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圣地延安的旅游景点中，七大会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是游人们必到的地方。在讲解员动情的讲解中，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段介绍：中央大 礼堂能容纳千人，是土木结构，但没有一根立柱。办公厅大楼布局合理、巧妙，是延安第一幢三层楼建筑。这两座建筑坚固耐用，直到今日都完好如初能够正常使 用。那时候，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没有钢筋混凝土，也没有现代施工设备，能设计和建设这样大型的建筑简直是奇迹。而这两座建筑的设计者和指挥建设者就是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师——杨作材。

每次听到这样的介绍，作为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史研究者，作为每一个“北理工”人都会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北理工”的前身，杨作材就是北京理工大学杰出的校友。

杨 作材是1938年春来到延安的，他被分配到抗大四期军事队三大队六队学习。1938年8月，在经过了几个月的短暂学习后，杨作材等少数同志被留下来继续深 造，进入敌军工作训练班当干事。1939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以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兼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非常关心延安自 然科学研究院的建设，要求各机关、学校和部队将本单位的科技干部推荐给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以充实力量。杨作材当时正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工作， 正是由于有中央的指示，再加上他对建筑有较大的兴趣和爱好，同时兼有多种特长而被调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筹备组。

说 起杨作材在建筑方面的爱好和特长，还得从杨作材的家庭说起。1912年10月13日杨克穆（后改名杨作材）出生于江西九江，祖父杨荣猷和父亲杨达聪在九江 市区的龙寺附近经营着一个小产业，叫“杨荣猷漆匠铺”，杨作材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富足的家里，打小就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以后又上了正规的小学、中 学、大学。杨作材一生受父亲杨达聪的影响极大。祖父杨荣猷去世后，杨达聪全面接手漆匠铺的生意，到民国十年（1921年），杨达聪把他家产业变成了“杨荣 猷营造厂”，就像现在的建筑公司。最值得杨家骄傲的杰作则是杨达聪在1934年设计建造的“庐山图书馆”，就是今天的“庐山博物馆”。这座两层三座宫殿式 的建筑中西合璧，设计精巧，迄今保存完好，仍可正常使用。现在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 作材自幼在九江的私塾和教会办的中小学读书。儿童时期，喜欢和家里的工人们在一起，玩弄他们的漆刷、角铲、凿子、刨子，翻弄家里的建筑书籍，打小儿就对这 些感兴趣。家庭的熏陶和耳濡目染，让他从小就与建筑业结上了缘。1932年杨作材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在攻读法律专业的同时也非常喜欢画画图，动动手，对 父亲从事的建筑业也有了更深一步的实践认知，并自学了从设计、绘图到施工的系统知识，逐步掌握房屋建造的专业技能。在1935年暑期，杨作材为了更多地认 识世界，开阔眼界，决定利用假期东渡日本考察。回国时，杨作材带回来两大箱图书，其中一大半是关于建筑方面的，这是他在东京福田的书店里费了很多时间搜集 来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杨作材的内心对建筑学是非常偏爱的。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作材加入了共产党左翼组织， 1936年夏，杨作材于武汉大学毕业，后经组织介绍安排到上海吴淞扶轮小学教书，以学校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上海闸北区的工人运动。此时，他把杨克穆的名字改为杨作材，沿用一生。为什么叫作材？原来杨木不是好木头，不能做栋梁之材，他要让杨木有用，故改名杨作材。这正是他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从中也可以体会出他内心深处不服输的坚强性格。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吴淞扶轮小学被迫停办，杨作材离开上海返回九江老家。不久他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到延安去。1938年初春杨作材来到武汉，找到武汉八路军办 事处，在这里杨作材见到了中共地下党员、老同学陈家康，陈家康把杨作材引见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董必武高兴地给杨作材写了一封介绍信，杨作材 就是拿着这封信开始了奔赴延安的征程。

