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马国庆在深读李彦女士新著《兰台遗卷》后，掩卷常问：是白求恩怎样的诚实力量和人性光芒，让有良知的人流泪自责，让有道德瑕疵的人痛苦反思，让敌营中有底线的人改变信仰，让中伤他的人离世前留下忏悔，让统治阶级政府百年后的解密档案，仍不敢面对真相……"诋毁英雄的可恶，在于无据无谤，但还原一个真实的白求恩，通过实证去否定诽谤却难上加难"。李彦女士以求索之精神，在历史中翻山越岭，拭去尘埃，实证调查，剥去伪装。让一个真正的英雄挺立天地间，让真心不泯的读者认识崇高，敬仰英雄。为此，马国庆名誉会长为李彦女士的新著《兰台遗卷》撰写的系列书评，同样不失为我们重新品读白求恩、认识白求恩、了解白求恩、学习白求恩的精神佳肴。今天特推出系列书评之一《从历史尘烟中走来的白求恩》，笔者正在撰写的第二篇书评是《洗净泼在圣徒身上的脏水》，第三篇书评是《呼唤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远声》，敬请关注。

《兰台遗卷》

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旅加华裔作家李彦教授的新著《兰台遗卷》于今年5月与读者见面。她是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老朋友，十多年来，围绕白求恩这个主题，她创作完成了《尺素天涯》《不远万里》《重读白求恩》等多部作品，成为加拿大研究白求恩的著名学者。也因此和我们建立了持久的工作联系，共同策划主办过多场中加文化交流活动。

和以往著作相比，她的这部著作给我以新的震撼和感动。本书从一封匿名信开篇，牵出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曲悲歌、一群英雄。让我们这一代人，重回到了那个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大革命时代，也让今天青年一代对那些风靡一时、气壮山河的风云人物有了新的认识。何明华、白求恩、艾黎、凯瑟琳、史沫特莱、斯诺……以及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

作者沿袭其一贯的求索追问风格，不仅探究纷纭复杂事件发生的动因，而且追问动因背后的动因。否定、肯定、再否定，试图说服自己，又在说服读者。下结论，又不轻易下定论……使得此书读起来线索迷离又悬念环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想象力和逻辑推理。作者在书中抽茧剥丝，层次递进，从蛛丝马迹中洞察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曲笔”中发现新的历史见证。特别让我拍案惊奇的是作者把握事件走向和驾驭文字的能力，近百年的历史，数十位历史人物，有的浓墨重彩，有的点睛速写，人人性格各异，鲜活纸上。相比她以往的著作，叙事犹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使读者如身临其境，目不暇接。

我与作者相识十余年中，印象最深最让我认可的是她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坦诚品格。虽然去国几十年，但发自本心的正直、坦荡、诚实、率真从未改变，与生俱来的勇敢、坚守、勤奋、自强，越发让很多与她相处的师生与同行认可，这本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她对真理的信仰，对英雄的崇敬，对虚伪的鞭挞，对人性的洞察。一个诚实的作家，会把诚实融入每个章节。尽管尚有个别观点值得商榷。

李彦教授

作为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驻会人员，我对本书关于白求恩的章节格外重视。应当说，作者对大量史料的发掘、考证、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对白求恩相关史料和重大事件的分析给人以深刻启示，特别是书中不时闪现的思想锋芒让笔者受益匪浅。本文谨以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之一白求恩为题，对李彦新著谈一些读后感。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写了影响深远的历史篇章《纪念白求恩》。在这篇文章中他12次讲到共产党员、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精神”。从那时起，白求恩就是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和践行崇高理想信念的榜样。

《纪念白求恩》

但近些年来，特别是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后，有关白求恩的政治身份和历史定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加国政府承认白求恩是一位对加拿大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但不再提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在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也没有白求恩与共产党的内容。代表政府对他的评价写在白求恩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市中心剧场前白求恩雕塑下方：“胸外科及战地医生、发明家、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倡导者、艺术家、人道主义者”。

