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伙人》：“中美国梦”能做多久?

　　★郭松民

　　其实我不是一个容易被电影感动的人，但是《中国合伙人》中还是有一个细节感动了我：孟晓骏(邓超 饰)拿到签证后赴美留学，两个好朋友成东青(黄晓明 饰)、王阳(佟大为 饰)到机场送他。孟晓骏故作潇洒地和他们挥手告别，但转过身来，竟是泪流满面——刹那间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和影片的三位主角应该是同龄人，我中学时代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也是在那个时候赴美留学的，此后虽然天各一方，但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亲密友谊，这个细节也让我也想起了自己的青春，以及青春时的梦想。

　　在《中国合伙人》中，黄晓明的表演是一大亮点——成东青很可能是黄晓明从影以来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他从土鳖到大鳄、从被逼无奈到绝地反击的转变过程被黄晓明演绎得水乳交融，滴水不漏，尽管前后反差巨大但转型过程却不落痕迹，水到渠成，并无任何矫揉造作。最后纽约谈判，成东青在美国人面前那一长段英文独白更是慷慨激昂，一气呵成，令人热血沸腾，是整部影片中最令人感动的桥段。

　　导演陈可辛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部励志片，一般观众和媒体也都这么认为。的确，三个年轻人，从一文不名到成为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公司老总，一次圈钱“30亿美金”，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成功学童话，是“美国梦”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版。《中国合伙人》的英文名称就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美国梦在中国)。什么是美国梦?就是“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成功”。我相信所有看过本片并渴望成功的年轻人，都会对成东青演讲时那句“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格言式结论印象深刻，心潮澎湃。

　　不过，如果观众从激情中冷静下来就会发现，“新梦想”的“中国版美国梦”最后所以能够梦想成真，其实是以美国梦的存在，或者在想象中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美国梦的召唤，没有成千上万渴望到美国实现梦想的年轻人，就不可能有“新梦想”(或“新梦想”的原型“新东方”)的成功。“新梦想”的成功是以美国的强大、繁荣和中心地位为前提的，没有美国，“新梦想”连梦都不知道怎么做。“新梦想”的梦想是依附于美国梦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美国梦是一棵大树，而“新梦想”就攀附在大树上的藤。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成东青、王阳、孟晓骏他们学的是葡萄牙语或斯瓦西里语之类的小语种，他们还能获得后来的成功?

　　“新梦想”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晚近三十多年来发展的缩影，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大地依赖美国资金、市场、技术，甚至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稳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其根源也正在于此。《中国合伙人》形象地诠释了目前中美之间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国版的美国梦”其实就是一种“中美国梦”。

　　不过，这种“中美国梦”之所以梦想成真，是以中国不断改变自己，向美国趋同为前提的，诚如孟晓骏所言：“中国在改变，但是你们一直没变”。1995年，好莱坞的《阿甘正传》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影片讲述了智商只有75的阿甘如何实现自己美国梦的故事。阿甘虽然是一个弱智青年，但他在母亲的熏陶、教育下，坚信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自强不息，上大学、从军报国、退役后艰苦创业，终于成功。但成东青、王阳、孟晓骏却是通过背弃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才获得成功的。成东青一开始被体制所接纳，但他在体制内却只能极为卑微地活着;王阳对体制是玩世不恭的;孟晓骏对体制干脆不屑一顾，他决心中断祖父、父亲留美后回来报效祖国的传统，“我这次出去就不回来了”。成东青被体制抛弃后创办“新梦想”，其起飞的基地就是一处残破、废弃的国营工厂。这一细节是意味深长的——没有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也就没有“中美国梦”放飞的空间。

　　正因为“中美国梦”严重依赖美国的繁荣与强大及其对中国的“友好”，所民族主义情绪是要不得的。《中国合伙人》通过一个桥段无情地嘲弄了1990年代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新梦想”总部立刻被成千上万的愤青包围了，在陈可辛的镜头里，这些示威的青年显得脆弱、非理性、疯狂而且残忍，他们的脸都因为仇恨而被扭曲，他们是一群忘恩负义之辈，昨天他们还在新梦想的课堂里大做其美国梦，把拿到赴美签证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今天又开始把他们的“留学教父”称为卖国贼。影片借成东青之口教训说：“你们和三十年前有什么区别，就知道窝里横!”并苦口婆心道：“去向那个打你的人学习，直到你变的比他更强。”

　　但“新梦想”铺就的道路真的能够使中国变的比美国更强吗?陈可辛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教英文其实是在教美国人的价值观”，“我也受过美国和美国价值观的教育，从小崇拜美国”。如果这样的话，那包围“新梦想”的青年就并不盲目，他们只是因为感到受骗而愤怒。而就“新梦想”的客观效果而言，它实际上是在铺一条可以快速通行的单行道，通过这条单行道，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大批流到了美国，其中许多人一去不返。

