，他们见我忙于调头寸，不能应邀参加他们的赌局，不仅把自己的钱存到鼎元钱庄，还动员他们同伙把钱存到鼎元。”这名钱庄高管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道。

“朱枫不仅要搞好经济工作，还要负责秘密联系和掩护一些党的领导同志以及保护他们的安全。那时候我和陈明同志要去香港，时而回根据地，时而来上海，朱枫对我们的安全照顾得非常细心和周到。”徐雪寒如此强调朱枫在上海地下党内的重要性。就在1947年，他在上海听到一些紧急情况，急欲乘船去香港，朱枫为他买了外商轮船票，给另外一个同事借了一件皮袍和一顶礼帽，将他们化装成商人，并亲自护送他们登船，帮助徐雪寒脱离了险境。

以探亲名义入住台湾省警务机关家属宿舍

1948年暑假，顾倬云被姨母朱枫接到上海住了两个多月。对这段生活，顾倬云记忆很深刻，“我到上海后，和姨母同睡一张床上，她给我讲抗日战争故事。她还给我做了一套新裙子，并买了一块手表给我戴上。这样打扮一新方便她白天带我外出吃饭会客。当时姨母在上海有2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国民政府做事，所以姨母常常借家庭聚会的机会，和这些亲戚拉家常，从中套取一些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信息，反馈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顾倬云如是说。

1948年秋，朱枫奉命来到香港，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宣告成立，朱枫正在等待撤离回上海，中共华东局经慎重考虑，命其以看望前夫的女儿阿菊和外孙女为由，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

临行前，朱枫给在上海的爱人朱晓光的信中写道：“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须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无须放在心上，有更重要的应先做去。”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信中的性别是有意颠倒的；另外，朱枫寄给朱晓光的照片背面，则写着：“我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朱枫坐着兰沙尼轮在大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于1949年11月27日到达基隆港。随后，其来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湾省警务机关家属宿舍，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工作。

对于这样的巧妙安排，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20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中指出，“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达成完成任务。”

一天一早，女儿和女婿都上班去了。朱枫跟家中带孩子的保姆招呼一声出了门。她坐公交车去了基隆，走进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按照约定的暗号与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台湾彰化人，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联系。

蔡孝乾将远来的客人引进店堂的内室，两人交谈起来。朱枫告诉他，此次她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即蔡孝乾的化名）的帮助，并和其约定，今后每周三同一时间接头，地点改在台北市内一家叫“建昌行”的联络点内，那里离朱枫的住地不算远，走过几条街就能到；蔡孝乾要了朱枫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将电话号码记在那张拾元面值的钞票上。

以“陈太太”身份将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

值得一提的是，朱枫到达台湾后，接头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据顾倬云介绍，朱枫带着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

她几乎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因为这里还挂着“××电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来，吴石初到台北时，不仅“国防部”机关还没随着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来，连军官宿舍也还没有准备好，这里是借给他一家人暂时栖身之所，当时他及夫人、孩子已经搬进大安区的新居，这处老房子尚未退还，便成了一个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联络点。

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12月初的台北已有些许寒意，门外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吴石请“陈太太”在会客间坐下，朱枫将“刘老板”（万景光化名）托带的短简郑重地交到他手里，并谈了万景光交代她的事情。吴石点点头，说这次因为住院联络仓促，临时安排这处旧宅，下回要请“陈太太”去新居做客，并同朱枫约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下午4点钟光景，朱枫走进位于台北大安区的高尚住宅群落。吴石将朱枫请进书房，把自己准备好的几份情报文件交给朱枫。这次会面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钟，朱枫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而后，按照预定方案，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回大陆。

“朱枫姨母分批传递给大陆的这些国民党绝密军事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以及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这对当时中共欲解放台湾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参考指导作用。”顾倬云根据《吴石传》的记录介绍道。

已完成任务的朱枫按上级指示准备取道香港回大陆。1950年1月14日，朱枫在台北发信给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称“凤将于月内返里”。但朱枫却没想到，当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她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建昌行”，没有见到“老郑”，却收到了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对此，朱枫立即去找吴石，告诉他大陆家中有事，她打算尽快离开。

由于基隆港船已停开，朱枫走海路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就这样，吴石为朱枫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在其副官聂曦的协助下，朱枫于当年2月4日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欲搭船前往已经解放的上海。

