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民族宗教
我市属少数民族散杂区,常住少数民族有回、满、蒙等27个民族4000余人,分布在全市13个县区,主要在宝塔区、黄龙、宜川、黄陵及长庆油田、延安大学等地,其中以回族居多。外来务工经商的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每年近万人。全市有清真食品生产企业1个、餐饮点114个、综合性超市36个、大学内设清真食堂3个。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1个(延安民族学院旧址)、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个(延安民族学院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我市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有审批登记宗教活动场所116处、教职人员125人、信教群众10万余人。全市有爱国宗教团体8个(市级1个、县级7个),正在筹备的爱国宗教团体3个(市级2个、县级1个)。有全国第一批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个(宝塔区清真寺)、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1个(安塞县弘法禅寺)。
延安民族学院旧址介绍
延安民族学院旧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郊文化沟北山上,占地约十余亩。它是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941年9月18日,1948年春迁至北京。时任院长高岗、副院长高克林,教育处长乌兰夫(建国后为中央民族学院首任院长)。
延安民族学院开办6年间共召收蒙、回、满、藏等少数民族青年300余人。在办学过程中,学院虽几次迁移,但教学始终没有中断。学员们不仅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专业知识,而且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社会实践,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才干,成长为一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的骨干力量。延安民族学院为我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布赫、西藏自治区原主席天宝及国家民委许多老领导都在延安民院学习过。
2003年,延安民院旧址恢复工程(第一期)开工,历时四个半月,共建5个院落28孔窑洞,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并办了展室三间,收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图片。2003年8月20日,国家民委、陕西省人民政府、省民委及中央民族大学等全国13所民族院校的校长、书记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民院旧址恢复典礼。到目前为止,延安民族学院旧址已接待来延学习、考察的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干部3500余人次。
2006年被国家民委命名全国首批27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之一。
宝塔区清真寺介绍
宝塔区清真寺地处陕西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柳林村,始建于1940年,恢复于1993年。总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有一栋两层的建筑。第一层是8孔石砌窑洞和6间平房,共14间(用作伊协办公室、寺管会办公室、阿訇住室、接待室、水房屋等);第二层是礼拜大殿(约200平方米)。大殿顶上是典型的阿拉伯建筑风格,有8米高的圆顶,顶上有新月标志。两根用凿了面的方块石头砌成的方形明柱从地面直通到二层顶部,既支撑了二层的走廊,又是一个造型和装饰,使建筑显得庄重、大气。另有一排6间的平板房,与两层小楼呈“丁字型”坐落于院宇南边。毛泽东主席为清真寺亲笔题写的“清真寺”三个大字的石刻矗立于一进大门的正对面。
清真寺周边现有穆斯林群众1300多人。每年接待国内外穆斯林及其他方面游客达1万余人。
1940年初,延安各界回民同志为了推动延安地区回民救国运动,积极促进抗日工作和边区回民文化发展,由八路军政治部金浪白,马列学院马文良,中央党校王占魁、王谦、苏汝智、马尔萨等人代表各机关学校发起组织了“延安回民救国会”。回民救国会为了推动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运动,积极促进抗日工作和边区回民文化发展,建议在延安建立清真寺。1940年2月26日,延安回民救国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在延安建立清真寺。由延安回民救国会申请,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并资助7000边币在当时的延安桃花岭青年文化沟建立。朱总司令、边区政府高主席、谢觉哉、罗迈、李卓然、吴亮平、艾思奇等领导人参加了清真寺的落成典礼,朱总司令、高主席、谢觉哉、罗迈等领导同志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同志亲笔为清真寺题写了寺名,边区政府为清真寺赠送了“众志成城”的匾额。