　　正是因为“新梦想”的成功是属于“中美国”的，所以成东青、王阳、孟晓骏感到，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成功并不能算是一种成功，只有获得美国的认证，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成功。诚如孟晓骏所言：“只有我们站在纽约证交所挥槌的那一刻，他们才能真正看到你，认可你，尊重你。”成东青所谓“攻陷美国”就是努力获得美国认可。他们果然成功了，成功后成东青所作的最让他们自己感动的一件事，就是向曾经羞辱、蔑视过孟晓骏的实验室捐一大笔钱，条件是这个实验室改名为“孟晓骏实验室”。那一刻，孟晓骏的眼睛里满是泪水，王阳和成东青的脸上则写满了欣慰。

　　看到这一段时，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为什么要捐钱给一个羞辱过自己的地方呢?为什么不以牙还牙，享受一下报复的快感呢?后来我明白了。孟晓骏虽然在美国被轻视，被羞辱，但他并不记恨美国，他认为自己被轻视的原因全在于自己。好像一个女人，被喜新厌旧的男友抛弃了，但她无法忘情于这个男人，从此她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让他后悔，她要证明自己是完全配得上他的——美国才是孟晓骏真正的梦中情人，才是“新梦想”的“梦想”。

　　一个可以做为对照的例子，是成东青也被自己的中国母校“燕京大学”羞辱过——他被开除了。但他成功以后，他并不想从母校那里讨回失去的尊严，也不想报复她，而是采取了完全无视的态度——无视。也许才是最大的轻蔑吧?

　　《中国合伙人》可以说是近年来长盛不衰的“资本浪漫主义文艺”的最新力作。“资本浪漫主义文艺”是笔者发明的一个词汇。如果说源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着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批判新兴资产阶级的罪恶的话，那么中国的“资本浪漫主义文艺”则倾向于把资本家或商人描绘成商业英雄、明星偶像，甚至是民族英雄，力图赋予了他们推动历史进步，挽救民族危亡的荣誉。

　　“资本浪漫主义文艺”首先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以晚清到民国的著名商人为原型，如《红顶商人胡雪岩》、《钱王》、《天下第一楼》、《白银谷》、《龙票》、《大宅门》、《大染坊》、《乔家大院》、《走西口》、《闯关东》、《新安家族》等。这些故事的主角投身于商界、实业界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发家致富，而是为了扶贫济困、造福乡里、兼济天下，甚至干脆就是为了振兴中华。

　　但是，“资本浪漫主义文艺”的大师们在重新讲述民族资产阶级的神话时，遭遇了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那就是近代以来的客观历史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无论是徽商、晋商，还是浙商、苏商，或者别的什么商，也无论他们如何精明强干、机关算尽、大义凛然，却都承担不了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命运。不仅如此，他们自己在国际垄断资本、买办资本以及官僚资本的重压下，一直也是处于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的状态。可以说，在揭示民族资产阶级宿命方面，茅盾的《子夜》是一座高峰，至今无人超越。待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一起，遵循“覆巢之下，宁有完卵”的铁律，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不愿落水当汉奸，也就破产的破产，逃难的逃难了，所以上述作品通常会有一个悲壮或者悲惨的结局。

　　《中国合伙人》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一代企业家。电影末尾处不仅展示了“新东方”三位合伙人的照片以向他们致敬，同时还展示了中国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柳传志，马云，王石，张朝阳、李开复等，表明影片讲述的是当代“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共同故事。这些民营企业家和他们晚清、民国的先辈不同，由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他们不必担心“1937年之劫”，但同样的，他们也没有那一代民营企业家要振兴中华的心理负担，他们无债一身轻，他们只要个人的成功，把美国梦搬到中国来做就可以了。

　　陈可辛是非常聪明的，他选择了“新东方”作为故事的原型。新东方没有侵吞国有资产，不是血汗工厂，又带有“先进文化”的光环，最容易为公众所接受，但这也无意中暴露了中国晚近三十年新兴起的民营经济所具有的依附性、买办性的一面：“新梦想”本质上是靠向美国的高校、企业提供培训服务来获得利润的。美国的繁荣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前提，美国是他们成功的模板，他们的成功需要获得美国的认证，最后，他们要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把他们的成功卖给美国——“中国版的美国梦”从中国开始做，最后在美国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终成“中美国梦”。

　　只是，今天在美国发展模式颓势已现，“1970年代之后，美国梦已经很难在美国发生了”(陈可辛语)，号称99%的美国人不再做梦而是去占领华尔街，美国为寻求出路重返亚太，对中国的围堵日亟的情况下，“中美国梦”还能做多久?

　　我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