政治领袖和外交官们，更多的是把白求恩看作敲开中国大门，推动中加贸易的最好人选，更看重他的工具价值、人文价值，而不是政治身份。加拿大的历史学家们则更倾向于淡化白求恩的政治色彩，把他描绘成“披着红色斗篷的人道主义者”，认为他的信仰与其说是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基督教义，或者是基督教倡导的社会主义。针对这些论调，加共老党员莱斯布里奇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用人道主义解读白求恩，是矮化和亵渎英雄，必须予以纠正。”他还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试图把白求恩精神解释为人道主义而非共产党员的声音，像一个幽灵，一直在游荡。”至于极右翼势力则旗帜鲜明：“白求恩是毛主义分子，是邪恶共产主义的帮凶”。

在中国，也出现一股淡化白求恩政治信仰和共产党人身份的倾向。在中加文化交流中，一些人更多的是讲白求恩的人道主义，医疗社会化，其称谓也由共产党员变成“白求恩医生”。

难能可贵的是，李彦始终认为，应当还历史和白求恩真面目。研究白求恩的政治身份和政治选择是不可回避的，他用鲜血和生命追寻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不应被掩盖。本书中，李彦对白求恩加入共产党的历史背景和面临的严酷社会环境，对他为信仰奔赴西班牙、中国战场的行动，他在党内遭受一些人的误解和中伤做了有说服力的考证：

谁能想到，“白求恩尚未加入共产党组织时，他就上了黑名单”，只因他呼吁“彻底改变富人患病得到治疗，穷人患病只能等死”的不公现象；谁能想到，“从1935年夏到1938年初，警察的秘密档案对他的一言一行，均留下详尽记录，林林总总多达85份情报”。

其中1937年夏，白求恩根据加共安排，在北美大陆为西班牙共和军演讲募捐时，加拿大皇家骑警已通知各地警察分局，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在那里聚会深夜方散，他在谁家过夜以及说了什么话。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白求恩的秘密档案在依法解禁之后，加共老党员莱斯布里奇教授查询时发现：10年前的那批档案“有不少内容遭到删除，整段甚至整篇的信息，竟然都被掩盖起来，莫名其妙地任其失踪”。档案中的某些人名，也被涂抹上墨迹，无法看到真实姓名，以至李彦教授不得不用英文字母来代表不同的人。其中一位加共党员X，违反党的保密要求，在一次集会上发难，当众“揭穿”白求恩掩藏了两年的秘密身份。白求恩毫不犹豫地告诉听众：“我已被接纳为共产党员了，对此深感荣幸”。这个X还想再问，被另一位加共党员按住。X后来因暴露党的秘密而受到处分。想不到的是，这些事情都被详尽地记录在警方档案中。X到底是鲁莽的党员，还是警方的卧底，似乎已有了明确答案。

关于白求恩的政治信仰。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污名化由来已久，在此背景下，有研究者认为，白求恩曾信奉无政府主义，是个政治激进主义者，他的信仰中还混杂着基督教的某些教义。还有的认为，白求恩并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他是个行动派。李彦在本书中用翔实史料帮助读者廓清迷雾，指出白求恩由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转向达尔文进化论再转向社会主义，有其合理逻辑和历史必然性。

1935年的苏联之行，让白求恩第一次看到了医疗社会化带给民众普遍健康的事实。他由此得出结论：“莫斯科市民的健康状况要比伦敦贫民窟工人的健康状况好得多”。回国后的白求恩开始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团体，并认真研究了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的有关著作。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正如白求恩坦言：“25年前，被称作社会主义是一件不齿的事情，如今，不是社会主义才是荒谬的，我们相信合作的力量可以使所有人过得更好”。可以看出，白求恩政治信仰的转变，恰恰是从接触马克思主义，见证苏联医疗制度开始的。

关于白求恩的入党动机和直接动因，可谓众说纷纭。李彦教授用铁一般的证据告诉读者，白求恩加入共产党绝非一时之激情，而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回国后的白求恩最早参加左翼组织“苏联友好协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小组的活动。发表他对苏联医疗制度的看法，他最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医学就是一个辩证的科学，我的一生都在于自觉地使用辩证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白求恩已经下决心加入共产党了。