被捕后吞金自杀未成英勇就义

“事实上，早在朱枫乘飞机离开台北的前两天，即2月2日，蔡孝乾被国民党保密局抓捕，在严刑拷问下，他供出了其公文包里的记事本上的‘吴次长’正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很快，保密局派员到吴家搜查时，发现了其亲自为朱枫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就这样，一道缉查和追捕‘在逃女匪朱谌之’的密令送至定海县城内的警备司令部，所有的交通关卡都被严密地控制起来，大小船只均已被封锁停航。”顾倬云告诉法晚记者。

在那种插翅难飞的情况下，朱枫只好躲避在沈家门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家中，沈家门是舟山群岛最东头的渔港，距离上海、宁波都很近。半个月后，朱枫被捕了，当即被押解至定海县城的看守所严密关押起来。此时她料到台北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否则不会到舟山来抓她。

对此，她抱定以死相拼的决心。就在2月26日夜间，受风寒患重感冒发高烧的朱枫，用滚烫的手指，将贴身挂的一个带有金链条的金锁片取出，又撕开海勃龙大衣的肩衬，那里有她密藏的一只金手镯。她用牙咬、用手掰，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将手镯折为两段。然后一面屏息凝视门外打瞌睡的看守，一面将这几件金制饰品，和着一杯热水分四次吞了下去。

第二天清晨，看守人员打开囚禁室的房门，目击的景象使他们大为吃惊：高烧未退又强忍着腹中剧痛的朱枫，在床上蜷缩着成了一团，面色发青，人已昏迷。撕开了肩衬的海勃龙大衣上，还残留着金首饰折断后撒落的碎渣。对此，看守人员连忙向主管报告，请来医生查看，很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赶紧实施抢救：强制灌下泻药后，却并不见效。就在这时，台北方面也在催促着“要人”，一架飞机将生死未卜的朱枫从定海押送回台北。

飞机在台北机场一着陆，守候在那里的“保密局”人员立即用救护车将朱枫直接送往××总医院。毛人凤们知道“活口”的价值，又过了一天，东西全部排出，医生和特务们松了一口气。

六月的雨，落在台北的街头，也打湿了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当吴石、朱枫、陈宝仓及聂曦被押下刑车的时候，随行的摄影人员按动了快门，留下了他们英勇就义前的镜头：朱枫身穿蓝色毛绒衣的衣襟边，被抓住她胳膊的行刑队员的手掠到了身后；淋湿的旗袍紧贴着她修长的身体，颈脖上和毛线衣的肩头都缠绕着一道道勒紧的绳索，额前和耳边的发丝有些凌乱。此时她正奋力向前，迈动脚步，神态自然地从容面对着死亡的到来。

“砰砰砰”——数声枪响，子弹穿透了胸膛，朱枫和她宁死不屈的战友们，倒在了血泊中，历史艰难而又庄严地定格在了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这个令人悲痛的时刻。第二天，台湾、香港的各大媒体均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事件。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发挥正能量”

“很快，45岁的朱枫英勇就义的消息传至大陆。听闻噩耗的母亲悲痛万分，携带时年11岁的次子国瑞从汉口搭乘江轮赴上海。母亲抵达上海后，即在家里设立灵堂。按家乡习俗‘做七’，祭奠亲妹妹。‘断七’那天，在静安寺做法事，为姨母在天之灵祈福。”顾倬云向记者说道。

采访中，法晚记者了解到，与朱枫同天就义的吴石中将，由其部下收尸入土。1975年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骨灰在世纪之交由其子女奉回内地，葬于北京福田公墓。而朱枫的骨灰却长期以来下落不明。研究者从文件中发现，1950年6月10日朱枫遇难后，遗体即被送去火化，此后便再无记载。

2010年，朱枫的骨灰长达六十年下落不明后，终于被找到。11月底，一切手续齐备，朱枫的骨灰终于在2010年12月9日这一日，由台湾移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暂放；紧接着到了2011年7月12日，朱枫忠魂终归镇海故里，永远地安睡在故乡的土地下。

谈到此处，顾倬云向记者表示，“姨母曾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年轻人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进步很快，现在让她们出外做事，绝对不像从前的女人在写字间里只是花瓶一样的装饰品。新中国正在建设中，各部门很需要培养一切人才，吸收优良品质的青年，真实地为人民服务。”

顾倬云坦言，就在姨母英勇就义后不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遗志。就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她第一批报名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成为了一名志愿军。半年后，她的大弟弟顾维相第二批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

多年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力量，以此告慰姨母朱枫的在天之灵。“我在军队医疗战线上工作长达60余年，即便现在，我仍到医院坐诊，参加医疗活动。在我看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只要一息尚存，头脑清醒，活动自如，就要发挥正能量。”

文/记者 张恩杰 摄/记者 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