1944年3月17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和延安回民救国会在清真寺举行了追悼大会,隆重悼念同年2月7日在山东莘县病逝的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沙河分区司令员马本斋同志。毛泽东为马本斋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清真寺的建立为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救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7年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清真寺部分建筑被毁。“文革”期间被迫关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在省内外穆斯林的帮助和延安回民白木兰、李金荣等的努力下,1993年,在宝塔区柳林镇柳林村购买了八孔窑洞,恢复了清真寺。1997年在原窑洞的基础上加盖了一个四间房的大殿。
宝塔区清真寺和宝塔区伊斯兰教协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坚持和发扬爱国爱教传统,自觉接受依法管理,积极服务奉献社会,带领广大穆斯林群众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加强对清真食品市场的日常监督,保证信息灵通,及时发现、报告并协助解决出现的问题,维护群众的饮食安全。协助延安大学、延安大学医学院、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育英中学等学校内部开设了清真餐厅,协调穆斯林群众在延安卫校、延安延园中学、宝塔区四中等学校门口开设了清真饭店,解决了少数民族师生饮食不方便的问题;联合食品药品监督局对清真食品经营户进行集中培训;协助取缔假冒清真饭店等。二是协调各族群众之间的关系,及时帮助化解出现的矛盾纠纷,维护民族团结。如:解决了吴旗县维吾尔族穆斯林群殴事件、志丹县回民拉面店与汉族群众打架事件、汽车南站对面因房租问题导致兰州拉面和原租房户之间的械斗事件、高速公路11标段出现的回民车辆压死人事故等。三是架起政府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及时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及时反映群众的困难、想法,促进政府政策、决策的落实,帮助穆斯林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如,解决外来少数民族子女上学难问题、流动少数民族随地摆摊设点经商问题等。四是加强对穆斯林群众革命传统的教育。清真寺阿訇韩传金经常在主麻日礼拜结束后,带领做礼拜的穆斯林群众到王家坪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参观学习,让每个穆斯林群众牢记党的光辉历史,牢记各族同胞抗日救国历史,树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理念,先后举办了纪念祖国母亲60周年各民族团结大联欢和迎接澳门回归10周年等活动。宝塔区清真寺被延安市政府评为延安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李金荣、白木兰、韩传金三位穆斯林群众被延安市政府授予延安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阿訇韩传金被评为陕西省清真食品管理先进个人、延安市文明教职人员、宝塔区统战工作先进个人等。
安塞县弘法禅寺介绍
安塞县弘法禅寺位于延安市安塞县真武洞镇徐家沟村。据石碑记载本寺建于北宋年间,相传观音菩萨空中路过行脚,看到此方有妖怪作乱,点化弟子修寺镇妖,此寺由此得建。原寺院在徐家沟后山,山名佛顶山,寺名慈光寺,因战乱毁于明朝年间。后来到解放初期由周围的群众发心帮助,迁到徐家沟。1992年8月五台山僧人释定明来到这里,住了下来,更名为弘法禅寺。
宗教在延安的形成:
道教
隋唐,道教传入本区境内,道士所居庙宇,称“宫观”。道士有出家与在家之分,出家为全真,在家为正一。本区以正一道士居多。道士所守宫观,均有大量土地,出租或雇人耕种。遇有庙会,收取布施,倘遇祭庙,须义务奏乐念经。封建时代,富人殡葬,设道场,请道士。每年二月十五日多作道场,诵《道德真经》。
本区境内留下大量道教建筑,现存者有:
延长县七里村道教石窟,建于宋末元初,保存完整,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窟深4米,宽近3米,高1.86米。正面上台有9尊雕像,中间3尊为元始天尊(天宝君)、灵宝天尊(太上道君)、道德天尊(太上老君),两边排列道姑及道童。下台列6尊雕像,东壁有八仙庆寿、全真道人及四护卫神浮雕,西壁有和合二仙姑、素女、魁星、南斗三星、财神等浮雕。
金大定九年(1169),肤施城南建有“岭山寺”,影响遍及四乡。元大德元年(1297),周围寺群成为道教公馆,大通寺是寺庙的中心,“明伦堂”接待朝拜进香者。
