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