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今晚报》2016年3月13日发表肯迂的《清谈误国？》（下称《误国》），给“清谈误国”的题目加了个问号，表明作者对“清谈误国”论的不屑，完全背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重要讲话精神。

文章不长，却不乏引经据典，说什么“清谈误国”是几百年前顾炎武的“老调子”，今天又“旧调重弹”，并诘问：“你说‘清谈误国’，那么从古到今，究竟有哪一个国家被清谈给误了呢？”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被清谈给误了”的国。史书记载，清谈之风盛行于魏晋时代的玄学，早期有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竞事清谈”的侍中尚书何晏、被称为“玄学领袖”的征西将军夏侯玄和与何、夏“同开玄学清谈风”的尚书郎王弼等人。他们崇奉老庄，鼓吹虚无、以“无”为本，说什么“无生万物”云云。晋惠帝时，又有“喜谈老庄，所论义理，随时更改”，人称“口中雌黄”的宰相王衍，及后来“善谈论，负虚名”，自比管仲、诸葛亮的中军将军殷浩等。他们继承玄学衣钵，“以浮夸荒诞为美”，“漠视国事民生”，胸无治国良策，带兵打仗屡战屡败。为此，哲学家、尚书左仆射裴頠专门著书《崇有论》，对“贵无”玄学予以针锋相对的批驳。大将桓温则指出：晋朝覆灭，“神州陆沉，百年丘墟”，清谈家“不得不任其责”。右将军王羲之说他们一伙是“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晋以后，多有学者批评魏晋亡于清谈，至明末清初，有顾炎武“清谈误国”之所谓“老调”。

除上述外，世人皆知，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纸上谈兵”，致40万赵军全军覆没，赵国从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也是“清谈误国”的典型例子。中共党史上，王明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谈理论口若悬河，但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推行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误国》文章的最后结论是：“所谓清谈，不过就是读书人的几句闲话。古时那些统治者掌权者，何曾听得进去读书人的一两句话，等到他们把国家弄到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却又归罪于读书人的清谈，好像就不合适了吧？”

不能否认，历史上不乏统治者听不进逆耳忠言，使国家“亡也忽焉”的例子，但夸夸其谈，不务正业，致使国破家亡的事实也不鲜见。请问《误国》作者，魏晋之衰亡，到底是“谁们”“把国家弄到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呢？上述裴頠、桓温、王羲之、顾炎武等对“清谈误国”的评论，不正是治国理政之箴言吗？

清谈误国，说白了就是“吹吹呼呼，不干实事”。

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就是反对空谈的大师。1941年他为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1942年他給《解放日报》的题词又直接提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5年他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也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批评那些“或作演讲，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罗列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用一副对联给这种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他还说，对于那些好谈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同上第817页）邓小平更是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

众所周知，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刻指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此后，他又多次大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指出：“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落实，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反对那种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等浮夸浮躁的作风，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不都是干出来的吗？

现在，习近平同志关于“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在这个时候，《今晚报》抛出这样一篇带问号的《清谈误国？》，为“清谈误国”招魂，給“实干兴邦”泼冷水，其目的何在？难道不值得发人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