杨 作材是1939年“五一”前后来到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报到的，是学校的第一批教师。他和陈宝诚负责后勤和基本建设工作。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当时重点参与 “延安难民纺织厂”的恢复生产工作，难民纺织厂正常生产以后，杨作材和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绝大多数同志转入振华造纸厂的筹建工作。造纸厂选址在沟漕池后，厂房的建造正式开始。这项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杨作材身上，多年的积累此时有了用武之地。杨作材在振华造纸厂工作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设计并主持建造造纸必不可少的晒纸房和纸浆池，给以后马兰造纸的成功提供了条件。

1939 年冬天以后，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人员集中到延安新市场的中央财经部办公。 1940年3月15日，党中央决定把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开始招生。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原有人员仍留在自然科学院，开始了为党培养又红又 专的专门科技人才的伟大历程。其实，在自然科学院成立之前，杨作材暂时离开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组织上调他去建设李家塔礼堂，这个李家塔礼堂最早也是为 召开党的七大做准备的。1939年年底杨作材接到通知，让他到枣园去报到，接受建造礼堂的任务。

建 造李家塔礼堂非常不容易，杨作材也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建设图纸都是杨作材亲自设计的，施工力量主要是自卫军，另外还有一些木匠、瓦匠、石匠。在建设过程中 在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杨作材要到茶坊兵工厂翻铸铁窗棂子。这个窗棂子原是鲁艺帮助设计的花样，因为鲁艺设计的图案不好用，无法翻砂，杨作材就重新进行 了设计。从李家塔到茶坊有18里路，杨作材从警卫团借了一匹马。可是杨作材骑马的技术不高，刚骑上去马就惊了，把杨作材摔了下来，把脚扭伤了。杨作材被送 进了医院，打上了架子固定伤腿。可是还没等杨作材好好的养伤，他又被抬回了工地。因为工人看不懂图纸，使杨作材根本离不开现场，必须手把手告诉工人怎么 做。在把杨作材抬回的担架上，杨作材虽伤痛阵阵但有说有笑，根本不把这点伤放在心上，还诗兴大发，吟了两句诗：“昔时驰骋伤折股，今日驱车叹龙钟。”

李家塔礼堂的施工总体比较顺利，很快就建起了大模样儿。总的来讲，李家塔礼堂是一个木石结构。正面是一个石头门面，两边是两个方形的堡垒式二层楼，屋盖为九檩八椽木结构，墙为块石砌体。正面中间是两个石柱子，有三个圆拱。可以说，这个礼堂是依势而建，土洋结合的建筑。

1940年年初， 忽然杨作材接到通知说，七大暂时不开了，要他们马上去枣园建筑一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说是先要在这里开一个扩大的中央会议。杨作材他们接到任务后二话 没说，全部人马立即奔赴枣园，修建枣园礼堂。枣园礼堂建设的时间不是很长，就是一个木结构的建筑，看起来雕梁画柱，古香古色。枣园礼堂的成功建设是靠着大 家的共同智慧，在欢快、紧张的气氛中建成的，在这里杨作材和施工队伍紧密配合，打成一片。枣园礼堂的建设为后来建造中央大礼堂作了技术上的过渡，也真正锻 炼了一支熟练的、配合默契的施工队伍。

枣园的工作完成以后，1940年春杨 作材又回到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3月更名为自然科学院。杨作材回到学校以后，担任院务处长。那时的自然科学院已经初具规模，有窑洞50多个， 平房30多间，食堂、阅览室等基础设施已建设好。但是，总的来讲学校整体布局还很凌乱，道路破破烂烂缺乏修整；缺少集体聚会的大房子；校园周围连围墙都没 有。学校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艰苦。回到学校的杨作材感到：院务处长这个位子压力可真不小呀。

