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张爱玲：“战争废墟上的罂粟花”

★郭松民（笔名：常飞）

随着《色戒》的获奖和热映，原著者张爱玲又再次被人“重新发现”，成了舆论和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人物。

张爱玲是个什么人？“张爱玲热”为什么持续不断？有人知道、明白，也有人不太知道、不太明白。

欲望的张爱铃

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张爱铃就已经被“重新发现”一次了，1990年代至今，又出现了持续的“张爱铃热”——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和时代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从1970年代末开始，20世纪漫长的中国革命终于开始退潮了，与之相应的革命文化，也迅速地被边缘化了，缠绵哀怨的邓丽君取代了激昂雄壮的进行曲，人们厌倦了无休止的斗争，看淡了乌托邦理想，只想过自己“甜蜜的生活”了。而到了1990年代，延绵不绝的五四启蒙文化也忽然被打上了一个休止符，“被压抑的现代性”这时总算可以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来了。这种现代性规定了人的真实本质：欲望。性欲、消费欲、占有欲，无边无际的欲望，因此而兴奋、而颓废、而犯罪、而反抗、而改革、而开放，这一切又由于“现代”一词而合法，而可以被传承、实践。一切的故事都要以此为动力，才能被圆满地解释。

张爱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欲望的符号被顶礼膜拜的，因为她最擅长的就是表现个人是如何以现代性的欲望来反抗古典性的道德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的确，综观张爱玲的作品如《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连环套》等，整个来看描述的无非是偷情和姘居以及其中的绝望和痛苦。从张爱玲的视角看，“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王国维语）

叔本华说过，人生是痛苦的，其痛苦的根源乃在于欲望的不可餍足。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我们看到佟振保舍弃了他的“红玫瑰”王娇蕊，娶了“白玫瑰”孟烟鹂，结果忍受不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又在外面宿娼。其实，他娶了“红玫瑰”又怎么样呢？“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无法忍受的依然是无法逃避的日常生活，还是要渴望新鲜而强烈的高级刺激。但欲望总归是无法满足的，新鲜的会变得不新鲜，刺激的会变得不刺激，人无可挽回地要堕入到单调、平庸的深渊里去，于是欲望又总是和绝望、忧郁、焦灼、苍凉、惶惑等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的名句。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总是落落寡欢，他们的生命中流淌着永远不妥、不安、痛苦的旋涡，生命指向了虚无、渺茫、琐屑。《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主人公葛微龙看到的生命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眼前琐屑的小东西，她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生命在没有生气的死人世界里自顾自地走了，生命是痛苦的恒久，欢乐的虚无，个体的脆弱无奈，张爱玲因此感叹：“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这样的感叹的确拨动了许多陷于同样处境的当代人的心弦：除了追逐像海上女妖的歌声一样的欲望，当代人已经无法再证明自己了。

“品位”的张爱铃

张爱铃的热销，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消费主义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神话”被许多人所迷恋、所向往的双重背景下，她意外地满足了一些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好莱坞电影中“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人群和更多的物质上虽然还不够格，但精神上却提前中产阶级起来的人群对“中产阶级气质”的一种想象。

“张爱玲热”正是在这种想象的狂热中诞生的，如今我们已经难以分辨究竟是张爱玲其人及其作品恰到好处传达了这种想象的需要，还是这种需要为“张爱玲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公馆。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外曾祖父更可谓大名鼎鼎，乃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就知道的李鸿章。可以说她是地道的贵族后裔，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她的父亲是满清遗少，但她的母亲却是一个洋派的新式女子，几度与她的姑姑一起远赴法国留学。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又长在上海这样一座中国最西化的大城市里，张爱铃的血液里便与生俱来的流淌着精致生活的情调和怀旧的贵族气质，所以让人们一提起张爱玲，便会想到“华丽”和“苍凉”这一类的词藻，这构成了张爱铃作为文化符号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在上海滩是如何穿衣吃饭、看戏听曲的，这很容易在中产阶级的意义层面上引起人们的欣赏仿效。自我界定为是中产阶级的人，也常常会津津乐道她的作品的文字意向所带来的生活想象。此外，张爱玲自身的“贵族血统”和没落贵族的身世、体验凝聚成她真实与想象双重空间的贵族气质，她的作品中也常常自觉不自觉流露出对“上层社会”的华美与排场的艳羡与渴望。正如王安忆所论，在“张爱玲的樟脑丸气味底下还有一大堆旧衣服”。

这种怀旧的贵族气质正好迎合了当代人、主要是小资、白领们对于1930年代大上海的想象和对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生活的向往，张爱玲就这样成了成了一种时尚。大学生枕头边放一本《张爱玲文集》也是一道能够展示品位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在当代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中，依稀都能闻到张爱铃的气息，看到张爱铃的影子。

文学的张爱铃

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茅盾则落选，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事件后又披露于多家媒体，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张爱玲在座次评定中以“冷月情魔”的称谓位居第八。