宋末元初兴建的“紫极宫”、“三后庙”等,香火不断。
蒙古至元二年(1265),门山县(今属延长县)县令牛志生弃官归隐,于洛川县建颐真观,修道诵经,有道徒3人,是该县道教之始。明代有道观9处,道徒百余人。
佛教
东汉时,佛教传入今洛川县,县城南40里处仁里府首建祖庙。明代,建寺院24处,教徒218人。清代,盛极一时,有教徒3000人。清末渐衰。
北魏,佛教分别传入今延安、吴旗、志丹、安塞诸县。唐、宋、元各代,尊佛之风更浓。安塞境内,尚存石窟寺12处。
延安市城北的石佛寺,是唐、宋、元延安佛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清凉山万佛洞,虽经战争、洪水灾祸及“文革”的破坏,但洞里四壁的佛像浮雕仍存万余尊。黄陵、富县、甘泉、延长、延川、子长等县佛教传入较迟,隋唐时才修建寺庙。
明清时期,佛教,道教合流,同一寺庙,供佛祖,也供老君、关云长。清末、民国,逐渐衰落。土地革命到建国初期,佛教活动销声匿迹,出家者大都还俗。80年代落实宗教政策,实行信仰自由,各地群众重修庙宇,塑造神像,焚香敬佛日渐增多。延安市恢复清凉山古迹,农历四月初八,吸引信徒及游客朝拜观光。
天主教
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加特力教”。
清初,该教传入鄜州(今富县),在茶坊镇川口村和北道德乡东村建有两所天主教堂。民国3年(1914),西班牙传教士艾志贤在洛川、黄龙两地创办天主教会,在黄龙的神底、太平梁村,洛川的彭家河村各设教会1所,仅有河南籍教徒10余家。民国7~8年(1918~1919),因黄龙山“匪患”,传教停顿。民国11年(1922),西班牙传教士马石臣在洛川县城王家巷创办教会,设教会学校1所。时洛川天旱兵患,马氏请准“华洋义赈会”拨款救济,借引传教,信奉者日渐增多,教徒达115人。民国13年(1924)天主教传入肤施(今延安市)、安塞、延长。民国20年(1931),在今延安桥儿沟、延长县甘谷驿(今属延安市)兴建教堂,从教46户百余人,分布周围乡村。教会设育婴堂及学校1所,1935年延安解放,教会搬离,教徒自散。安塞县天主教由聂得发(系甘泉县人)传入,在县城(新乐寨)修筑教堂1座(今毁),开始只有教徒几人,后发展到40余人。1935年安塞解放,停止活动。民国14年(1925),方某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康崖底天平村一带传播天主教,发展教徒93人,并建1座教堂。民国20年(1931),方某被陕北红军镇压,该教在中部县消失。民国17年(1928),天主教传入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建有总教堂,谓之“救世堂”(今瓦窑堡镇东风学校校址),属肤施主教区管辖。入教者百余人。民国20年(1931),吴堡人薛中茂在安定县吴家坪传播天主教,并集资在村中建有教堂1座,发展教徒300余人。1935年,由于土地革命兴起,安定县天主教活动即告终止。
宜川、吴旗、保安(今志丹)等地未传入天主教。建国后,1987年发展教徒125名。
基督教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部传入基督教。总教设在三原县,总教牧师钟约翰(英国人)两次来中部传教,建立中部分教。教会在县城西门外一石窑内,由传教员党桥山(今黄陵侯庄乡人)传教。时有教徒19户38人,多是山东籍居民。民国12年(1923)发展教徒10人,民国14年(1925)发展40人,1948年黄陵解放,基督教组织消失。
宜川县基督教活动规模较大,一直持续至今。清宣统二年(1910),瑞典牧师山菇仁与山西荣河县解道仁将基督教传入宜川。在县城内西大街设教堂1处。后为日寇飞机炸毁,1942年教徒捐款修复。1940年有教徒150人,建国后,1955年,教徒减到99人,该县有3处教堂。县城一处叫“中华基督教”,隶属合阳基督教总会。集义和高家湾设立分会,为县城教堂领导,3处均设教长、副教长、文书、司库各1人。1982年,经延安地区行署批准,开放宜川县教堂。1983年,宜川县人民政府批准,开放集义、薛家坪两个教堂,集义镇人民政府批准,在桐树沟等3处设立教徒聚会点。宜川县1965年前有教徒114人,“文革”中发展教徒87人,1977~1985年发展教徒890人,1988年共有教徒1045人。
黄龙县基督教活动规模也较大。1945年,黄龙设治局批准成立黄龙山基督教教友联合会,下设8个分会,办有小学1所。建国后,1951年联合会改称黄龙县基督教联合会,小学改为诊所。该县档案载:黄龙县原有教徒562人,1954年为130人,1963年为173人,1965年实有教徒75人。“文化大革命”中,封闭教会,没收教会财产和董鹤斋诊所,并将董及家人迁往农村监督改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董平反。
伊斯兰教
1940年10月,延安市北郊文化沟(今大砭沟)清真寺落成,朱德、高自力、曹力如、谢觉哉、李维汉、李卓然、艾思奇等出席典礼,毛泽东为寺庙题名“清真寺”,边区政府赠匾,上书“众志成城”。本区又在宜川县建1处清真寺,为1943年山西来的徐姓回民所修建,请白姓阿訇主持。宜川解放后,买有祥继任阿訇。建国后,1986年8月,买回河南原籍。1996年有教徒52人,男女各半。
本区其它县(市)也有伊斯兰教徒,延安市有百余人,但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无清真寺,因而无集中活动点,多在家中设堂,祷念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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