李彦出示了白求恩亲笔写给苏联友好协会负责人的一封草稿信，回答了白求恩为什么谢绝担任“苏联友好协会”主席和是否加入共产党的犹豫。他说：“一切症结在于，我尚未做好与你们同舟共济的精神准备”。“假如我对共产主义能够产生出强烈、真诚的感觉的话，那么，即使我的生计受到威胁，我也会在所不辞”。

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生计受到威胁”意味着什么？上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在加拿大是违法的。联邦政府根据加拿大刑法第98款，已经逮捕并审讯了加共总书记蒂姆·巴克和其他7位加共领导人。1931年，他们被判有罪在金士顿监狱服刑。谁能想到，这位加共总书记险些在一次牢房骚乱中死于警方密谋策划的枪弹扫射之下。而白求恩的雇主——魁北克罗马天主教堂所属的医院有强烈的反共倾向。如果白求恩加入共产党，自然会丢掉在圣心医院的工作。正如白求恩在这件草稿信中写道：“即使我仅仅与你们这种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社团有联系，都会危及我目前仅有的经济收入和专业地位”。因此，白求恩即使加入了共产党，也非常愿意遵守党要求他保守秘密的要求。当有媒体向他挑衅：“你是否是赤色分子？”时，他总是回答：“如果基督徒算是赤色分子，那我就算是吧。”

白求恩的秘密身份被X“出卖”后，很快连累到他的家人。李彦教授在采访白求恩的外甥女时曾问道：“白求恩当年曾寄给您母亲很多信，都被她烧毁了，一封也没有留下，是真的吗？”回答是：“谁不害怕呢？那个时候，共产党是违法的，美国的共产党员，不少被送上了绞刑架，加拿大虽然没有处死谁，却也逮捕了不少人，关进了监牢”，“自从舅舅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后，我们全家都如惊弓之鸟一样，整天提心吊胆活在惶恐中”。“我上小学之后，我妈隔三差五地就要提醒我:哎，你没对人说你舅舅是谁吧?肯定没说过吗？那就好。一定要牢牢记住，千万不能说啊！”其实因入党受到牵连的何止是白求恩的家人。白色恐怖之下，许多曾经入党的知识分子有的退党，有的发表声明划清界限，更有的人“反戈一击”。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恐怖气氛中，白求恩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加入共产党。一年后，即1936年11月6日，一页警方密档中出现了一行字：“5.据可靠情报确认，白求恩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其余上下文，则全部被遮盖。

白求恩的信仰转变和加入共产党的行为，在今天引发不同解读，这与历史学家和观察者的视角有关，但我更相信，这与至今仍没消散的严酷政治环境和学者们的历史观、政治观关系更大。

毫无疑问，宗教无疑是白求恩信仰转变的基础。白求恩家族如今的掌门人，牧师阿诺德·白求恩几年前致信李彦教授：毛泽东曾经发问，“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假如毛泽东真想得到答案，他应当了解一下白求恩的家庭背景和童年时代。

阿诺德牧师认为：“责任感、同情心、奉献精神，这些价值观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我们童年时代，由家庭和社会环境所培养出来的。”他还说：“我们不应忽视，白求恩是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升华为共产党人的。”

从大学开始，白求恩对宗教产生怀疑。新思潮的影响，使白求恩开始接受被基督教视为亵渎圣明的达尔文进化论。母亲发现后，在他的教科书里夹些宗教小册子，白求恩则把《物种起源》塞到母亲的枕头下。白求恩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父母为我们树立了高尚的道德标准，他们牢记《圣经·新约》中的诫谕：“像爱护你自己那样对待别人”，“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儿”。显然，白求恩乐善好施，自我牺牲的精神，很大程度来自家庭的影响。不仅如此，基督教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对白求恩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白求恩与伐木工人合影（中叉腰者为白求恩）

其次，30年代的大萧条带来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阶级矛盾激化，是白求恩信仰转变的最重要因素。早在1911年秋，白求恩受加拿大阅读营联合会之邀，到苏必利尔湖畔伐木场为外来移民当文化教员。在这里他见证了外来移民的苦难。工人们吃住之恶劣，经常不断的工伤事故，让白求恩深感不安。他在信中说：“你必须承认这里有些艰苦，我们脚上起了水泡，脊椎明显出现弯曲的症状。”