此后，张爱铃的地位便越升越高，动辄被人和鲁迅相提并论。比如刘再复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说“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挑选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彷徨”；于青则在《张爱玲传》中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还有论者放言，作为小说家，张爱玲“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今天重读《金锁记》与《倾城之恋》，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名著之林，只有“谁能企及”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逊色”的问题。

应该承认张爱铃的确是很有才气的，但如傅雷所批评的，她的作品除《金锁记》写得成功外，其他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倾城之恋》与《金锁记》相比，已经低了一大截。傅雷认为，《倾城之恋》“勾勒得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倾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至于张爱玲的其它小说，如被收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花凋》、《封锁》、《桂花蒸阿小悲秋》、《留情》等等，没有一篇是上乘之作。所谓张爱玲的已达到了“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更像是“粉丝”的呓语，不能算是严肃的文学评论了。

张爱玲之所以能够在1943-1945年红透了上海，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的优秀作家或到到解放区或到大后方。被迫留在沦陷区的，有的忙于做地下工作，有的隐居，加之敌伪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柯灵语），上海成了“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傅雷语），然而这样一种状况却成就了张爱玲，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吊诡吧。

政治的张爱铃

“张爱铃热”的第一把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点燃的。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铃在其中占了41页，这也是张爱玲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夏志清评价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最为推崇的却不是被公认为是文学水平较高的《金锁记》，而是两篇带有明显反共色彩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他认为，《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说：“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

但这两篇小说却是张爱铃1952年到香港之后，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直接指导”写成的。麦氏后来颇为自得告诉他人：是我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当年曾经发表过《金锁记》的老作家柯灵曾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从新中国成立到她去香港之前短短的两、三年间，她写了一部中篇《小艾》和一部长篇《十八春》，其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了对新政权的拥护和对共产党的热爱，说是热衷于为政治服务也不为过。在《小艾》中，小艾和金槐最后结了婚，苦尽甘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十八春》中的主人公则说出了“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指解放区）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这样有觉悟的话。诸如此类的句子可谓比比皆是，让人感到不解的是，那些口口声声说张爱铃“远离时代与政治”的评论者，却偏偏对这两部小说绝口不提，不知究竟是为什么？

更让许多人料想不到的是，张爱铃在沦陷区的有些作品是公开歌颂日本的，比如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但当时“日本的文明”正天天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抗战胜利后，她又努力在作品里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在她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中，主人公意外地看到孙中山的遗像和两边挂着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便感叹“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个情节因为和整个故事没有任何逻辑联系，所以只能看作是一种政治表态。这样频繁地更换立场，也真有点难为她了。

“遗世独立”的张爱铃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国民党政府在豫湘桂战役遭到惨败，一溃千里，日寇在占领区加紧搜刮“战略物资”，人民连吃一口米饭都可以被当作“经济犯”处决，张爱铃对此没有过多注意，她在她的小说集《传奇》再版序言中，表达的是“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的热望和急切。

除了出名，她关心的另一件事就是她和文化汉奸胡兰成以及护士小周的三角爱情了。张爱铃对胡兰成是倾心爱恋的，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胡兰成是什么人呢？他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时的“十一人”之一，汪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胡兰成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发表在《中华日报》上的卖国社论，多出自胡氏手笔。汪精卫的卖国“三演讲”，以及后来的几次对日献媚宣言，也都有胡的参与。日本投降时，胡还向日本政府献策，不投降，打下去，还要日本将搜刮的金银秘密保存以谋东山再起。

张爱铃并不介意爱上一个汉奸，这说明她视自己的个人幸福重于国家民族的命运，看自己是一个女人超过了是一个中国人，她也不认为对自己的国家需要承担什么义务——这些在她的小说《色戒》里面也有很充分的表现。她虽然没有公开出任伪职，但却出入于汪伪政权三号汉奸周佛海的公馆。她在上海的汉奸小报上的喁喁情话，在客观上也成了“顺民文学”、“皇民文学”的一道风景，为日寇的暴虐统治装点了太平。

有人说这叫“遗世独立”，是一种风度。就算是这样吧，但在我看来，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遗世独立其实就是一种资敌、助敌行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既谈文，又论人，把“文”和“人”相统一。特别是在涉及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时，一点也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所以，尽管明末阮大铖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但因他降清却不齿于后人。以这个原则来看张爱铃，我们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易卜生说：“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你自己。”这像是在说张爱铃；唐德刚教授说：“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这也像是在说张爱铃。

结语

“张爱玲热”仍然在延烧之中，《色戒》的获奖和热映，无疑又为这种“热”浇了满满一勺油。无论是作为“纯文学”视野中的作家，抑或是“大众文化”的符号，张爱玲都有不少热烈的拥趸，他们用很多词来形容张爱铃和她的作品：温馨的凄楚、优裕的感伤、惨白的月亮，深浓的夜蓝色、高贵、恬静、绝望，还有用得最多最滥的华丽和苍凉，等等。但我觉得，所有的描绘和评价都不如著名评论家李子云女士的一句话说的到位：“好像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炫目却又象征着死亡。”