杨 作材主要负责两大类事情，一是自然科学院的日常办公、秘书类的工作，二是行政总务工作，包括基本建设、日常后勤运营以及全体师生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 是个纯粹的“大管家”。那时，学校的学生伙食也遇到非常大的问题，同学们根本吃不饱，有的同学就去马棚里偷黑豆吃，吃得满嘴都是黑的。遇到上级通知去拉粮 食，是师生们最幸福的事，有时粮袋不够用，同学们就把裤子的腿角一扎当袋子用，想尽办法把粮食拉回来。在大生产运动当中，学校也开垦了不少荒地，种上土豆 和谷子，但在收获之前这段日子里却非常难过，有的同学利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到山上一边背外语，一边采摘灰条菜，把这些野菜采回来后，放入很少的小米， 熬成菜粥来充饥。吃不完的野菜还晒干了储存，以备将来食用。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们忍饥挨饿，但是却从没有动摇过信念。他们总是以饱 满的热情面对眼前的生活，想尽办法战胜困难，用奋斗去迎接新的生活。

杨 作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当了半年多的院务处长，这半年来给杨作材留下的记忆和感受是颇多的。晚年，杨作材每次回忆起自己在自然科学院的日日夜夜，都是感慨万 千。正如他自己所说：“自然科学院的全体教职工、学员们，确实是贯彻、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红军时代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同心同德的优良传统，所 以在战争时期以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自然科学和尖端技术工作的发展，做出了可喜的成就。”

1941年夏天，杨作材接到上级通知，调他到杨家岭参加修建中央办公厅办公大楼的任务。没想到，这一次调动使杨作材彻底离开了自然科学院。

因 为有建造李家塔礼堂和枣园礼堂的成功经历，修建中央办公厅办公大楼的任务毫无争议地又落在了杨作材身上。杨作材根据地形和使用要求当时提出了两个方案，画 了两张草图。第一个方案是修建三座平房;第二个方案就是后来建造起来的三层楼房，实际上是中间三层，两边各两层，最外边是一层。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两个方 案后，采用了第二个方案。当时的延安，城内城外还没有两层以上的楼房，这就算是比较新颖的了。但因是毛石砌体，盖三层楼心中也无很大把握。方案确定以后， 杨作材就在住处开始了设计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是任弼时同志(当时是党中央秘书长)和李富春同志(副秘书长)。这个时候，和杨作材一起修建李家塔礼堂和枣 园礼堂的原班人马听说杨作材在杨家岭建造中央办公厅大楼，也都陆续来了，他们的到来使杨作材信心倍增。

这座房子是上世纪30年代流行的火柴盒式建筑，四四方方的。中间的三层楼又高又长，二层楼短一些，一层又短一些。所以它的平面图又像是一架飞机。办公厅大楼造好以后，三层楼作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据说，收集在《毛选》里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就是在那间房子里讨论、修改并定稿的。一楼西大厅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址，现在已作为对外开放的纪念馆。

办 公厅大楼是杨作材设计的非常成功的一座建筑，倾注了杨作材大量的心血，也博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有的同志跟杨作材开玩笑说：“这座大楼成了为你树碑立 传的地方了。” 杨作材只是笑笑，不以为然，因为杨作材从没有把这些当成自己的功绩，个人的资本。其实当年修建这座大楼时确实有过一个石碑。石碑上铭刻有碑文，说明了这是 什么建筑物，什么人建造的，何人设计的。这块石碑的碑文是王若飞同志送来的。石碑是绿色细砂石，高约50-60厘米，宽约30多厘米。但杨作材认为，在这 么一个建筑物上，不应该把个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所以，那个石碑后来并没有用，只是当乱石砌在墙里边了。