在美国底特律市行医时，他碰到一位墨西哥移民无钱请医生为妻子接生而向他哀求。在蒙特利尔，他看到近一半的工人失业，没钱就医。1932年7月，白求恩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7卷发表文章认为：肺结核病主要是经济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为什么“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治好了，而穷人死亡”，“因为穷人经济拮据，连生存都难以维持”，如果我们不改变“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过度疲劳、就不能控制传染病”。

1934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参加左翼联盟发起的社会重建联盟活动，结识了一些左翼工人领袖，他目睹了穷人得病无钱治疗，只有等死的悲惨状况 ，也看到了大批失业工人衣食无着，走上街头示威，遭到警察残酷镇压的悲剧场面。他立即开办了星期六义务诊所，试图让更多医生向穷人伸出援手。

1935年8月的苏联之行，对白求恩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他承认苏联的社会制度并不完美，但却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全民医疗健康服务，从而奠定了他转向社会主义和加入共产党的直接动因。

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加共老党员莱斯布里奇教授的观点：“白求恩在思想上产生飞跃，丝毫不奇怪……一旦他想通了，认准了，就会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只是李彦教授在书中对白求恩信仰转变的过程叙述的有些简单，让一些读者误认为白求恩加入共产党有些唐突。

关于白求恩入党动因的另一种说法由来已久。即他是因为失恋难以自拔，所以选择以加入共产党来摆脱心理上的痛苦。加拿大学者斯图尔特写道：“个人恋情的受挫促使他采取行动。正是在1935年11月，他和恋人的关系处于动荡之际时，白求恩申请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笔者不赞同这样的分析，因为白求恩从来不是把信仰当儿戏的人。恰恰相反，一旦选择了信仰，他就会付之行动，甚至愿意为信仰付出爱情甚至生命的代价。他是在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是在寻找解决贫穷和不平等社会矛盾中认识社会主义的。如果因为失恋而加入共产党，会不会因为重获爱情而退出共产党呢？

1937年底，白求恩在纽约为援华医疗队筹措物资时，被一位同为志愿者的美国姑娘深深爱上，但为了心中的信仰，他忍痛割爱，只留给这位姑娘一条黄色领带和一封短信，然后毅然奔赴了东方战场。

让白求恩加入共产党除了坚定的信仰，还有他从苏共、加共党员身上看到的榜样力量。他说过，是他们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革命行动感染了他，是共产党人对社会变革的渴望和外科手术式的革命行动感染了他，是蒂姆·巴克这样的加共领袖，为了信仰甘愿把牢底坐穿的凛然正气激励着他。

白求恩写道：“我内心有强烈的冲动，希望去做些什么。知识分子在大家眼中只会一味说空话，背后却是一颗冰冷的心……我不愿做这样的人”。

加入共产党后的白求恩，不但是信仰的坚守者，更是信仰的践行者和传播者。1936年10月24日，白求恩离开加拿大魁北克奔向西班牙战场。之前他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生是资产阶级，死为共产主义者”。表明他愿为信仰付出生命的决心。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离开温哥华，奔赴中国战场。之前加共总书记蒂姆·巴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白求恩的回答是：“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我牺牲在中国战场，你要让世界知道，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献身的”。

来到晋察冀前线后，他给加共战友回信：“我无比幸运，因为能够与那些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生活准则，而不仅仅是奢谈和空想的人们为伍，并肩战斗”。“我逐渐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写给聂荣臻的遗书中写下了“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这样感天动地的遗言。

白求恩，一位为劳苦大众探寻健康之路的医生，一位为探寻消除社会不公实现人类平等的斗士。在凄风苦雨、白色恐怖的暗夜，他认定社会主义能消除贫困不公，共产主义能够为人类带来美好。只是在此之前，无数的信仰者需要付出艰辛、流血、甚至牺牲。白求恩信仰如磐，行动更坚，在他前行的道路上，已经绽放出一簇簇灿烂的信仰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