中央大礼堂是1942年春天开始修建的，地点就在中央办公厅的河沟对面。但是杨作材在建中央办公厅大楼时就开始了中央大礼堂的设计和准备工作。

1942 年春天，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工了。杨作材把早已设计好的平面图、正立面图、侧面图和剖面图都画在一张大图纸上，然后钉在办公桌上，供大家阅看。至于细部图， 则是仍照老办法在施工现场临时画给工人们参看，或在木板上放个正式样子。说起来，这只能算是手工业方式，但都能解决实际问题。整个礼堂的中间是一个主厅， 可以坐千人左右，采用四个石拱作为主梁；东边是一个小会议室，西边为三间房子。建筑物的前面有个塔楼，塔楼顶上有根旗杆，可从正厅上走过去挂旗。舞台东侧的楼上楼下各有一个化妆室，是为演戏时用的。设计舞台时，杨作材曾征求过鲁艺的意见。通向舞台的门及其上面窗的抹头都是活的，可以取下，以便大型幕布进出。

整 个礼堂是一座木石结构。为了避免在礼堂内出现两排阻挡视线的柱子，杨作材采用大的石拱代替了木梁，没有了柱子。当地的木料，特别是能用作大梁的木料十分缺 乏。即使有了大木料，也没有相应的铁件把它们牢固地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好构件。而石料在当地则是取之不尽，当地的石匠技术水平又非常之高。所以， 礼堂的主厅是石拱结构。

礼 堂坐厅的大拱采用的是半圆拱。从理论上说，半圆拱所承受的力可以直接传递到地下，不会产生侧推力。当时因为没有把握，也为了谨慎起见，杨作材他们在东边修 了一个小会议室，西边建了两个小阅览室，以抵御半圆拱万一产生的侧推力。此外，为了提高大拱的承载能力，他们参照著名的隋代赵州桥的结构形式，在大拱上又 修了几孔小型砖拱。然后用单砖墙砌平，使它既能承重，又显得外观平整、美观。

礼 堂建成后，杨作材发现大厅的回音很大，影响演出效果。杨作材只能凭经验，仔细地观察，发现回音是从大拱上部大面积的光滑面上反射过来的。于是杨作材带领工 人就将当地通用的炕毡作为吸音材料钉了上去，结果很是见效。此外，施工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了省工、抢工，后面的石山没有打平工人们就将舞台的后墙 砌了上去，等到墙体快砌完时，发生了滑坡现象，只好拆了返工重砌。通过这件事情，杨作材体会到，搞建筑也跟做任何别的事情一样，大处和小处都应仔细、认 真，马虎不得，否则就会出乱子。要知道这个大礼堂各方面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

七 大会期50天，是党的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而七大会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现在已经成为了延安最为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被国务院确定为 “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设计者、主要建造者——杨作材的名字，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杨作材也迎来了自己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一 页。

后 来，在谈到在延安时期光荣的建筑经历时，杨作材自己总是谦虚地说：“那几座建筑物都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建成的，我只是做了一点具体工作，没什么 值得炫耀的。那几座建筑物的建成，与边区建设厅、鲁艺、茶坊兵工厂、温家沟农具厂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每当施工中遇到困难或材料缺乏时，这些 单位总是给予及时的支持和无私的援助。没有他们，这些建筑物是建不成的。当然，还有当地的工人——石匠和木匠们，是他们，用他们的双手建造起了这几座建筑 物。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但后人不能忘记他，自然科学院的继承者们不能忘记他，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抗 战胜利后，杨作材被组织上派往东北，在东北又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解放以后，他的工作调动频繁，涉及多个行业。从军队到地方，从外 事到统战；从重工业部到冶金部；从国家建委到最后的国家计委。只要党指到哪里，他就战斗到哪里，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灿烂的一生。

杨作材的晚年生活乐观而又充实，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还经常挂念革命老区的建设，也关心母校的发展建设。在笔者的手头保存着杨作材与夫人在1983年一起重回延安、寻找革命旧址的照片，也保存着杨作材1980年回到母校，参加校友会活动的照片。从这些斑驳的老照片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杨作材那爽朗、刚毅、亲切的身影。

杨作材——作为自然科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北京理工大学的杰出校友，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今天，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资料来回忆杨作材闪光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令人仰慕的、胸怀崇高信念和理想的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